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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文 第七十五 言旅獒马郑读獒曰豪今仍本字。 古人字多假借，某当读为某，其类弗可悉数。第以四子书证之。有以形相近而读者，素引之为索引。有以声相近而读者，既禀之为餼禀。有以形声俱相近，亲民之为新民。有形既不同，声亦各异，徒以其义当读作某者，命也之命，郑氏以为慢，程子以为怠是也。安国壁中书原有旅獒篇，马融、郑康成亲从讲习，知旅獒不得读以本字，故注书序马云作豪，酋豪也。郑云獒读曰豪。西戎无君名，强大有政者为酋豪，国人遣其酋豪来献见于周。盖从篇中文与义定之也。伪作此篇者止见书序有旅獒字，遂当以左传公嗾夫獒焉。尔雅狗四尺为獒之獒，若似马郑为不识字也者。窃惟马郑两大儒其理明义精之学，或不如后代而博物洽闻，迥非后代所能仿佛，岂并獒字亦不识乎？亦待之太薄矣。 按：书序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孔颖达疏，上旅是国名，下旅训为陈，二旅字同而义异。孔传所谓，因獒而陈道义是也。此从下文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例出。而蔡传竟解作国名，亦可谓字并不识矣。 又按：旅者陈也，因獒而陈道义，此自史臣所命篇名，非当日太保胸中有此二字以训戒王。二十八篇之书，有整取篇中字面以名，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之类。有割取篇中字面以名，如甘誓，牧誓之类，皆篇成以后事。今乃云太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分明是既有篇名，后按篇名以作书，故不觉无意漏出。或曰惟克商以下，书之本序，太保乃作云云，亦史臣为之辞耳。余曰然则召诰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不曾有召诰字。吕刑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不曾云作吕刑以诘四方。何独古文直骂题出论至此，而人犹未悟？则惟三国志注有一譬，曰若不见亮，正使刳心著地，与数斤肉相似。 又按国语仲尼在陈一篇，正旅獒之蓝本，但自昔武在（王）克商，至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皆孔子语。今割昔武王克商二句为序，以分同姓异姓入召公口中，亦所谓叙议错杂者也。国语指肃慎氏贡楛矢，肃慎内传称为周北土，书序为东夷，韦昭则曰东北夷之国。予案之其地，即今宁古塔，谓东者是也。今窜为西旅献獒，又所谓东西莫辨者矣。予留京师久，遇有从宁古塔来者，询其风土，云东去一千里曰混同江，江边有榆树松树，枝既枯堕入江为波浪所激荡，不知几何年化为石，可取以为箭簇，榆化者上，松次之。西南去六百里曰长白山，山颠之阴及黑松林遍生楛木，可取为矢，质坚而直不为燥湿所移。……。然则国语既凿可信，而窜为旅獒文者，何为也哉！ 阎谓 书序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孔颖达疏，上旅是国名，下旅训为陈，二旅字同而义异。孔传所谓，因獒而陈道义是也。此从下文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例出。而蔡传竟解作国名，亦可谓字并不识矣。 何按： 《序》：“西旅献獒”，《传》：“西旅远国贡大犬。”《序》：“太保作《旅獒》。”《传》：“召公陈戒。”《序》与《传》之叙述十分清楚，旅者西方之远国也，此处旅无陈义，若作陈，岂非题曰西陈献獒，古无“陈献”连词，今有“呈献”。故旅为国名。周在西，称西土之人，与周伐商之八国诸侯，蜀在西，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彭在西北，无旅，知旅在诸国以远，故称其西旅远国。 旅獒，《传》：“因獒而陈道义”。阎谓“此从下文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例出。”《旅巢命》亡，孔《传》解题：“陈威德以命巢。”此“旅”孔解作“陈”，而旅獒之旅，不必解作陈，如《金縢》、《盘庚》，命意自在其中，《旅獒》亦然。蔡释未必不通，阎讥蔡字并不识，过矣。 獒：马融读豪，谓酋豪，无征。《说文》：“豪，从力獒声”段注：“ 健也。健者、伉也。此豪杰真字。自假豪为之、而𠢕废矣。豪、豕鬛如笔管者。从力。敖声。读若豪。五牢切。按当乎刀切。” 《尔雅·释畜》：“狗四尺爲獒。”《左传·宣二年》：“公嗾夫獒焉。”《注》：“猛犬也。”《公羊传·宣六年》：“灵公有周狗，谓之獒。”征之故典，獒皆为犬，与豪无涉。 《山海经》有豪彘，《穆天子传》有豪马、豪羊等之称，且獒与豪，古虽从敖得声，但一从犬，一从力，义不同。《广韵》豪：胡刀切，匣母，豪韵。獒：五劳切，疑母，豪韵。二字皆平声，但义不同，读有差；《书》无豪字，以獒为豪，马、郑无据，亦想当然。 古人对边地民族首脑之称，常称酋长，酋豪，非独对旅国而然，如今有阿联酋，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古边地民族，非无君长，其首领亦有称谓，如单于、汗、可汗等。马融生活于东汉，理应知西域各国首脑有其称，周时西旅首脑何称，融虽不知，亦当有，所谓酋豪、酋长，汉称也。《书序》马未认其为伪。“西旅献獒”确有其事，照马郑之释，西旅献豪，献其酋长？献豪何为？其国之民献其国主以归周？以为殉？不知所云。 《书》：“太保作旅獒。”《孔传》：“召公陈戒。”即召公作《旅獒》以陈戒。颖达引《释诂》“旅，陈也”释“召公陈戒”，谓“上旅是国名，此旅训为陈，二旅字同而义异。” 上议旅不必训陈，此与《旅巢命》不同，此旅训陈，陈威德以命巢，然《旅獒》不能释为召公陈獒以训王。 阎谓：“安国壁中《书》原有《旅獒》篇，马融、郑康成亲从讲习，知旅獒不得读以本字。”壁《书》原有《旅獒》篇，的是。马、郑亲从讲习从何说起？孔安国西汉武帝间人，约公元前74年辞世，马融东汉人，公元79年生，二人生死之期相差150年，郑玄更晚，何能亲从安国讲习？且壁《书》自巫蛊祸起，惟藏秘府，只在民间传习，未闻马、郑亲从民间受《古文尚书》。马、郑等所注《古文尚书》，实杜林漆《书》，即伏生《书》古文写本。伏《书》无《旅獒》篇，马、郑除《书序》，未见《旅獒》正文一字，从何讲习？如何从篇中文与义定獒读豪，獒为酋豪？焉知“旅獒”不得读本字？ 《诗》、《书》篇名，成于何时，尚难定论，但不全定于孔子辑《诗》、《书》后。孔子而后，应当篇篇有名。《旅獒》序曰：“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复有“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厎贡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此与《书》其他小序略有区别，实有两序，第一序“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太简。“西旅”非人悉知，若无交割，人将不知所云，故史臣或辑《书》者对原序略作申述。前序为前人作，后辑者不便改，故将原序申之。安国作传，不能擅改，只能照录。 阎谓：“今乃云太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分明是既有篇名，后按篇名以作书，故不觉无意漏出。” 从上文看，无论何句，皆看不出先有篇题，后方作文。《金縢》序：“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此亦可说成“周公乃作《金縢》以明志。《微子之命》序：“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命微子启代殷后，作《微子之命》”亦可书为“作《微子之命》，以命微子。”其他各篇，亦复如此，何尝是命题作文？至于文之内容，并非与獒无涉，如“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异兽不育于国。”獒非犬乎？珍禽异兽一并及之，所谓举一隅而三隅反者。篇中无“獒”，说明召公非命题作文者也。 阎谓：“然则《召诰》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不曾有召诰字。”阎之所述，不知所本。《召诰》序为：“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惟颖达《疏》有：“召公于庶殷大作之时，乃以王命取币以赐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兴亡为戒。史述其事作《召诰》。”颖达《正义》，已在安国后七百余年，在成王后千有七百年，其文何能入《召诰》序文，阎述不伦不类。《尚书》篇各有序，篇殊序殊，何能划一？至于称作者，前引《金縢》序，指明“周公作《金縢》”，《多士》序：“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等，皆命题作文耶？ 阎谓：又按《国语·仲尼在陈》一篇，正《旅獒》之蓝本，但自昔武王（原作譌为在）克商，至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皆孔子语。今割昔武王克商二句为序，以分同姓异姓入召公口中，亦所谓叙议错杂者也。 《国语·鲁语》下：“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來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椟，如之。” “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未必不是孔子据《书序》而言，此篇之序，或早已著之史臣，或为孔子作，孔子何以不能引其语以答陈惠公问？正因为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才有楛矢之贡，旅獒之献。要证明此点须证明书小序非孔子作，亦非孔子之前人写。此还不够，还须证明《国语》成书在春秋时期，“仲尼在陈”不是后人伪托，《书》无“楛矢”，惟《书》小序有“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有“肃慎”之称，从《书》百篇之名及小《序》看，无他涉肃慎献楛矢之篇。若以小序为伪，则《国语》“仲尼在陈”与书毫不相干，不能用其证明《旅獒》之伪。仲尼在陈亦不见于《论语》、《孟子》及先秦诸子之文，“仲尼在陈”其文字不像录史更像小说，孔子语结尾“‘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椟，如之。”孔子在陈已经在孔子晚年，上距武王克商几六百年，此时已处春秋末期，周室东迁，五霸代兴，诸侯坐大，周已式微，号令不行，权威不再，百余年前，楚庄王已曾问鼎周室，一只楛矢，所值几何？即使当年曾赐陈，经六百年风霜，或化为尘土，或不知所终，还能寻之金椟？与“骨节专车”一样，同为后人编造故事，以神孔子无所不知。 至于以“克商二句”为序，以“同姓异姓”入召公之口，何以不能认为此是仲尼将序之言与召公之言并在一起说？仲尼回答惠公之问，其所知之一切皆可应用。如今人回答某问，将苏格拉底之说与卢梭之说并在一起以答，能断定涉苏格拉底某说与卢梭某说之作伪？ 魏人贾岱宗写了一篇《大狗赋》，魏晋间人傅玄写了《走狗赋》，傅玄（217—278）为魏、晋重臣，享年61岁或62岁，学问家、词赋家。贾岱宗生卒及身平不详。唐武德间欧阳询编《艺文类聚》，将傅排于贾之前，人们由此推定贾为元魏人；开元间徐坚编《初学记》，将贾排于傅前，贾有生于汉末之据。人们囿于阎若璩之说，信欧阳询而不信徐坚。咬定贾为元魏人，曹道衡先生持是论。 《大狗赋》：“余生处大魏之祚政，遭王路之未辟；进不得补过之功，退不得御国之册。帝曰畴咨，迸在朔易，越彼西旅，大犬是获。”从这一段，至少可以确定： ㈠据《艺文类聚》，贾可能为元魏人；据《初学记》，贾绝对为曹魏人。据《艺文类聚》不能确定贾必为元魏人。魏建于220年，终于264年，魏之祚政计45年。即使使岱宗后于傅玄后，即使生于黄初元年，至曹魏为晋禅代，贾亦45岁，完全有能力在魏时写一篇大狗赋。 ㈡《大狗赋》谓：“帝曰畴咨，迸（平）在朔易，越彼西旅，大犬是获。”“帝曰畴咨”《尧典》语，“平在朔易”者改正朔服色，改朝换代之谓也，魏代汉之谓也。“越彼西旅，大犬是获”者，用武王克商，西旅献獒，拜贺开国之典，以颂曹丕受献帝之禅造魏之功也！ ㈢照阎若璩说，汉、魏、晋间，《古文尚书》惟藏秘府，贾氏最多能读到《书》小序，小序之文，当时只能存在于马融与郑玄所注《书序》之中，马、郑之注“獒”读“豪”，义为“”“酋豪”或“豪酋”，绝无犬意。可见贾用獒之本义，用孔安国注，非马、郑之说。由是贾读过《古文尚书》及孔传，孔传《尚书》当时已在民间流传。 ㈣贾岱宗之“国籍”成了今《书》真伪关键之一。 ①公元386年，鲜卑人拓跋珪趁苻坚淝水战败之机，复其祖什翼犍之代国称王，旋改称魏，当时不过一小小军事集团，谈不上“平在朔易”，改正朔，易服色。更谈不上“越彼西旅，大犬是获。”西旅远国可能根本不知有（北）魏，即使知道，不仅关山重阻，且有多国横亘其间，想献也送达不了。即使拓拔宏迁魏于洛阳，那也是迁都而非开国，谈不上平在朔易，西旅贡犬。在汉人眼里，魏乃胡人所造之国，非正统，所谓严夷夏之别，从名字来看，贾岱宗为汉人，即使作文，即使求官心切，也不至如此谄媚。 ②《大狗赋》文末有“若乃蛮夷猾夏，列士异操，轻榇单集，人马衔枚，猛犬先觉，音声正摧。” “蛮夷猾夏”，《尚书·尧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传》：“猾，乱也。夏，华夏。”“蛮夷猾夏”即蛮夷扰乱乱夏，五胡十六国，不扰乱华夏乎？鲜卑不亦五胡之一胡乎？贾岱宗献此赋为向北魏皇帝求官，非“指着和尚骂秃驴”乎？贾岱宗要官不要命耶？ ㈤傅玄《走狗赋》也为庆贺晋受魏禅之作，“走狗”亦贡自西方，其文称犬曰：“统黔喙于秋方，君太素之内寓” 黔喙即黑嘴。《易·说卦》：“艮为黔喙之属。”《易·说卦传》：“艮为狗。”秋方即西方。《文选·张衡<东京赋>》：“飞云龙于春路，屯神虎于秋方。”薛综注：“秋方，西方也。”其文继称“既乃济卢泉，涉流沙。逾三光，跨大河。希代来贡，作珍皇家。” 傅玄为魏晋间人，按阎说，此时《古文尚书》惟藏于秘府，且无孔传。傅与贾同，只能读到马、郑所注之《书序》，獒读豪，即酋豪。然傅亦以西方远国贡疾犬，为晋受禅之征，远人来归之兆，实用《旅獒》之典。 《大狗赋》写于魏受汉禅之际，其时傅玄只有三四岁，贾已在作赋求官，贾生于傅前已为定论，故徐坚于《初学记》将贾列于傅前，是有道理的。傅玄在魏生活了四十五年，历经魏之兴灭，在晋生活仅十余年。 ㈥从上述，贾岱宗为汉魏间人，傅玄为魏晋间人，下距所谓梅赜献《书》至少相距数十年，绝对无缘睹其所献之《书》，两人皆用西方远国贡大犬以作开国之瑞，远人来归之征，即用《书·旅獒》之典，说明《书》由汉至魏，一直流传不绝。马融、郑玄以獒读豪，释为酋豪错于前，阎氏拾其牙慧，诋《书》为伪，错于后。 曹道衡先生在其文《读贾岱宗〈大狗赋〉兼论〈伪古文尚书〉流行北朝时间》认定贾岱宗为北魏人，《古文尚书》北齐以后才流传到北朝，非是。果如此，即令贾岱宗为北魏人，也读不到《古文尚书》。《古文尚书》要到南朝齐、梁以后才逐渐流行的说法同样是错误的。《史记三家注》刘宋裴駰《集解》，引《尚书》孔《传》之文，远大于其他诸家，说明刘宋时期，孔传《尚书》已广为流行，注书人绝不会大量引用尚不为人知之文献作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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