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汇丰银行当年是如何逐渐掌控中国金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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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香港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中心，但金融汇兑仍需通过设在伦敦和印度孟买的几家英国银行和操控国际汇兑的大洋行来进行，这种现状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壮大的工业资产阶级所需。

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是这样说的：“目前在中国的银行，都只是一些总行设在英国或印度的银行的分行，它们成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经营这些国家与中国间的外汇业务；对于已经发展的范围广、种类多的香港本地贸易就难以应付了。因此，有必要设立一个在中国多数主要城市都有分行的，自己的银行”。

与此同时，时任香港总督的罗便臣（第五任总督，也是史上最年轻的香港总督），正打算把促进金融业的发展作为他任期内的一项重要职责。香港虽然已经有多家总行设在英国和印度的银行进驻，但如果能有一家总行设在本地的银行，则不仅可以适应急速增长的贸易需求，而且可以为港督殖民政府的公用事业出力。

三任香港总督罗便臣

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已经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新的经济中心。上海位于亚洲第一大河长江的入海口处，而且是中国北洋和南洋的天然地理分界线。从这里沿长江直上可达四川重庆，沿海路可南下港粤，北上辽东京畿，东达日本，它是巨大的长江流域和华中区贸易的集中地，又是整个东亚的分配要地。

西方列强早已将上海视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贸易往来也是日益频繁。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一家成立于中国的银行已经呼之欲出了。

1864年初，一位叫做托马斯·苏石兰（Sir Thomas Sutherland）的英国人正乘坐大英轮船公司的“马尼拉”号轮船，从香港驶往中国东南沿海的厦门、福州、汕头。苏石兰的身份是大英轮船公司在香港的代理人。乘船航行速度之慢，让旅途生活百无聊赖。恰好船上陈列着好多本《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上面一些关于银行业的介绍，深深吸引了苏石兰。

几个月以后，在与“渥太华”号邮轮的伊斯特利船长交谈中，苏石兰得到一个重要信息，一些在孟买的商人成立一家“中国皇家银行”，在印度招股2/3后，打算在中国招募余下的股份。时间就是金钱，在当晚苏石兰就写出了汇丰银行成立的计划书。第二天，他拿着这份计划书找到了香港著名律师波拉德，在波拉德的公关下，除怡和洋行外的香港著名商行（宝顺、琼记、大英、沙逊，德国禅臣等英、美、法、德共十四家洋行）都在计划书上签字，成为银行临时委员会的成员。

汇丰银行的这些发起人，无一例外都是在中国有着长期的活动，这也体现了19世纪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的新特点。在汇丰银行的发起书上有这样一段文字：

“在过去几年中，香港以及中国和日本通商口岸的内外贸易增加得这样迅速，使人们感到新增银行业务，已刻不容缓。

······目前在中国的外国银行，只是总行在英国或印度的分支机构，它们的目的，局限于本国和中国之间的汇兑活动，很难满足本地贸易的需要，而这种贸易和过去几年比较，已经变得这样的广泛和复杂。汇丰银行就是要弥补这个缺陷。它在这个上所要取得的地位，实际上犹如印度管区银行在印度或者澳大利亚银行在澳洲所处的地位。因此，预料这个企业的成功，这是完全有根据的。

中国境内其他外商兴办的本地企业兴隆旺盛的情形，清晰的表明这些公司已经获得了最优厚的利润，它们拥有本地利益集团的业主和股东，它们的支持，构成了获利的一个主要因素”。

事实上，资金雄厚的怡和洋行一直是汇丰银行最想拉拢的对象。但是怡和与宝顺之间的恩恩怨怨，让它不愿与宝顺为伍赞助汇丰银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怡和洋行掌握了当时利润十分巨大的远东国际汇兑业务，进入上海后，怡和洋行的银行部门包办了上海大部分的汇兑业务，汇丰银行的成立正是和怡和来争夺这块肥肉，怡和岂肯放弃，因此拒绝加入汇丰。

位于外滩27号的怡和洋行大楼

汇丰银行额定资本为500万银元，分四万股，每股125元。1864年7月开始招股，不到半年的时间，股款已经募足。1864年8月6日，汇丰银行召开了临时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根据苏石兰的提议，临时委员会的主席由宝顺洋行的孔莱担任。1865年初，银行完成了筹备工作。3月2日，临时委员会改组为董事局。1865年3月3日，汇丰银行（HSBC，Hong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正式开业，总部位于香港岛皇后大道中1号。

香港岛皇后大道中1号的汇丰总行

一个月之后，有着独立管理委员会的上海分行正式对外营业。1866年8月14日，正式取得了英国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香港行和上海行分别掌控着中国境内外的业务活动，直到1868年，上海的独立管理委员会消失。

1890年之前的在华国外银行中，总行都在本国，银行资本一般都以本国货币为单位，只有汇丰银行是惟一的一个总行设在中国、资本也以在中国通行的银元为单位的外国银行。

汇丰的成立，实际上是将所有列名参加发起的洋行的金融业务合并成一家专业的金融机构，结束了由这些商业机构兼营金融业务的时代。这些洋行既是汇丰的发起人，又是它的客户，彼此亲密无间，默契合作。

汇丰银行的全名本是香港上海银行有限公司，那么“汇丰”二字从何而来呢？原来，汇丰取自“汇款丰裕”的意思，当时汇丰银行以国际汇兑业务为主业，所以起名“汇丰”寓意汇兑业务昌盛繁荣，也算是投中国人所好。1881年，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为该行钞票题词，其中有“汇丰”两字。从此，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便都称之为汇丰银行。然而，汇丰银行的英文缩写HSBC，仍然是香港上海银行有限公司的缩写（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曾纪泽

汇丰银行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1866年的全球金融恐慌。19世纪60年代，由于美国内战的爆发，美国棉花的出口受阻，这使用惯了美棉的英国纺织业主们转向印度购买棉花。印棉价格一夜之间暴涨，

在孟买和加尔各答的棉花市场中，到处是英国投机商浮动的身影。棉业的投机带动了金融投机，一些金库中空空如也的“皮包银行”纷纷成立。但是，短时间的金融泡沫随着美国内战结束而破裂。伦敦首当其冲，很多的银行、贴现公司倒闭，这股风潮迅速席卷到了远东地区，印度和上海的银行业重新洗牌，汇丰就是经受住这场金融风暴生存下来的银行之一。

作为一家新成立的银行，汇丰给远东的金融市场带来了新的气象。它一改过去只注重国际汇兑而忽视存款的风气，上上下下齐抓存款，而且细大不捐。汇丰开业后，就开始积极争取发行钞票的权力。到19世纪70年代，发钞权进一步扩大，仅以1874年2月对上海四大发钞银行（汇丰、麦加利、有利、丽如）的统计为例，在实发的350万元钞票中，汇丰占了51%之多。

通过吸收存款和发行钞票这两项举措，汇丰手中握有巨额的流资，家底的殷实，让汇丰有了更大的能力去参与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发起人苏石兰在回到英国时，已经成为大英轮船公司的总经理，而后还担任了董事会主席，还兼任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董事，成为英国海上航运业的领袖人物。

汇丰的早期发展远非一帆风顺，19世纪70年代，欧洲大陆爆发了普法战争，中国的丝茶出口量锐减，中国国内连遭旱涝灾害，进口需求也是大大降低。对外贸易一度限于停滞。而汇丰的一些投资活动，受到经济萧条的影响成了甩不掉的大包袱。1874年，汇丰的股价大幅下跌，年终不但没有分红，反而将历年积攒下的100万准备金全部透支。1875年，主要发起人琼记洋行的破产，使汇丰更加步履维艰。

1877年，36岁的杰克逊成为汇丰总经理，这是汇丰发展历史上最大的转折点。杰克逊1841年出生在英国阿尔马郡，青年时代就投身于银行业，最初在爱尔兰银行中担任很不起眼的小职员。1864年，加入阿加剌银行，并派往香港。1866年8月，加盟汇丰，并出任上海分行的会计师，1868年主理汉口汇丰的事务，之后又被派往日本横滨担任分行经理。杰克逊年轻敢干，使汇丰在日本的业务蒸蒸日上。1874年，他返回香港，出任副总经理。而后，临危受命，出任总经理。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国际贸易形式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中国的经济日益被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中。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大大缩短了欧亚之间二度贸易航程，伦敦和上海之间开通的电报让讯息的传递可以实现朝发夕至，英国商人在本土就可轻易控制在上海的贸易局面。这样，订货贸易取代了延续近一个世纪的自存自销的贸易形式。中国贸易逆差的扩大，成为外国银行掌握中国拆息行市的一个基本条件。19世纪70年代开始，外国银行对中国钱庄形成了比较经常的拆放关系。杰克逊正是从这一业务入手，迅速扭转了汇丰的颓势。

19世纪50年代，因太平天国阻隔了中国南北金融流通，清政府筹饷困难，遂开始向列强举债。汇丰的第一笔政治借款，是1874年提供的福建台防借款，这也是清政府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借款。而在左宗棠西征阿古柏叛乱中，汇丰银行又先后三次向其提供借款。由于大量的借款，加深了清政府对汇丰银行的依赖。随后的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清政府更是向汇丰大量举借外债。民国初年袁世凯对“五国银行团”的善后大借款，每年也是由各地汇入汇丰银行等五家银行。

杰克逊上台后，极力改善汇丰银行与怡和洋行之间的关系。1877年，两家最有实力的英资财团终于联手，怡和洋行的大班凯瑟克加入了汇丰董事局。1895年，怡和与汇丰签订协议，双方同意在各国争夺中国市场的新阶段中，采取一种稳定但仍然不带有契约性的合作方针。

双方更为紧密的合作是在1898年共同组建了“中英银公司”，怡和的代表是凯瑟克，汇丰的代表是伦敦分行经理嘉莫伦。这个公司后来改组为“中华铁路有限公司”，专门针对中国进行筑路借款，怡和洋行负责承包修建铁路、供应机车及铁路附属设施，财务上由汇丰银行负责。相继对沪宁、广九、沪杭甬、粤汉、京赣、以及津浦南段等铁路借款。

通过这些借款，英国控制了这些铁路沿线的大部分地区，操纵了这些地区的原材料和矿产资源。进入20世纪后，汇丰银行的实业放款已经广泛延伸到了面粉、机械、皮革、化学、五金等众多工业部门。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汇丰银行还掌管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账户，其存款包括办公费用、罚款和没收款项、船舶吨位税、以及各种手续费和其他特殊款项。汇丰银行从1916年起，取得了代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收存保管中国内债的权利，中国政府要想使用抵债后的盐税、关税必须要经过它的同意。汇丰在推动中国与国际银行团的合作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英国外交大臣曾表示：“汇丰银行是第一个进入这个领域的银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目前的国际合作，因此必须对汇丰银行所取得的特殊地位予以重视”。

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汇丰吸收的华人存款，大多集中在商界。从80年代之后，汇丰开始将吸收存款的潜在客户定位在了中国社会的两极。

一方面伸向那些豪绅大吏，从晚清的王公大臣，民国后的军阀官员，争先恐后地把贪污赃款和克扣来的军饷存入信誉很好的汇丰银行。

另一方面，伸向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1881年4月19日，汇丰在上海成立了储蓄部，接受的存款从最低1元起，年利率为3.5%。储蓄业务的开办让百姓得到了实惠，也进一步扩大了汇丰的影响力。

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汇丰银行的业务迅速膨胀，在中国的中心城市、口岸城市设立了营业场所。继1865年，在大陆的第一家分行在上海成立后，1866年，汇丰银行在汉口、福州、宁波、汕头设立代理处。随后，汇丰银行又陆续在多个城市设立分行，分别是1873年在厦门，1876年在烟台，1879年在九江，1880年在北海和广州，1881年在天津，1889年在北京，1892年在营口（牛庄），1894年在镇江。

进入20世纪后，汇丰银行又陆续于1912年在青岛，1915年在哈尔滨，1917年在沈阳（奉天），1922年在大连设立了分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时任经理摩尔斯多次与英国驻重庆大使馆联系，商议在渝开设分行的事宜，1943年在重庆设立了分行，业务主要是给英国政府军事代表和文官代表开立存款帐户。

重庆分行虽然业务一般，但对于汇丰意义重大，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延续了汇丰的香火，摩尔斯已经着眼于战后的复业。抗日战争后，汇丰经过判断时局，又在南京买了大块地皮，准备建立分行，扶植蒋介石政府，但尚未建设，南京就解放了。

截止到1932年，汇丰银行的存款余额高达9.3亿港币，接近中国各行存款数量的一半。当年中国采取银本位制，金银兑换率变动极大，汇丰银行设有电报间，每日从世界各大都市拍来行情密报，消息异常灵通。经理清早到行，先到电报间查阅密电，了解世界各地会对行情，再根据上海市场的需要，于每个营业日的上午九点半挂出当日的外汇牌价，成为黄金买卖和一些进出口货物行市的依据。

1935年以后，外汇牌价名义上由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挂牌公布，但实际上仍受汇丰银行的支配和操纵。至此，汇丰银行的势力达到了一个巅峰，成为半半封建时代中国的财政总管。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汇丰银行在华的业务一落千丈。香港总行被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接管，1943年1月13日，英国枢密院下令汇丰总行迁设伦敦。

总结汇丰银行诞生至此的发展历程，汇丰和当时在华拥有特殊地位的英国官方势力紧密结合起来，很快成为“大中华”地区金融资本之霸主，并成为大英帝国插在清朝身上吸血的管道，对于英国从中国进行金融掠夺，中国逐渐陷入积贫积弱的深渊，立下了永载史册的“汗马功劳”。

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融资机构是汇丰；第一次运用近代化后勤体制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左宗棠远征新疆，其“大总管”胡雪岩虽出身中国旧银号，但筹措资金的最大头却来自汇丰；“同治中兴”、筹办洋务、建设北洋舰队、筹措甲午战争军费，同样少不了汇丰的影子；辛丑条约清廷向八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托收银行的第一家就是汇丰；辛丑后清廷力图重振，向英、德、法、俄四国大举借债，承办行是汇丰；清朝覆灭，民国“善后大借款”，承办行同样是汇丰。

自咸丰三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中国总税务司一直由英国人把持，汇丰成了总税务司的“御用银行”，并借此自民国五年（1916年）起获得首存保管全部中国内债的权利，仅此一项就足以笑傲同侪，旱涝保收了。当时上海大型企业中最有效益的是英资企业，其中三大洋行（怡和、太古、沙逊）和四大托拉斯（颐中、亚细亚、卜内门、中国肥皂）都是汇丰的“老关系户”，彼此互相依存，共同支撑在中国的市场垄断地位。

 由于地位特殊，财源滚滚，汇丰的地下金库里存满了黄金、白银，每天早上9点半汇丰挂出的外汇牌价，是全中国各种金融、投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基准价格。民国二十一年是中国所谓“黄金十年”的顶点，这一年汇丰在华存款余额高达9.3亿港元，占全中国当时所有商业银行存款余额总数的近50%，可谓威风十足。

 综上所述，在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在上海，上海的金融中心在汇丰。汇丰银行树立起了外资银行在近代中国的一面旗帜，是当之无愧的金融帝国。

著名经济史学家汪敬虞在其所著《19世纪外国在华金融活动中的银行与洋行》中提到，“19世纪外国在华金融活动的形势，可以用两句话加以概括，一是在整个外国的金融活动中，英国居于主导的地位；一是在英国的金融活动中，汇丰银行居于主导的地位”。当时的上海英文报纸为它捧场道：“在东方的全体企业中，无论在发展的速度方面、在成就的可靠方面、在基础的稳固方面、在前景的美妙方面，很少有几家能赶上汇丰银行。”“它的成功，在银行史上是空前的。”

二战结束后，各地在华分行复业，但此时的世界格局中，英国的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汇丰曾经的辉煌也是一去不复返了。新中国成立后，汇丰在中国的许多分行先后停业，只有上海、天津、北京、汕头等继续营业，但业务实际已经限于停顿。最终，汇丰银行与新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将全部资产、房产转交中国政府。

汇丰上海分行旧址：

1865年4月，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上海开埠后，外滩的土地变得寸土寸金，汇丰银行只能租用今外滩中山东一路19号的汇中饭店作为营业用房，规模并不大。1874年，因业务量增大，原有楼房已满足不了银行的需求，汇丰以6万两银元的价格购买了位于海关南侧，今中山东一路12号（与福州路交口处）原西人俱乐部的草坪和空地，不久就建造了一座三层的楼房。

建筑高二层，一层的入口建有半圆弧形门廊，有四根爱奥尼克柱支撑，二层有宽大的阳台，可供休憩和商谈。二层窗户上方排列着三角形和半圆形的山花，窗樘的造型带有明显的英伦痕迹。在19世纪70年代的外滩，汇丰银行算得上是一座精美的建筑。19世纪末，为了扩大使用面积，汇丰银行对入口处做了一些改动，把圆形的门面改成了矩形，上方的阳台面积也进一步扩大。

进入20世纪，汇丰银行已经在旧中国金融领域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海分行作为汇丰在大陆的管辖行，是资金调度的枢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了彰显自身的实力，汇丰银行早就有对原建筑进行翻建的打算，但由于一战的原因，计划暂时中止。直到1921年，工程才得以恢复。

汇丰银行买下了南边的外滩10号美丰银行，外滩11号的别发洋行的地皮，拆除了自己的建筑，共斥资1000万元（相当于当时外滩所有建筑物造价总和的一半以上），在原址上兴建了一座七层高雄踞上海滩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大楼。

这座建筑由公和洋行的设计师凯德纳设计，德罗洋行承建，占地9438平米，建筑面积23415平米，历时两年时间完工。1923年落成时，被英国人自夸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华贵的建筑”，它也是外滩第一座由正统欧洲设计师所设计的建筑。

6月23日的落成典礼上，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均来道贺，包括当时控制上海华界的军阀何丰林。该行总董蓝恩在典礼上，发表了一篇侮辱中国的演说：

“深信中国将来有希望，商务必发达。今日中国政治及社会情形虽多可悲，致受外人之干涉，倘至必要时，则外国虽以武力为后盾亦无不可。盖非此不足以恢复中国之秩序，且为大多数受害之中国人所欢迎。鄙人深信今日可憾之情形，惟有各国可救济”。

过了不到一百年，中英之间的关系几乎颠倒过来：一个年迈的老佛爷，一个等不到继位的太子，一个瞻前顾后的（前）中堂，一支衰败的海军，一个没落的帝国，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乱党伺机分裂。一百年前说的是是大清，如今则是大英。

在今天的上海外滩，汇丰银行大楼依然是占地最多、门面最宽、气势最壮观的建筑。仍然值得好好参观一下，当年鼎盛的大英帝国在中国留下的建筑珍品。

建筑比例严整，中央对称，采用纵横三段式的建筑形式。建筑由位于中央的穹顶统率整体，巨大的穹顶是钢结构的，所用材料是从英国定制的。穹顶上下两层，四面均有券门，并以柱式及山墙装饰，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

建筑横向的三部分，两端采用“实”的处理，中段采用“虚”的处理，由六根巨大的科林斯巨柱贯通三层，中间的柱子是双柱排列。纵向的三部分，下面的入口由三座恢弘的石砌拱门组成，六扇大门精致庄重，门厅是八角形，中间有三个铜铸转门。

门口蹲着两只雄狮，开口吼叫的那只叫做“史蒂芬”，是为了纪念曾经的汇丰经理史蒂芬，另一只闭口的名为“施迪”，是为了纪念时任上海分行的经理施迪。据说汇丰为了显示其独一无二性，在英国铸就后就毁掉了模具。汇丰还仿制了另外两对，分别于1935年安放在香港皇后大道1号汇丰大楼前，2001年安放在伦敦汇丰总部大楼门前。上海的这对铜狮现收藏于上海历史博物馆。

大楼底层和二层由银行使用，上面四层出租给其他洋行使用，顶部有一座二层高小塔楼，是会议室、餐厅、休息室。大楼内有两个营业厅，一个在地层中央，高二层，这是专门接待外国人的营业厅。底层西南角有一个小营业厅，是专为华人使用。

建筑内部的处理采用古典主义风格，装饰极尽奢华，大厅内的柱子、护壁、地坪、台阶都采用大理石贴面，屋顶部是藻井式天花板。大厅墙沿及暗角都装有暖气设备和冷排风系统，使用的设备居远东银行界之冠。

法国卢浮宫艺术总监曾称：“目前世界上仅发现了6根直径1米，高6米的完整大理石柱，2根在卢浮宫，其余4根支撑着汇丰银行底层的天棚”。

建筑穹顶的下方和立柱之间装饰以三组壁画，是汇丰银行大楼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位于穹顶中心的是太阳神图案，象征着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外圈第二层是12星座图，个个风格独具，形态鲜活，环绕着太阳在宇宙间运行，第三层是汇丰银行各分行所在地的城市：上海、香港、伦敦、巴黎、纽约、曼谷、东京、加尔各答。图案分别以各处分行的建筑物为背景，并分别以自由女神等8位天神为象征，展示了汇丰银行在全球的业务发展与资本扩张。上海的画面背景是汇丰和海关大楼，主体是航海女神，还有象征长江和海洋女神的上海商旗。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租界，汇丰银行被日军接管。抗日战争结束后，又重新复业。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汇丰银行迁到圆明园路兰心大楼内办公，成为经营中国政府指定的外汇业务的银行之一。现在，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行址迁到浦东大道一号。除二战中，暂停在沪业务外，汇丰在上海的历史已经有150余年。

汇丰银行原址大楼在新中国成立后两次易主。1955年，上海市政府迁入办公，这座建筑一度被称为市府大楼。在政府使用的时间里，许多人认为壁画觉得不符合政府形象，要将其毁掉。这时，有人提议那样太费事情，不如拿东西挡上，于是，就用石膏把它覆盖起来。1995年市政府从这里迁出。

1997年，通过置换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迁入这里办公。浦发向英国有关方面索取了当年的资料，在回传的内容中，惊奇的发现了这些壁画。于是，在进行装修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拆开了那封闭了几十年的石膏外壳，“世纪壁画”重见天日，当时称为轰动上海滩一时的大事。如今，上海汇丰银行旧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