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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身生活之外有心生活，便该在物质世界之外有精神世界。过去人的心能与现代人的心相通，上下古今融成一个“大心”。这个大心能通天地，亘古今，而自存自在。天地没有心，人类可以帮它安上一个心。身有限，心无限。若单从物的一面讲，则空间有限，时间也有限。若转从心的一面讲，则成为空间无限，时间也无限。从物世界过渡到心世界，那是人人可能的。若能进入此心世界，此心自安自乐。如孝，也是一精神，“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一切道德仁义，也全从人类心里流出。仰不愧，俯不怍，只是一心，即是一精神界。中国文化向极注重“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的主要重心则在人的“心”。……一人之心可以影响转移到千万人之心。心转则时代亦然随而转。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及其文化理论，最注重者在此。
——《中国文化十二讲》
圣人便从平常人中来。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我心、你心，大家的心，都一样；三千年前人的心，三千年后人的心，还是这样。就因为在人心深处有一“性”。把此人心同然处表现到恰好之极的是圣人。圣人也只是由自己“天性”发展而来，并没有其他奇特。
——《中华文化十二讲》
相传达摩东来，只是面壁。一日，一僧慧可去看达摩，问如何得心安。达摩说：“将心来，与汝安。”慧可言下有悟，遂开此下数百年之禅宗。西来佛教之天下，一转而成为中国禅宗之天下。其实达摩之教，亦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慧可反身一问己心，因而大彻大悟。此一番现前真实教训，正与中国传统教育精神有合。
——《国史新论》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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