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一滴泪：土司秦良玉与万历、天启、崇祯三朝的崩溃

（作者说明：本文为上篇）

明史学者黄仁宇表达过一个著名观点，明朝是中国走向近现代体现内部困境最重要也最典型的阶段，既继承了过去1000多年封建王朝的累累积习，又影响以后四五百年转型困难的根源。对此表述可能一般会觉得这就是一家之言，只有深彻以“大历史”眼光透析前后因果，才能感叹体会，中国历史上的那些人、那些事为什么会这般发生。客观来说，今天对于秦良玉，在明朝近300年的滚滚洪流中实在不算一个特别突出的人物，但在官方“二十四史”中，她是唯一一个作为正式文臣武将单独列传的女人，也是唯一享有这样地位的女将军。

之所以选择回顾秦良玉，主要还是希望以她为焦点，勾勒明朝究竟如何走向末日的浮光掠影！笔者总以为，中国的历史故事为何总是那么充满悲剧色彩，对于一个有着特殊功绩的女人也就更加典型和突出了。秦良玉（1574年―1648年7月），字贞素，四川忠州（今重庆市忠县）人，作为一代著名女将，多数观点都认为她是汉族出任的女土司。秦良玉虽然骁勇，善于练兵，忠心明朝，然而处在内外交困的风口浪尖！除了早年参加过援助朝鲜抗击日本，算是光荣壮举，但她的作战却不算显著。她留下事迹的戎马征程，全部深陷明朝内部的冲突旋涡，在家乡同其他土司所率民族同胞厮杀，前往辽东又同满清厮杀，最后又与反抗腐败朝廷的起义军厮杀……她虽然一再得到表彰，可她的代价是丧夫、丧兄丧弟、最后丧子……真实历史的残酷和局限似乎注定秦良玉无法像花木兰、穆桂英这类虚构人物那样可以轻松地宣扬和美化，所以，她的一生也就越发让笔者觉得值得反思和感叹。

一、秦良玉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

以明朝流传下来的忠州《秦氏家乘》记录，当地秦氏家族可以追溯到元朝末年的秦安司、秦国龙、秦国宝父子，因平定当地土人首领覃向善而受职安抚使（秦国龙），不过这种私修家谱一般为尊者讳，除非有其他史实来源可以比对，否则可信度往往有限。

今天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关于活龙（今重庆市黔江区活龙坪镇）的《秦氏家谱》有记，“受唐崖司派遣，秦国龙曾出战石柱等地”。1973年修活龙医院时曾出土“唐崖长官司秦关克”印，今留存于湖北恩施博物馆。另外，秦安司次子秦国宝授黔江守御千户于册山。《秦氏家乘》载：“吾祖国宝居彭水县计义乡后因设所守御调拨计义乡改为栅山里”。而《黔江县志》记载：“黔江自宋、元以来，半没于夷，为龚、胡、秦、向四土豪所据。龚据水寨，胡据峡口，秦据册山，向据后坝。”那么《秦氏家乘》中的“栅山里”也就是“册山”。不过秦家当时应该并不是黔江守御千户，实际是霸占册山的一方土豪。这一背景可以参照洪武初期，大将蓝玉征云南，民间相传霸占黔江的四大豪族都遭到深重打击，此时，秦国宝后裔朝忠州咸丰一带迁移。而《秦氏家乘》就比较含蓄地说：“洪武七年其子良与弟恭以地僻山险民夷俗陋不堪奠居相与徙于忠丰之间而附籍焉”。此后秦氏子孙一直在忠州、咸丰一带生活，发展为世家大族。

由于土官的特殊性，秦良玉的身份颇令人猜疑。历史上一直有好几种意见，或属于土家族，甚至可能是出自土家大姓覃氏（覃与秦读音相同）。或者祖上是汉人，后来与土家族联姻，如秦良玉的公公马斗斛所娶夫人就是土家“覃氏”。更有一点，两湖苗族有习惯称土家族是汉人，这一习俗至今都存在。当然，过去还有推测秦良玉为苗族，不过这一观点目前基本被推翻。所以，笔者也倾向于秦良玉可能是土家族而被误认为是汉族（而她的夫家马千乘一家才是汉族）。

中国历史上的土司制度确实比较复杂，这是民族地区治理非常重要的背景。从明朝来说，的确有不少汉人出任土司，除了秦良玉夫家马氏外，秦良玉平定的播州土司（今贵州省遵义市）杨氏家族也是汉人。杨家祖上来自山西阳曲，据说唐僖宗为躲避黄巢义军入蜀的时候，杨端领兵赶走占据播州的南诏，受唐朝册封就属于羁縻性质，既成为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又相当于唐末割据的军阀藩镇。杨氏从此与当地部族联姻，经历宋元两代，播州杨氏虽然属于汉人，但从建立土司制度来说，即便不是少数民族，也必定和少数民族有相当亲密的渊源，否则这一职务就不会称为“土官”了。

明朝作为一个由汉人创立的王朝，土司制度却比蒙古元朝更兴盛，而在秦良玉之前已经有过女土司。如明朝初年迎傅友德、沐英入云南的楚雄武定府彝族女土司凤商胜，备粮千石，到昆明金马山（以滇池东西为方位，东面山称金马山，西面山为碧鸡山）迎接明朝大军。这种深明大义，为统一做出贡献的举动，朱元璋特赐商胜“金带一条，授中顺大夫、武定军民府土官知府”。传说凤氏在金马山以彝族最高礼仪，数里搭棚拦门敬酒，杀猪宰牛，大摆宴席，三日三夜，灯火通明，歌舞不绝。明朝拥有云南之后，朱元璋以“义子”功臣沐英镇守云南，扩建滇池，兴修水利造福各族百姓。后沐英的次子沐晟与大将张辅奉明成祖朱棣之命出征安南交趾有功，受赐征南大将军金印，以此为黔国公（民间称呼的沐王府）信物代代相传，而就如剑桥明代史评价：“历代黔国公是明朝唯一实际持续掌握着一省领土权力的功勋大臣”。

原本宣慰使一职出现于唐朝后期，属于军镇。元朝成立宣慰使司隶属于行省制度下，为管理州县的军政合一职务，在中原南方往往大量使用少数民族首领，形成所谓“土官”。比较容易被后人忽略的是，元朝本就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元朝任命其他部族官员时，并没有特别感觉或强调“土汉之分”。所以，土官的特殊反而是汉人建立明朝以后才感觉到有所区别，好比就体现在以“宣慰使”治理西部和南部的民族地区，所以《明史》专门设有一批“土司传”。可由于土司制度的复杂性，并非仅仅西南民族才有土司，明清两代大量西部和南部所有民族地区几乎都是层次不同的土司制度，西藏和西北无一例外都大量有土司存在。而明朝的西北塞外、漠北与辽东则情况不同，所以，明朝的土司制度较这些长期体现对抗的地区感觉实现了比较有效地管理，后来清朝雍正年间推行“改土归流”才会是民族地区治理的划时代事件。

二、石砫土司与白杆兵

石砫土司本来是属于秦良玉的丈夫马千乘一家。他们据说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人，以祖上的功绩而世袭石砫宣慰使，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土司，而石砫正与忠县东西相邻，石砫以下就是黔江、酉阳、秀山，历来是土家族和其他部族聚集的地方。

马援的后人自然应该是汉族，但即便拿马援来说，当年也是盘踞西北的河西豪强，有财有势，与窦融都是东汉著名的外戚。而河西地区的羌乱是东汉百年间西部和关中动荡的根源，同样，马援的著名后人马腾、马超父子，长年为西凉军阀，已经深受羌人的影响。那么，石砫马氏自认是马援后人，其家谱追溯最早迁居巴蜀的祖先是马援的第39代子孙马定虎。

马定虎，为南宋初年吴家军首领吴玠、吴璘兄弟的部将。吴家兄弟为今甘肃人，以在陕西境内抵抗金军南下立下赫赫战功，后迁入巴蜀镇守，成为南宋一朝响当当的军阀世家。马定虎正是随吴家军入蜀，后来平定川峡与荆湖交界（川峡指三峡一带，荆湖则为鄂西山区，是两宋时代专有的地理和行政概念）的民族部落，因功受封镇守石砫寨，这种军寨正是北宋对抗党项西夏时在陕西创立，吴家军以此沿袭下来。

据《明史》记载：“石砫，以石潼关、砫蒲关而名。后周置施州。唐改青江郡。宋末，置石砫安抚司。元改石砫军民府，寻仍为安抚司”。也就是说，“石砫寨”节制九溪十八峒施州大田所和南宾县（就是今天石柱县，五代前蜀后蜀时隶属于忠州），到宋末“石砫安抚司”已经具备土司的雏形。但当时石砫辖区也包括今天湖北恩施州的利川县，元末明初时期，由马克用迁到今石柱县悦来古城坝，洪武十四年才又迁到南宾城，就是今天石柱县城。宋元时期的石砫安抚司主要还是传统军事辖区，到明朝之后的石砫才是真正具有行政管理性质的土司。马氏土司，从明洪武八年(1375)授马克用宣抚使世袭开始，一直传了13代，至天启元年(1621)，秦良玉受职晋升宣慰使长达240多年（另外《清史稿》记载，四川的黎州也有马氏土司，也被认为是马援后人，据说是蜀汉大将马超族弟马岱的后裔。黎州为今雅安市汉源县，明清时代有不少彝族生活，黎州土司的马氏却已经认为属于彝族）。

万历年间的石砫土司为马斗斛，曾指派长子马千乘讨伐意图脱离的龙阳洞土司（今湖北利川鱼木寨）谭彦相获得一定威望。万历二十年（1592），马千乘与小两岁的秦良玉成婚。两年后，石砫矿场被查出亏空，马斗斛被流放戍边，之后不久马千乘也被收押，因其子马祥麟年幼，朝廷改任秦良玉代领夫职。这里涉及一个重要背景——明代的矿案。对于开发矿业，明朝自立国起就争议不断，几乎史不绝书。作为重要的经济来源，民间私自开矿的也相当多，朝廷也不可能实行有效管理。如四川、陕西许多山区的银矿，从明英宗时就有土豪劣绅组织人员私自开采，可见《明英宗实录》《明宪宗实录》的记载，明英宗正统末年就已经爆发过矿工叶宗留领导的起义。

另一方面，西南土司的矿场（银矿、铜矿）原则上朝廷官府并不直接干预，或者实际由官府掌握的并不多，土司的矿场也是不向明朝上交矿税的。可众所周知，万历年间进行三大征，耗费巨大，加上皇帝朱翊钧的为人相当抠门，朝廷不得不把收缴矿税作为重要的经济来源，制造了明史上影响很大的矿监税监案。最著名的就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织工葛成带头反对税监，打死参随六七人，烧毁税监驻地，可见《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一十七。可问题是，矿案的许多真相依然不清不楚，而皇帝在万历三十三年也基本停止派出矿监，但税监没有完全停止。事实上明末的辽东饷银仍然大部分还是来自收税的费用，所以中原江南百姓不堪其苦，最终酿成各路起义汇聚的轩然大波。

那么，再看马斗斛、马千乘的矿案，万历年间对西南土司的矿场是不是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收取矿税，导致查出马斗斛经营亏损？问责其“亏损”，显然表明朝廷对石砫土司矿场有相当的管理权限，而根据传统惯例，土司的矿场原则上并不需要上缴朝廷赋税，即便以“上贡”性质也不至于严格到查处亏损的地步。而马斗斛还被判处流放戍边，抑或马斗斛作为土司经营采矿的确有越界违规行为，触犯了朝廷；又或者万历年间权力甚大的矿监税使为了收缴矿场和赋税而诬陷马斗斛？至少今天普遍认为，后来马千乘被收押入狱就是出于矿监太监邱乘云的诬陷。

邱乘云以石砫有银矿为由，打着朝廷旗号下令凡居住在矿脉之上的百姓一个月内全部搬迁，官府不给予任何补偿。百姓十分恐慌和不满，纷纷向马千乘求告。马千乘与秦良玉商议，决定拿五千两白银送给邱乘云，请求勿扰百姓。邱乘云起初同意，但要求贿银再加一万两，当地官民又凑了一万两白银。不料消息走漏，邱乘云臭名远扬，难以下台，迁怒马千乘，便将一万五千两白银送往京城呈交明神宗朱翊钧，附密奏称：“石柱土司马千乘向奴婢行贿白银一万五千两，阻挠开矿。现将此银献与皇上，听候处置。”明神宗下诏将马千乘逮入大牢，听候查处。秦良玉四下奔波营救，可这个时期皇帝不见大臣，内阁只有首辅叶向高一人，刑部尚书和侍郎都缺人。秦良玉在京师四处疏通，毫无进展。马千乘在狱中一连关了三年连罪名也没有，后来患病死云阳（今重庆市云阳县）狱中。朝廷为了安抚石砫土司上下，因马千乘儿子马祥麟还小，就授予秦良玉接替宣慰使。

土司制度之所以特殊，首先就在于拥有较为独立的行政管理权限，类似于“自治权”，拥有地方军队和城寨堡垒，包括相应的基本官吏。而石砫最著名的就是“白杆兵”，秦良玉以善于选兵练兵著称，作为四川山区的乡民，当地人身材不算牛高马大。尽管史书描绘秦良玉的身材高大，据说达到一米八几，即便放在今天的女人堆里也是模特级身高了，但毕竟是特例，也可能有些夸张。白杆兵使用一种普通的白蜡树制成的长杆，上面有铁钩，下面有铁环，主要适合山区地形作战。从民众来源说，石砫土司兵实际以土家族为多，也有一定数量汉族。但客观来说，白杆兵并非一枝独秀，其实西南土司兵多数都骁勇善战，与之相邻的播州兵也并不含糊，而播州兵从来源说，以苗族和仡佬族为主，一样适应西南山区地形。所以，播州之乱成为万历三大征的最后一战，动用官军十多万，可见一斑。

三、秦良玉的石砫土司和播州之乱

在万历时代三大征中，秦良玉的石砫土司兵参加了两大战役——援助朝鲜抗日和平定播州土司。对于明朝来说，消耗国力最大的还是两次援助朝鲜抗击日本，明朝抽调多地兵力参加，第二次远征就有石砫土司马千乘、秦良玉夫妇，也就是白杆兵的第一战。

几乎在出征朝鲜（万历二十五年，1597）的同时，南面的播州（今贵州省遵义市）土司杨应龙发生作乱，北上袭扰合江、綦江等地，前后数年才被朝廷大军平定。从表面看，杨应龙似乎就是一个趁着官军远征，在背后忤逆作乱的大反派。可历史深处的真相并不会像史书定论的那么简单。

首先，杨家、覃家、马家几大家族都世代居于今天川黔楚湘数省交界的民族地区，祖辈互为联姻。杨应龙也娶土家族覃氏，其女就嫁给了马斗斛的次子马千驷。而马斗斛妻子也是覃氏，这一亲上加亲的关系，导致马斗斛的妻子覃氏比较偏爱次子马千驷，意图让马千驷将来取代其兄马千乘的世袭地位。因此，趁马千乘、秦良玉夫妇随朝廷出征朝鲜，马千驷配合外父杨应龙，綦江被轻易攻破，年仅十八岁的马千驷充当了杨应龙的内应（见李化龙的《平播全书·献俘疏》）。所以，史书记载秦良玉、马千乘参与朝廷大军围剿杨应龙，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单纯，石砫土司本身就有重要成员卷入了播州杨应龙的作乱行动。

其次，明朝的征讨内部也体现了矛盾。问题在于播州归属四川，但贵州巡抚却有一定节制管辖权。与之类似的水西土司属于贵州，同样四川巡抚也有一定节制管辖权，这也是后面彝族土司“奢安之乱”的背景。起初，贵州巡抚江东之派遣都司杨国柱领兵数千进剿失败，杨国柱和指挥李延栋等都战死被杀。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朝打败日本后，由任过巡抚辽东的李化龙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很得皇帝朱翊钧器重，出任总督湖广、川贵军务兼巡抚四川（明朝总督是临时设置的军职，和后来清朝镇守地方的大员性质不同），同时撤去四川、贵州巡抚谭希思和江东之，赐李化龙尚方宝剑。李化龙本是文职，经过辽东巡抚和兵部的锻炼，调派不少出征朝鲜的将领受命解决播州之乱，如刘綎、陈璘、吴广等，这就是万历第三大征。

但李化龙没多少军中资历，如刘綎、童元镇等并不服他（后来像袁崇焕、史可法这类文官想要带兵都面临这一问题，袁崇焕出一下策杀毛文龙立威，而史可法之所以守不住扬州，首要原因就是武将根本不听调派）。刘綎的确是猛将，其父刘显也是比较杰出的将领。何况之前刘綎已经立过许多功勋，两次出征朝鲜都有大功，获封都督同知，世袭千户的荣誉。刘綎受命四川总兵，要他配合李化龙进剿杨应龙。李化龙制定八路围剿计划，四川一省就有四路，毕竟当时播州归属四川。李化龙兼任四川巡抚坐镇重庆府，刘綎却拖延上任，甚至恃功要挟朝廷。李化龙授意言官弹劾，建议调他去南京任右府佥书，等于闲置，刘綎以辞职表示抗议。李化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又抛开陈见挽留，极力推荐，刘綎这才上任。而童元镇则对播州兵比较惧怕，行动拖拖拉拉。经过李化龙一番费力整肃，勉强八路人马才都出动，形成围攻态势。

第三，李化龙深知石砫土司在播州之乱中的双重作用。在马千乘和秦良玉回归后，为了杜绝石砫土司与播州土司联合，以朝廷名义下旨让石砫土司参与听调出征。马千乘带白杆兵3000人出击，秦良玉以500多人押运粮草跟从。李化龙部署八路进军，刘綎为主将，川东两路，刘綎自带官军攻打綦江要塞，吴广攻打合江，为两路主力。马千乘、秦良玉的土司兵出南川，冉驭龙出酉阳（亦称冉御龙，世代统治酉阳的汉族土司，冉氏祖宗据说来自山东邹县，南朝梁代时迁入巴蜀，最初是夔州，后封巴东郡公，隋朝末年乱世时就已经占据巴东地区。唐高祖李渊时期，已经封冉氏为招慰使，具有羁縻的性质。宋朝以后，酉阳一地以乌江为界分属东西两大家族，西部为冉氏，东部为白氏，酉阳当地少数民族主要为土家族和苗族混居，但明代史料中以“诸苗”为泛称，当地冉氏家谱和民间都称酉阳土司有过“赶苗拓业”的说法。也就是说，酉阳的冉白两大土司依靠土家族驱赶原本当地的苗族进入贵州和湖南湖北，包括冉白家族与湖南湘西土司的联姻，实现拓展酉阳土司对当地的控制，这一背景也侧面印证传统习俗里，两湖苗族往往认为土家族就是汉人的说法），总兵马孔英协同；还有一路副将曹希彬与宣抚奢世续出永宁（今四川泸州市叙永县），是彝族土司兵。有一次军中设宴，杨应龙前来突袭。马千乘、秦良玉力保李化龙主帅营寨，凭白杆兵奋力击退，后乘胜追击，接连攻破金筑、黄平、草塘等七个营寨（播州所辖几个安抚司，金筑为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广顺镇，亦称“金竹”当地盛产竹子，这里是过去著名的夜郎国所在，别称金筑夜郎国，正是明朝万历后期改土归流，更名广顺；把平寨司是贵州龙里卫要塞，今属于贵定县）。又协助酉阳官军攻取桑木关（今遵义市绥阳县东七公里处，是古代播州通往四川的要地），大破杨应龙军，秦良玉为南川路战功第一，深得李化龙欣赏。

第四，马杨两家渊源极深，马家内部存在次子马千驷意图夺取长子马千乘地位的问题，但播州杨应龙为何会走到作乱的地步？事实上，灾祸的肇始问题也不在杨应龙，完全是地方官府步步紧逼造成。如同马斗斛、马千乘父子的定罪来自朝廷矿监冤枉和陷害，杨应龙本来对明朝也很守规矩，万历十四年升都指挥使，进贡大批精美木材七十株，深受嘉奖，获赏飞鱼服，加骠骑将军衔。加上杨家盘踞播州长达数百年，威望之隆，根基之深，俨然是土皇帝，杨应龙应有尽有，何须要铤而走险？

根源在于贵州巡抚叶应熊很早就看中播州土司积累的财富，起初没有机会插手。等了许久，杨应龙发生了听信小妾田雌凤唆使，杀妻张氏及岳母满门的荒唐事。张氏的叔父张时照气急之下告发杨应龙意图谋反。叶应熊以为契机上奏杨应龙24款罪状，添油加醋，如对待百姓残酷暴虐，贪图享乐，花园宅邸等级比肩皇家，完全具备不轨意图云云。

这自然不是一件小事，而且又牵扯贵州和四川两省对播州的权责矛盾。受任的四川巡抚李化龙接到皇命与四川官员核查，他心存安抚，认为罪状并无多少属实。李化龙同时向朝廷说明杨应龙所辖播州兵有不少外调四川其他地方负责安防，希望朝廷大事化小或者暂时搁置。叶应熊好容易拿到杨应龙把柄，坚持查办，更认为四川官员有袒护嫌疑，还加了一条，建议朝廷免去播州土官，改任流官。

事态变得严重，杨应龙表示赴重庆府接受调查，万历二十年（1592），重庆三堂会审，出于上下压力，杨应龙被定为死罪。杨应龙打算交2万两赎罪，承诺派5000播州兵支援朝鲜战事，希望戴罪立功，跟着继续花4万两贿赂四川官员。朝鲜战事结束，四川官员撤换，派兵抓捕杨应龙，于是激起他抗命。当时四川巡抚王继光、总兵刘承嗣分三路出兵播州，行至娄山关，杨应龙以诈降打败官军，这就把对抗朝廷的事情基本坐实。但万历时期连年作战，朝廷对剿灭还是招抚争议不休，最后以招抚占据上风。万历二十三年，招抚使者到达松坎（今遵义市桐梓县松坎镇），杨应龙自缚双手向朝廷归案，推出黄元、阿羔、阿苗等12人来抵罪斩首于重庆，再缴纳4万两赔偿金。朝廷撤去杨应龙播州宣慰使职务，以长子杨朝栋接替，还让次子杨可栋羁押于重庆府綦江县做人质。

怎知事态再起变化。杨可栋到綦江短短一年病死牢狱，杨应龙向官府索要儿子尸体，官府害怕死因暴露，拒绝交出尸体（不说杨可栋是故意虐待致死，至少牢狱处境也比较糟糕），还催促交付赎金。丧子之痛，加上之前官府和播州已经矛盾尖锐，恰恰杨可栋的死彻底点燃了导火索。杨应龙也觉察到朝廷对播州有收回的意图，也早有防备之心。因此，播州之乱的酿成，首先是贵州方面针对和紧逼，但事态恶化则是杨应龙对四川贵州两地官府的敌视和报复。

杨应龙以杨可栋之死的名义攻破綦江城（万历二十七年，1599），这就是为何马千驷会为杨应龙充作内应的内在原因。杨应龙在綦江大肆报复，《綦江县志》说百姓“男女被杀死万计，被掳千余，童稚亦不得免……尸浮水东下……民间望王师如时雨”。然后是贵州巡抚江东之派出贵州都使杨国柱领3000兵马镇压，杨应龙诱敌深入，全歼黔军，至此杨应龙反叛罪名正式成立。

李化龙受命以后，集结川黔湖广约18万官军，土司军数万以及30万民夫。在重庆府誓师，东西南北兵分八路合围播州。如前所述，播州军大多数是苗族和仡佬族，再结合毗邻播州的酉阳“赶苗拓业”背景，播州之乱的深处还夹杂地方部族矛盾的因素。可以想见，明朝后期之所以不断在内耗中衰弱，实在夹杂多重背景，官民矛盾、朋党之争、制度弊端、文武矛盾、地方之争、民间冲突，层层叠叠，然后外部危机已经更加激化内部矛盾爆发，而朝廷官府对于这些矛盾的处置也完全乱了方寸，混乱不堪，甚至倒行逆施，一步步走向溃败根本是大势所趋，难以挽回了。

那么，在播州之乱中，秦良玉、马千乘为自证清白表现出“大义灭亲”，马千乘牺牲弟弟马千驷，义无反顾与明朝官府同呼吸共命运，也许，这也是他们夫妇为了保全自身家族地位的“大势所趋”。他们亲眼见到，随着播州杨氏的失败，其结局就是万历后期播州土司被消除，其地盘被川黔两省瓜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