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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在历史上是否有原型?有哪些?

 找山东人 2017-11-18

  

小说塑造的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田小娥、白灵等一个个鲜活人物再次闪现出迷人的光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本《白鹿原》创作谈中,陈忠实打破“一般不解释作品人物”的规矩,将人物的原型娓娓道出。

  白鹿原就是白嘉轩这个人

  

“白嘉轩后来引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白鹿原》开篇第一句话,读者很熟悉。这是一个全知的叙述视角,人物的人生之谜一开始就撒给了读者。但最初陈忠实在白嘉轩之前还有三个字:“锅锅儿”。“锅锅儿”就是罗锅的意思,他被已沦为土匪的黑娃的兄弟拦腰一击打断腰杆后就佝偻了,因而有了这个绰号。陈忠实写了几页后觉得这样写不妥,担心会造成阅读的障碍,于是把这个绰号涂掉了,决定以白嘉轩的本色姓名亮相。

  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无疑是整部小说的灵魂人物。陈忠实在写初稿之前本想列个提纲,但在给白嘉轩写了一页半文字后就感到多此一举。众多人物的族谱关系、生死遭际早在他脑中生根,而当他落笔时,“整个世界删减到只剩下一个白鹿原,横在我眼前,也横在我心中;这个地理概念上的古老的原又具象为一个名为‘白嘉轩’的人。这个人就是这个原,这个原就是这个人”,“我要表述的是最后一位族长,依他坚守着的《乡约》所构建的心理结构和性格,面临着来自多种势力的挑战,经济实力相当却违背《乡约》精神的鹿子霖,是潜在的对手;依着叛逆天性的黑娃和依着生理本能基本要求的田小娥,是白嘉轩的心理判断绝对不能容忍的;以新的思想自觉反叛的兆鹏和他的女儿白灵,他却徒叹奈何……他倚重的白孝文的彻底堕落、彻底逸出,对他伤害最重,却撞不乱他的心理秩序”。

  

不过,最终让白嘉轩这个人活起来的还是陈忠实未曾见过的曾祖父。“个子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又端又直,从村子里走过去,那些在街巷里在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头去了。我听到这个对他描述的形象和细节,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激动和难以抑制的想象,此前我已经开始酝酿构想着的一位族长的尚属模糊平面的影像,顿时注入了活力也呈现出质感,一下子就在我构想的白鹿村的村巷、祠堂和自家门楼里踏出声响来;这个人的禀赋、气性,几乎在这一刻达到鼻息可感的生动和具体了。”故事由此开始孕育。

  依清朝举人原型创作朱先生

  尽管电影《白鹿原》中已不见“神算子”般的人物朱先生的踪影,却难以磨灭他特殊的文学形象与历史文化意义。在原著小说中,朱先生是一个灵魂人物,无论是白嘉轩还是白、鹿两家第二代,都深受其影响。“朱先生是这部长篇小说构思之初最早产生的一个人物。或者说,《白鹿原》的创作欲念刚刚萌生,第一个浮到我眼前的人物,便是朱先生。原因很简单也很自然,这是这部长篇小说比较多的男女人物中,惟一一个有比较完整的生活原型的人物。”

  

朱先生的生活原型姓牛,名兆濂,是科举制度废除前的清朝最末一茬中举的举人。“我的父亲是牛才子的崇拜者。”“我在尚未上学识字前就听到这个人的诸多传闻。”在传说中,他能预测丰收,有眼里通天的能力,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牛才子,从陈忠实童年开始就是一个记忆。牛兆濂是程朱理学关中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关中学派的创始者是张载,他那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同样融化在牛先生的生命里。

  而陈忠实到蓝田县档案馆,借到《蓝田县志》时,才发现这部县志是牛才子作为总编撰编写完成的,这部新中国成立前最后一部县志,也是牛才子谢世前最后一部作品。牛兆濂编写这部家乡县志的总体指导思想是严格、严密的史家笔法,他还在县志中常常添上自己的编者按。一个被神化了的牛才子剥除了神秘的虚幻的光环,一个活生生的牛才子由此才站在了陈忠实眼前。后来他又收集了一些牛才子的真实事件,比如他曾联合北方几位旧知识分子在上海一家发行量最大的报上发表抗日宣言,甚至身体力行要去前线抗战,走到潼关等待过黄河时被人强行拉回来。“民间传闻里的神秘神话色彩,已是荡然无存,一个铮铮铁骨的老知识分子,巍然如山立在我的眼前。”“我以牛先生为生活原型,创作了朱先生。”

  田小娥从“贞妇烈女”卷中跃现

  田小娥是《白鹿原》中最重要、最具特色的女性人物。回溯她的诞生,陈忠实回忆说,在翻看20多卷的《蓝田县志》时,他发现其中竟然有四五个卷本用来记录本县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贞妇烈女的事迹或名字。“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煎熬,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陈忠实说,“我感到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他随之又想到了民间传播的不少“酸黄菜”故事,以及幼年记忆里一位逃婚女性被刺刷抽击时的惨叫声……田小娥的形象就是这时浮上心头的。

  “这个人物的故事尚无影踪,田小娥这个名字也没有设定,但她就在这一瞬跃现在我的心里。我随之想到我在民间听到的不少荡妇的故事和笑话,虽然上不了县志,却以民间传播的形式跟县志上列排的榜样对抗着……这个后来被我取名田小娥的人物,竟然是这样完全始料不及地萌生了。”

  随着一个个人物的出现,关于“性”的命题凸显出来,这无疑是一个严峻的命题,尤其是对陈忠实自己而言。“尽管已经意识到关于性的严峻性在《白鹿原》的写作中将难以回避”,但陈忠实对是否一定要写性还是有不小的心理障碍,“读者对我的一般印象是比较严肃的作家,弄不好在将来某一日读到《白鹿原》时可能发出诘问,陈某怎么也写这种东西?”

  但随着《白鹿原》构思的深入,关于性描写这个命题似乎又很自然地得到了解决,“我很自然地把这个视角放大到整个意象里的白鹿原,和这个民族历史一样久远的地理上的白鹿原和正在构思的小说意象里的白鹿原。”

  写到田小娥之死后,陈忠实的写作进入到“虚实不分”的境界,以往放下笔后,只要到河边或山坡上散步,小说中的人物就淡去,可那段时间,《白鹿原》里的人物盘踞在作者的意识里继续做他们的事说他们的话。为了在休整时间里摆脱“原上的这些男人女人”,陈忠实找到两个办法,一是下棋,二是喝酒。“遗憾的是,我的棋艺没有多大进步,从不沾酒的我却落下了酒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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