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魏晋诗文

耽读斋 2017-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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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诗文

鹏鸣

建安诗文

公元一九六年，曹操奉汉献帝移都许昌，改元“建安”，于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重建统一大业。同时，他不断招纳才士，在北方形成一个文学中心。建安年代并包括其后若干年的文学创作，习惯上就称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既延续了东汉中后期文学发展的方向，同时也在特定的条件下，使渐进的演变过程呈现为显著的转折，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转变时期。

这种转变的大背景，正如前面所说的，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变化，在士人中引起一股思想解放和重视个体价值的思潮，从而使文学表现出作家从自身立场出发的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对美与理想的追求。而当时的社会，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和接连不断的饥荒、瘟疫，人口大量丧亡（其中包括社会上层人士），到处是令人惨不忍睹的破败景象。“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曹操《蒿里行》），这在作家的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个人的存在失去了外在的精神支柱，因此，人们在感时伤乱的同时，也更强烈地感受到人生短暂的悲哀。但是，以曹操为首的建安文学家，又多是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他们有着力挽狂澜的雄心和自信，并且把建立不朽的功业视为短暂生命的延续。这种感情也在他们的创作中充分表现出来。忧时伤乱、悲叹人生短暂、渴望不朽的功业，都是非常强烈、十分浓重的感情，三者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建安文学具有异乎寻常的感染力。前人称建安文学“悲凉慷慨”，刘勰《文心雕龙》也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些都说得很中肯。

这种悲凉慷慨的感情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过去，文人的文学创作集中于辞赋。东汉后期出现文人诗歌开始兴起的苗头，但尚不足以动摇辞赋的主导地位。到了建安时期，辞赋领域中抒情的小赋取代了体物的大赋。但是，对于上述悲凉慷慨、深厚浓重的感情，不要说体物的大赋，就是抒情小赋也不能承担恰当地表现它的任务。因为，抒情小赋所创造的也是由铺陈、渲染而形成的美，而慷慨悲凉的感情则要求在表现上由感情的凝聚而形成的力度。可以说，没有一篇抒情小赋是具有慷慨悲凉之气的。因而，文人创作的中心，就从辞赋转移到诗歌，形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歌的创作高潮，并从此奠定了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

建安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加以发展、改造。就继承方面来说，从汉乐府民歌中兴起的五言诗形式，被建安诗人普遍使用，加以发展，并成为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最基本的形式。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对文人诗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且，采用乐府诗题，沿袭乐府民歌中常见题材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的文人诗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就发展和改造方面来说，首先，过去作为诗歌主体的乐府民歌，是一种社会性的集体创作。它们由某些无名作者最初写成以后，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加以改造，很少能表现出作者的个性特征。而建安时代，就不大有作品无署名的现象。这些与作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作品，常常也和作者个人的特殊经历、情感和独特的审美爱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促使诗歌向风格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其次，汉乐府民歌中叙事诗为数较多，因为带有故事趣味的作品容易为普通民众接受，得到广泛流传。而建安文人诗绝大多数是抒情之作，即使采用乐府诗题，也很少具有故事性。再次，过去作为文人文学之主体的辞赋的某些特点，也被带到诗歌领域中来。辞赋最显著的特点是语言华丽，而乐府民歌一向是朴实无华的。建安诗人中，不乏作赋的名家，王粲、曹植就是突出的代表。他们的诗，也明显带有华丽的倾向。而且，在辞赋中较早就被大量运用的骈偶手段，在诗歌领域内，也是由他们率先使用的。这些骈偶（即对仗）诗句，还显示出有意锤炼的痕迹。总之，建安文人的诗既受了乐府民歌的影响，同时开始向文人化的精致华美转变。这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开端。曹丕说“诗赋欲丽”，正反映了当时普遍的文学观念。不过，建安诗歌虽有趋向华丽的一面，但并没有过分使用典雅深奥的书面语言，也没有过分的繁缛、铺张，以致文句松弛，妨碍情感的表达。一般说来，作品的语言仍然是明朗、浅显、紧凑而富有力度感的。

曹氏父子

曹操和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既是建安时代政治的中枢，又是文坛的领袖。他们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吸引了许多文人，开创了一代文学风气。其中曹植在政治上最终遭到失败，但在文学上却取得最大的成就。他的诗歌创作，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方向。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有《魏武帝集》。父亲曹嵩是得宠宦官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曹操也凭借着家庭的势力，年满二十即举孝廉为郎，步入官场。在汉末大乱中自聚兵马，建立了可以抗衡群雄的军事力量。建安元年，受封为丞相。继而于官渡一战击败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袁绍，逐步统一并实际统治了北部中国。曹丕代汉建立魏朝后，追尊他为武帝。

曹操的家庭具有某种特殊性。作为宦官的曹腾和作为宦官养子的曹嵩，原来的出身无疑是很微贱的。而汉末宦官擅权的形势，却使他们显赫一时。但是，这种家庭原本并没有什么高贵的血统作为凭依，加上时代风气的影响，所以曹操很少受传统伦理观念和价值标准的束缚。在政治上，他重视实效，而蔑视烦琐的礼仪与虚饰的道德，所以崇尚形名之学，以严刑峻法来保障自己统治措施的贯彻实行。在日常生活中，他却很随便。史书记载，曹操生性机警，为人通脱。所谓“通脱”，就是无所拘泥、固执，个性和感情能够率真地表现出来。他的文学创作，也同样反映了他的思想和性格。

曹操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他的现存作品，都是曾经配乐演唱的乐府歌辞，从音乐分类上说，以《相和歌》为主。过去，文人写作乐府歌辞，大抵限于祭祀仪式上用的《郊庙歌》一类。至于《相和歌》，则主要产生于民间。虽然在宫廷和官僚的宴会上，常以此作为娱乐，但上层的文士，是不屑于亲自写作的。东汉后期虽有蔡邕等人留下少量的歌辞，但只是个别的情况。曹操对这种民间文艺形式的爱好，表明他并没有受到上层社会的偏见与习惯的束缚，而更重视利用民歌形式来满足自己的抒情需要。这可能与他的家庭也有某种关系。其祖父曹腾，曾为黄门从官及小黄门。而宫廷中所需的音乐等娱乐，就是由黄门这个官署执掌的。所以曹操具有很高的音乐修养，并且一生对音乐保持了浓厚的兴趣。由于他的影响，曹丕、曹植及其他建安诗人，也写作了相当数量的乐府诗。可以说，在把作为民间文学形式的乐府诗改造为文人文学重要形式的过程中，曹操起了关键作用。

正因曹操的乐府诗脱胎于汉乐府民歌，所以其中有些作品并不是写自己的经历，而是沿用民歌中常见的题材。比如《却东西门行》，抒发了征夫长期从军征战、思念故乡的悲哀，《善哉行》“自惜身薄祜”一篇，以代言的形式，描绘了孤儿的痛苦。另外，像《苦寒行》，虽然可能与曹操的某一次具体的军事活动有关，却是用了士兵的口吻来写的。“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所表现的当然不会是主帅曹操的生活，而是士兵劳苦思家的情绪。这些诗明显继承了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的传统，以同情的态度，表现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情感。

民歌反映现实，一般来说眼界比较狭小，对于重大的政治事件，则很少涉及。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而又心怀雄图的曹操，其眼界要广阔得多。他的诗，像《薤露》、《蒿里行》等，就是直接反映汉末重大历史事件的，这就突破了民歌的传统。下面是《蒿里行》：“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总共八十个字，概括了关东各州郡首领合兵讨伐董卓，然而由于人人心怀异图，导致战事失败，继而袁绍、袁术兄弟一则谋图废立皇帝、一则自立为皇帝，以致战祸连年，百姓大批死亡的事实，犹如一幅历史画卷。语言简洁，气魄宏大，感情深郁，在乐府诗中是前所未有的。

那些抒发人生情感、表达政治抱负的作品，具有更鲜明的个性特点。比如《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是一篇用于宴会的歌辞。全诗由两个相互联系的主题组成：一是感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一是渴慕贤才，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实现重建天下的雄心。正是因为生命短暂，它才弥足珍贵；追求不朽的功业，不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感，而且是为了使个人有限的生命获得崇高的价值。从“人生几何”发唱，以“天下归心”收结，诗中流动着一片悲凉慷慨、深沉而雄壮的情调，这正代表着建安诗歌最为感人的一面。

此外，《步出夏门行》也是一篇格调相近的杰作。诗的第一章（《观沧海》）描绘大海的壮阔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正是诗人胸怀的象征。第四章（《龟虽寿》）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四句，抒发了英雄之志，给人以奋发之感。这首和《短歌行》都是四言诗。《诗经》之后，四言诗已经衰微，曹操的诗是难得的优秀作品。

游仙诗在曹操的作品中也占有一定比例，内容大抵是感叹人生无常，幻想长生。这些诗艺术成就不高。其中《秋胡行》“晨上散关山”一篇，虚构了一个遇仙而追随不得的情节，表现人生惆怅之感，意境颇为美好。只是现存诗篇错讹较多，有些地方已无法读懂。

曹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乱世英雄，审美情趣也和一般文人不同。他的诗绝少华美辞藻，结构也不很精细，喜从大处落笔，语言古朴，气势宏伟，内涵厚重，抒发感情往往悲凉慷慨，跌宕起伏，显示出鲜明的个性色彩。乐府歌辞从他开始，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曹丕，字子桓，曹操次子。他依靠父亲打下的基础，代汉做了皇帝，国号魏。曹丕博学多识，勤于著述，对文学创作也很重视。他的诗作中乐府歌辞与古诗约各一半。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沿用民歌题材，善于写游子思乡、思妇怀远之情。语言也明显带有民歌的特点，通俗流畅，不过比一般民歌略显得精致。抒发感情，以委婉细致见长。五言体中，《杂诗》二首风格与《古诗十九首》略近，文辞清绮，语浅情长。七言《燕歌行》二首尤为著名，今录其二：“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首诗利用了七言诗的长处，音节和谐舒缓，描摹细致生动，感情缠绵动人，语言清新流丽，取得了多种效果的统一，成功地表现了一位妇女在不眠的秋夜怀念丈夫的情态，既不脱离民歌的精神，又有自己的创造。汉代张衡的《四愁诗》，尚留有骚体的痕迹，语言也比较质朴。与之相比，《燕歌行》显得更加成熟和优美，因而在七言诗史上是一个新的标志。

曹氏父子三人，以曹丕的诗歌风格与民歌最相近。但他也有一些风格不同的诗。如《饮马长城窟行》、《黎阳作》、《至广陵于马上作》诸篇，记叙军旅生活，虽不如曹操的诗那样苍凉悲壮，但也颇有气势。《至广陵于马上作》的前半部分：“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可以说气度不凡，可惜后半部分重沓疲弱，不能相称。另一类记宴游的诗，如《芙蓉池作》、《于玄武陡作》等，则与曹植的诗一样倾向于华丽。这些都显示了建安文人诗脱离民歌风格的一面。

曹植，字子建，曹丕弟；曾封为陈王，死后谥“思”，故世称陈思王；有《曹子建集》。在建安作家中，他是留存作品最多、对当世及后代文学影响最大、后人评价最高的一个。曹植自幼聪明，才华出众，一度受到曹操的偏爱，因此引起他和曹丕围绕继承权的一场明争暗夺。最终，由于曹植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所需的成熟与老练，而归于失败。曹操死后，曹植受到曹丕的严厉迫害，他名为王侯，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获咎，如同囚徒。明帝曹叡继位后，曹植的处境有所改善，但仍然得不到信任，空怀壮志，无从施展，终于郁郁而死。

曹植的生活和创作，可以公元二二0年曹丕称帝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其前后期的作品，内容与风格均有明显不同。曹植早年处于连年动乱之中，目睹了社会所遭到的巨大破坏，这必然给他的前期作品带来深刻影响。虽然他的直接描绘社会乱离的诗歌只保存了《送应氏》和《泰山梁甫行》二篇，仍然值得重视。其中《送应氏》尤为出色：“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曾为东汉都城的洛阳，一度繁华无比，经董卓之乱，成为废墟。此诗由皇宫而民居，从城市到乡村，逐步开展，描绘出一派萧瑟凄凉的景象。洛阳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点。作者对洛阳的凭吊，实际包含了对整个社会、整个汉末历史的哀伤，内涵非常深厚。

在曹植前期作品中，更多地抒写了个人的志趣与抱负。如《白马篇》，虽是游侠题材，诗中那一位英勇少年，实际也是作者自我的化身。“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表达了作者对壮丽人生的追求。《 篇》则直抒胸臆：“驾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俯视上路人，势利唯是谋。”“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呈现出一片豪迈气概。这些诗大多情调开朗，富于进取精神，同时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

此外，因为曹植前期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与曹丕一起，以贵公子的身份与曹操属下的文人交往，所以也写下不少记叙宴游及唱和赠答之作，如《公宴》、《侍太子坐》、《斗鸡》等，大抵情调平和，辞采华丽，很有些贵族气。这一类作品曹丕、王粲等也有，而以曹植为突出。这种诗当然很少具有深刻的内涵，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反映了建安时代诗歌题材不断扩大，更多地反映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反映了随着文人文学集团的出现，诗歌的娱乐性与社交功能更加明显了。曹植后期，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作品的内容与风格发生显著变化。那种雍容华贵的诗作极少再出现，一些表达不甘闲置、要求施展才能的愿望的作品，也不像早期之作那样豪迈自信，而是显得深沉悲凉。更多的作品，集中抒写了对个人命运的失望，和对曹丕政治集团的怨恨。这些诗文中，充满受压迫的痛苦，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以及预感生命将在屈辱与碌碌无为中消耗、失去其应有价值而产生的悲哀。

这里有的作品是用比兴、象征的手法写成的，曲折地反映了内心的不平与哀怨。如《美女篇》，形式模仿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但主旨改变了。诗中逐一铺写女主人公的美丽、高贵之后，这样结束：“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透露了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痛苦。又如《吁嗟篇》，以蓬草为风所吹，四处飘荡的形象，象征自己屡被迁徙，不能与亲人相聚的命运，表达“愿与根荄连”的愿望。另有一些作品，则用激切的语言表现内心的愤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赠白马王彪》。这首诗作于黄初四年（ 223年），当时诸王循例入朝，曹彰暴死京城，曹植与曹彪返回封地，途中又被强令分道而行。全诗分七章，感情丰富复杂。旅途的艰辛，骨肉分离的悲伤，对人生的失望，对曹丕不敢明言的愤恨，对监视者的诅咒，兄弟之间强作豁达的慰勉，层出迭现，真切感人。

在曹植后期的诗中，还出现一种从根本上对人生表示怀疑、否定的倾向。这是因为他既不能放弃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又看不到现实矛盾有任何解决的可能。《赠白马王彪》末章说：“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

天命可疑，神仙虚妄，人寿不永，现实世界只是一片黑暗。本来，建安文学具有一种开朗亢奋的基调。但这种基调是建立在对追求人生价值的自信的基础上的，当严酷的权力斗争破坏了这种自信以后，诗歌的格调就随之改变。由此开启了正始文学的风气。但从根本上说，曹植早期诗歌的激昂之气与后期诗歌的悲哀情调，有其相通之处。正是因为建安文人对于自由意志和生命的价值有着热烈的追求，当这一追求受到抑制时，他们的悲哀才如此强烈。从这一点来理解正始文学，也是同样道理。

曹植前后期的诗篇，在内容上虽有上述明显的不同，但都感情充沛，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尤其重要的是，通过他一生的创作实践，他把文人的艺术修养、文人文学的传统与乐府民歌的特点结合了起来，既吸取了民歌的长处，又改变了民歌单纯朴素的面貌。《诗品》评他的诗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黄侃《诗品讲疏》又加上“不离闾里歌谣之质”，曹植的诗歌确实兼具这两个方面。具体地说，以下五点很值得注意：

第一，曹植现存诗作中，乐府诗占有近半数。但这些诗基本上都不是配乐演唱的。刘勰《文心雕龙》谓之“无召伶人，事谢弦管”。这是乐府歌辞文人化的明显标志。

第二，和建安时代其他诗人一样，曹植也写了不少沿用民歌题材，模仿民歌风格的诗。但他并不是单纯地模仿，而是加以适当改造，有时结合骚体的象征手法，在那些游子思妇的形象中注入纯属于个人的思想感情。前面提及的《美女篇》、《吁嗟篇》，以及《七哀》和《杂诗》中的几篇，都是如此。如《杂诗》之四：“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

这里把《九歌》中所谓“美人迟暮”的哀怨与汉乐府民歌的风格相结合，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和对有限生命的惋惜，浅显而雅丽。较之曹丕比较单纯地模仿民歌的《燕歌行》一类，更富于个性，内涵也更为曲折丰富，耐人寻味。

第三，曹植诗的结构大多颇为精致，很少平铺直叙。特别是开头，常常以几句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渲染出特定的气氛，笼罩全篇。如《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二句，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了作者心境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七哀》“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二句，以迷蒙恍惚的景象，奠定了全诗哀怨的基调。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这虽然是从民歌的比兴句学来，但它在全诗中的作用比通常的比兴句重要得多，效果也更为强烈。

第四，“诗赋欲丽”是建安文学的普遍现象，而以曹植最为突出，对后人的影响最大。与民间乐府不同，他的诗往往有鲜明的色泽，并已较多使用书面语，讲求华美、工整和刻画的细致。只是并不显得深奥。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仗的运用。建安以前，辞赋乃至散文都已明显趋向骈偶化，但在诗歌中，还没有人有意识地运用这一修辞手段。建安时代，曹植、王粲作为辞赋的高手，开始将它引进诗歌写作中来，曹丕等人偶尔也有尝试。和对仗同时出现的，是炼字的现象。像曹植的诗句“凝霜依玉除，清风飘飞阁”（《赠丁仪》），“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侍太子坐》），“秋兰被长坂，朱华冒渌池”（《公宴》），其中的动词都经过精心锤炼，以求得到警醒的效果。这样的诗句在他的作品中虽然占比例不大，但在以后的文人诗中，却是越来越普遍。

第五，建安文人诗中，开始有较多的自然景物描写，曹植也是主要的代表。这同样是在汉代民间乐府中很难见到，并对后代文人诗影响很大的现象。下面是《公宴》中的一节：“清夜游西园，飞差相追随。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渌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神飙接丹毂，轻辇随风移。”

以上是曹植在其诗歌创作中把文人文学与民间乐府结合起来的五个主要之点。他在这方面的突出成就，使他在建安乃至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

曹植现存的辞赋，包括残佚的在内，有三十多篇，可见他于此用力甚勤。这些作品可以说代表了建安辞赋的转变。其特点，一是篇幅短小，没有汉代流行的长篇巨制；二是题材广泛，各种内容都有。其中《鹞雀赋》用对话形式写一个动物寓言，是赋作中很少见的；三是抒情性强，与作者的生活、思想关系密切；四是语言华丽而流畅，没有堆砌辞藻的弊病。

《洛神赋》是曹植的代表作。内容虚构自己在洛水遇神女的故事。前人对此篇的寓意，猜测很多，但都无法确实证明。在曹植以前，陈琳、王粲、杨修都写过《神女赋》，都是模仿旧传宋玉所作《神女赋》、《高唐赋》，可见这一题材在当时很流行。曹植的《洛神赋》也是这一风气下的产物。恐怕他只是假托一个神话人物，把世俗的男女之情升华到诗意的完美形态。比较前人所作，《洛神赋》更多地渲染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意缱绻却又因人神殊途而无法交接的惆怅哀怨，避免了这一类作品中常见的掩盖在神话色彩之下的粗俗暗示，格调高雅，感情真切，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对神女容貌、情态的刻画，非常细致生动，前所未有。如开头一节：“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

这里用了一连串最为美好、灵动的形象来比喻神女，华丽的语言中充满生气，给读者以充分的美感上的满足。

建安诸子中的主要诗人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述当世文人，特别标举了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称为“七子”。七人都是建安时代重要的文学家。其中除孔融的情况较为特别，其余六人都依附于曹操。他们与曹丕、曹植兄弟有密切的文学交往，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在其他一些杰出作者的参与下，共同开创了建安文学的兴盛局面。

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年轻时避乱荆州多年，后归曹操。他出身世家，少有才名，锐意进取，然生当乱世，羁留他乡，故作品多感时伤事，自悲不遇。其诗、文、辞赋均有成就，前人常将其与曹植并称，刘勰《文心雕龙》则誉之为“七子之冠冕”。诗歌的代表作有《七哀》二首，第一首作于从关中到荆州时，记下了战祸的惨况：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诗中将个人的不幸与社会的不幸、民众的苦难结合起来。“路有饥妇人”一节，采用乐府民歌的手法，以具体而典型的情节，刻画出乱离的惨状，尤其感人。末四句以渴望明主作结，使诗意深入一层。《七哀》之二作于荆州，写漂泊之中思乡怀归的心情，主要通过写景来衬托内心的孤独与苦闷，汲取了辞赋的长处。王粲诗的某些特点与曹植相似，如喜用对仗，辞采华丽。《七哀》之二的写景部分，基本上都是对仗的。

从写作时间来说，他运用这一修辞手段还早于曹植。《杂诗》中“曲池扬素波，列树敷丹荣”，“幽兰吐芳烈，芙蓉发红晖”之类的诗句，可以明显看出追求华美的倾向。

王粲当时即以擅长辞赋著称，作品也多，但是大都只存片断。完整的只有《登楼赋》，是在荆州登麦城城楼所作，写羁旅之愁与怀才不遇的悲哀，与《七哀》之二内容相似。其篇幅短小，语言精美，多用骈句，写景与抒情结合紧密，是魏晋时期辞赋转变阶段中的代表作之一。散文中较好的作品，有代刘表所作的《与袁谭书》以及《难钟荀太平论》等。

刘桢，字公干，东平宁阳（今山东守阳县）人。在当时以五言诗著名，所作语言简洁，注重气势。钟嵘《诗品》称赞他的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这是因为这些诗多抒发个人情怀，而表现出高远的志趣。如《赠从弟》三首之二：“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木性。”

陈琳，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宝应）人。阮瑀，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他们都曾为曹操掌管书记，当时军国书檄，多出于二人手笔。他们也擅乐府诗。陈琳有《饮马长城窟行》，以对话形式，写秦代筑长城者家破人亡之苦；阮瑀有《驾出北郭门行》，写一个孤儿为后母虐待，在亲母坟前啼哭哀思的故事。二篇均模仿汉乐府民歌，语言也很朴素。这种故事性很强的乐府诗，在建安时代已经不多见了。阮瑀另外有几篇风格不同而颇值得注意的诗，如一首佚题之作：“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尘。虽称百龄寿，孰能应此身。犹获婴凶祸，流落恒苦辛。”又如《七哀》：“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这些都是从普遍的意义来写人生的可悲，认为不幸是生命的最终结局，思想和曹植后期的诗有些相似。这显然也是正始文学的先导。尤其是阮瑀之子阮籍的诗，多有“忧生之嗟”（《文选》李善注语），与其父不无关系。

七子中的徐干在当时以赋见称，但作品流传者少，倒是保存在《玉台新咏》中的《室思》诗较为有名。应玚的诗以现存的几篇而论，较少特色。七子之外，杨修、吴质、丁仪、缪袭、繁钦等，在当时均有文名，但也都少有作品存世。其中繁钦的《定情》诗，以一连串排比句写女子对情人的挚爱和期待，显然受到民歌的影响。

建安诸子以外的诗人

通常所言建安文学，主要是指曹氏父子和他们周围文人的创作。但此外还有一些作者，是应当注意的。

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的女儿蔡琰，字文姬，是一位杰出的女诗人。她从小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在文学、音乐等各方面均有较高修养。汉末军阀混战中，被董卓的军队掳走，后流落到南匈奴，滞留十二年，生有二子。曹操与蔡邕为旧交，遂出资将她赎回，重嫁董祀。今传署名为她所作的诗有三篇：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各一篇，骚体《胡笳十八拍》一篇。三篇的真伪问题都有争议。一般认为五言《悲愤诗》确为蔡琰之作，《胡笳十八拍》系后人伪托。

五言《悲愤诗》记述了她从遭掳入胡直到被赎回国的经历，将纪事、抒情、议论密切结合，写出时代的动乱，胡兵的残暴，民众的悲惨遭遇和个人不幸的命运。犹如一幅血泪绘成的历史画卷，以强烈的感情，真实的笔触，反映出那一可惊可怖可痛可泣的社会情状，令读者不能不为之感动。如记述董卓军队掳掠平民的一节：“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且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这里有高度的概括，也有细致的描写，深刻有力，触目惊心。又如记述自己与亲儿永别，准备回国的一节：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一面是久别的故国，一面是亲生骨肉，不能两全。这种选择，确实令人肝肠寸断。孩子一连串的责问，使诗中的感情气氛显得无比沉重。从写作特点来说，这首诗结构严谨，剪裁精当，语言具有高度的表现力，足以代表当时五言诗的发展水平。

正始诗文

正始是魏废帝曹芳的年号，但习惯上所说的“正始文学”，还包括正始以后直到西晋立国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创作。正始时期著名的文人，有所谓“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夏侯玄。他们的主要成就在哲学方面。后者又称“竹林七贤”，指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人。其中阮籍、嵇康的诗歌成就最高。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阮瑀之子，有《阮嗣宗集》。他博览群籍，尤好老、庄。为人狂放不羁，任情自适，鄙弃礼法。正始年间曾任尚书郎、大将军曹爽参军，二次均以病免归。司马懿执政，召其为太傅府从事中郎，以后相继为司马师、司马昭的僚属。晚年做过步兵校尉，故世人又称之为“阮步兵”。阮籍年轻时“有济世之志”（《晋书》本传），自视很高，世人对他也很器重。曹爽、司马懿请他去做幕僚，就是一种借招纳名流以扩大自己声望的手段。但随着司马氏篡权图谋的显露，政治风云日趋险恶，阮籍只能放弃了往日的雄心。他的处境十分艰难。他对司马氏集团的行为极为不满，但不仅不能公开反对，而且身为司马家的幕僚，被卷入政治旋涡而无法摆脱。所以他只能用醉酒佯狂来躲避矛盾，一方面可以少做违心之事，多少维护了个人的意志，另一方面又不致引起猜疑而导致杀身之祸。但这对英锐高傲、思想警敏、个性强烈的阮籍来说，是痛苦不堪的生活。

阮籍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咏怀诗》，其中五言诗八十二首，四言诗十三首。前者尤为著名，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这些诗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生活态度，尤其是对于人生问题的反复思考。只是，由于处境的危险，他只能用隐蔽的象征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用笔曲折，含蕴隐约。所以钟嵘《诗品》说他“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颇多感慨之辞，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不过，尽管《咏怀诗》所牵涉的具体的人物事件已无法探求，但并不是说这些诗是无法理解的。尤其是其中许多篇，虽是从现实感受出发，却又往往超脱具体事实，推广为人生的根本问题，诗中所包含的哲理、所抒发的感情，仍然可以追索、体味。首先，《咏怀诗》中显然有一部分忧愤伤时之作。如第三首：“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前人多以为此诗暗喻魏晋之际的政治状况，表现正直之士难以自保的忧患，大约是不错的。此外，凭吊战国魏都遗址的第三十一首，诗中“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云云，表面是怀古，真意却在于讽今。

还有一些诗，表现了作者不甘碌碌无闻，渴望建功立业的愿望。如第三十九首“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云云，流露出同建安文学一样的慷慨激昂之气。只是这一类作品在《咏怀诗》中为数甚少。

《咏怀诗》的核心内容，是带有哲理性的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并且集中于个人的内在意志与外部力量相冲突，生命从根本上无法获得自由这样一个命题。

在这方面，同《古诗十九首》及建安诗歌一样，《咏怀诗》中也反复发出诸如“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之类对人生短促的感叹。不过，在《古诗十九首》中，追求现世的享乐，追求友谊和爱情，被当作解脱途径来歌咏；在建安诗歌中，追求不朽的功业，被视为有限生命的延续。换言之，阮籍以前的诗歌，是把自然规律视为人生不自由的最重要原因，而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可以找到解脱的道路。而阮籍则不同。他虽然也看到自然规律的作用，但他更强调社会力量对人生的压迫。

在《咏怀诗》中，逐一排除了可能的解脱道路。“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追逐富贵使人倾轧相争，以致覆灭；“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名和利一样，使人丧失自我，丧失本性，虚幻无价值。建功立业，确实是阮籍所向往的，但这并不是个人可以随意选择的道路。“阴阳有舛错，日月不常融”，遇与不遇，为命运的偶然所决定，生活在不幸的时代，个人能有什么作为？家庭、朋友之情诚然是美好的，但黑暗的现实随时可以夺走它们，愈加唤起人生的悲哀：“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苦辛。”而且，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虚伪、怨妒、猜疑、背弃：“人知交友易，交友诚独难。险路多疑惑，明珠不可干。”“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仇。”《咏怀诗》中虽多处写到对神仙世界的向往，但这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作者并没有把它当作真实的追求。甚至，即使能长生，在这样的世界上也是徒然：“人言愿延年，延年将焉之？”在阮籍看来，现实犹如一张大网，使人无处可逃：“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在第三十三首中，他还对人生作了一个总的描绘：“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这里指出，人生由于受到两种力量的压迫，因而是极端不自由的。一是人所生存的社会。社会充满矛盾，充满危险，一切都不可预测，再多的智慧也不足应付。因而人的一生焦虑重重，如怀汤火。即使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躲过了人世的一切危险，另一种力量也必将使你毁灭，那就是死亡。

我们应当注意到，阮籍虽然厌恶司马氏集团的所作所为，但他并不是从政治上站在曹魏政权的一边来反对他们。如果说司马氏夺取曹家天下的手段是虚伪而卑劣的，那么过去曹丕登上皇帝宝座，还不是用了同样的手段？作为哲学家的阮籍，他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具有广阔历史意义的悲哀。所以，他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由此在《咏怀诗》中形成一种强烈的生命孤独感。第一首就表现了这种感情：“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月色如水，寒风拂衣，孤鸿悲鸣，宿鸟惊飞，在这一片冷漠枯索的气氛中，主人公独处空堂，徘徊忧思。这里所描摹的并非实有的场景，也未必隐喻着什么具体的事件，而只是借诗的意象和意境，用象征的手法，寄托一种绝对的孤独感，一种幽深而难以名状的愁绪。除了这一首外，还有好几首类似的诗篇。如第十七首，写遥望整个世界空无一人，唯见失群的鸟兽惊惶奔飞，效果十分强烈。这种从生命本质意义上提出的孤独感是过去诗歌中从未有过的。阮籍是特定时代中的悲剧人物。历史唤起了个性的觉醒，促使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去追求人格的尊严、生命的完美，追求真诚的道德、自由的生活，却并不给这种追求以实现的希望。然而阮籍的追求并不是没有意义的。确实，从未有人像他那样把人生描绘得如此沉闷、孤独、阴冷，但这并不纯然是消极的东西。它比前人的文学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制度压迫人性的本质。而且，人们从《咏怀诗》中，同时也感受到了对生命的完美的期望和执著的爱恋。它对生命的哀叹，也是对生命的歌颂。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咏怀诗》也带来了重大的改变。在此以前，诗歌的主体是民歌以及在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人诗，其内涵通常是比较单纯的，所表现的大多是具体的问题。阮籍则完全摆脱了对民歌的模仿，把深刻的哲学观照方式引入诗歌中来，同时巧妙地将它与一系列艺术形象相结合，使诗歌呈现出十分广阔的视野，包容了十分深沉的内涵。在表现手段上，它多用象征寓意，形成若即若离、闪烁曲折的特点，诱导人们去反复体味，反复思索。这就是《文心雕龙》所说的“阮旨遥深”。可以说，到了《咏怀诗》，中国古代抒情诗明显变得厚重了。《咏怀诗》的感情也极为真诚激切，具有感人的力量，所以《诗品》说它“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这种以组诗方式来抒发心理深层的情绪的形式，也为后人所重视。陶潜的《饮酒》、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都是从这一路发展而来的。

嵇康，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县西）人。嵇康的诗歌成就虽不如阮籍，但四言之作仍有特色。其《幽愤诗》作于因友人吕安的冤案被构陷入狱时，自述身世、志趣和耿直的性格。《赠秀才从军》更是激昂有气之作，第九、第十四两篇尤其受人喜爱：良马既闭，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这组诗原是嵇康为了送哥哥嵇喜从军而写的，但诗中借想象嵇喜从军后的生活，实际表现了作者自己的人生情趣。“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写得何等有生气。“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又是那样潇洒脱俗，充分体现了作者高远的情怀。所谓“魏晋风度”，于此生动可见。

“竹林七贤”的其他几人，都很少有作品流传，只有刘伶的《酒德颂》和向秀的《思旧赋》比较有名。《酒德颂》赞美纵酒任诞、蔑视礼法的生活，可以看出当时风气。《思旧赋》是向秀思念故友嵇康、吕安的抒情短赋。全篇总共不足二百字，几乎刚开头就结束了。但从这种欲言而难语的文章体制和文中悲凄的感情气氛，可以看出作者心情的沉重，以及当日政治的黑暗与恐怖。

西晋诗文

公元二六五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取代魏室，建立了晋王朝，史称西晋。无论是刚健明朗的建安文学，还是隐晦曲折的正始文学，都充溢着内在的热情，作品大多富有生气和力度。因为建安文人和正始文人是在冲突与对抗中生活的，无论是追求建功立业，还是在被压迫中痛苦挣扎，都可以说是自我意志与外部力量的抗衡。而西晋时期社会表面上是稳定的，文人自身的利益又与统治集团的利益一致，因而他们的生活就缺乏冲突与对抗，文学因而普遍显得松弛而平缓，少有激动人心的力量。换言之，文学的“风骨”在这时明显地减弱了。当然也有例外，左思、刘琨的诗歌是表现了冲突与对抗的，并且向来被誉为有风骨。不过，他们不是西晋文学的主流派。

但是，西晋文坛并不冷落。无论作家还是作品的数量，都远远超出前代。尤其是诗歌，在士人生活中的价值进一步得到肯定，上层文士几乎没有不写诗的，而在正始时期，诗歌创作在社会上层还没有如此普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写景的成分在西晋诗中也有明显的增加，并且写得更为细致工巧。《文心雕龙·才略》称陆机“思能入巧”，《诗品》称张协“巧构形似之言”，又称张华“巧用文字，务为研冶”，主要都是表现在写景方面，可见这是一种普遍的风气。他们的作品缺乏壮阔的情怀，于细微处感觉却很敏锐，能准确地捕捉景物的特点并加以精细的表现，这是前人未曾达到的，对于提高古诗的语言表现能力和审美价值是重要贡献。并且，从建安到西晋，诗歌中写景成分的增加和表现力的提高，也为山水诗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准备。西晋的年代不长，主要作家几乎都一起相处过。不过，从他们重要作品的写作时间来讲，也可以勉强地加以区分。大致傅玄、张华文学活动开始最早。武帝太康、惠帝元康时期文学兴盛，除张华仍在世外，又有所谓“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一左（左思）”之称。刘琨、郭璞的主要作品都是在西晋末年写出的。其中，陆机、潘岳并称“潘陆”，在当时评价最高，代表了西晋文学的主流；左思、刘琨则表现了与潘陆不同的风貌。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铜川市东南）人。仕魏、晋两代。他精通音乐，今存诗篇大多是乐府。内容多模仿汉乐府民歌，主要写男女爱情及妇女的不幸，语言也比较朴素，与西晋盛行的风格有所不同。其诗少有新意，感情也很平弱。不过《昔思君》、《车遥遥》等篇仍有取喻巧妙、辞意宛转之长；《豫章行苦相篇》反映重男轻女的习俗给女子带来的痛苦，有一定社会意义。

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县南）人。晋时历任要职。他学问广博而好为奇谈怪说，著有《博物志》，属于志怪小说一类。其诗亦多写男女之情，以《情诗》五首、《杂诗》三首为代表，语言华艳，稍入排偶，格调柔弱。所以《诗品》谓之“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房栊自来风，户庭无行迹”（《杂诗》），“密云荫朝日，零雨洒微尘”（《上巳篇》）之类诗句，可以看出他写景的细巧。由于张华身居高位，成名又早，他的诗歌风格对时人必然有所影响。

陆机，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祖父陆逊、父陆抗，均为东吴名将，地位显赫。东吴被灭后，陆机与弟陆云以文才被召入洛阳，很受北方士大夫的器重。惠帝时宗室相争，他为成都王司马颖率大军讨伐长沙王司马乂，兵败，为司马颖所杀。有《陆士衡集》。

陆机才冠当世，诗、文、辞赋都有成就。赋体的文艺批评著作《文赋》，是论文的名作，其形式也是前所未有的。此外他还写过历史著作《晋纪》、地理著作《洛阳记》等，均已不存。《诗品》谓陆机诗“其源出于陈思”。可以说，陆机是曹植之后又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以“缘情绮靡”（《文赋》）的准则，将诗歌进一步推向文人化、贵族化，引导了华丽雅致的诗风，流播久远。

总体说来，陆机诗有如下四个特点：一是内容多模拟。陆机写了不少乐府诗，大多是严格按照乐府古题的题义、仿照早期歌辞写作的，除少数几篇，难以看出其个人生活的内容。另外又有《拟古诗》十二首，按照各篇原来的内容用不同的语言重写了一遍。这一类作品，用力全在于修辞。二是文辞繁缛。前人于此早有所论。《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张华对陆机的批评说：“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由于陆机的创作本有表现文学才能、标榜学问的意识，所以不避辞赘。三是语言华美典雅。即选择词汇注重色彩和声调，又多用书面语及古书中的成句，而加以精心雕琢，使诗歌带上更明显的贵族文化的特征，同时也更依赖于阅读而脱离歌唱（陆机的乐府诗同曹植的一样，也是不配乐的）。四是多用排偶。建安诗中偶句通常只占很小的比例，而陆机诗中往往占一半以上，像《苦寒行》、《招隐诗》等已接近通篇对仗。这四点在西晋其他诗人的作品中也多少有所表现，并且对南朝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潘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今河南中牟县东）人。他少有才名，热切于仕进，媚事权贵，人品颇遭到非议。但仕途并不得意，所以常常感到苦恼；可是虽有高蹈避世的想法，又不能真正实行。最终被赵王司马伦杀害。潘岳与陆机齐名。其诗文均以善叙悲哀之情著称，不但为自己写，还常常代别人写。诗歌的代表作有《悼亡诗》三首，是追悼亡妻之作。下录第一首：“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帷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周遑忡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隙来，晨溜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沈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击犹可击。”

张协，字景阳，安平（今属河北）人。做过几任官，见天下纷乱，便归隐了。他的现存作品主要是收录于《文选》的《杂诗》十首。《杂诗》其四如下：“朝霞迎白日，丹气临汤谷。翳翳结繁云，森森散雨足。轻风摧劲草，凝霜竦高木。密叶日夜疏，丛林森如束。畴昔叹时迟，晚节悲年促。岁暮怀百忧，将从季主卜。”

从本篇可以看出张协诗的一般特点。大致词采华美，景语多并精于锤炼，状物工巧，与陆机相近。但从整篇来看，张诗比较简净，不像潘、陆那样繁冗。

左思，字太冲，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出身于寒素家庭。妹左芬以文才被召入武帝内宫，左思随之移家洛阳。曾为权臣贾谧门下“二十四友”之一。入京之初，他自然也有求取仕进的企图，却为门阀制度所阻遏，官止于秘书郎。他最后终于退出了官场，而将满腔不平，写在八篇一组的《咏史诗》中。咏史的题材创自班固，建安以后作者更多。写法大抵是实咏史事，略抒感慨。左思之作，则是借古讽今，抒发个人的怀抱，是咏史诗的创变。诗中也表达了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情，如第一首“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云云。但中心在于揭露、批判世族垄断政治，而使寒门士人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社会现象。如第二首：“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咏史诗》的语言简劲，不重辞采，更无累赘的铺写，虽亦多用对偶，但出语自然而不求工巧，这都是和诗歌的抒情要求相一致的。因为繁缛和过于雕琢的语言，必然造成表达上的阻隔，难以呈露强烈的情绪。前人评左思的诗，喜欢说他“祖述汉、魏”，恐怕这并不是左思的本意。

西晋覆灭、东晋初建之际的重要作家，有刘琨和郭璞。

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人，出身士族。早年好老庄，喜清谈，也是贾谧“二十四友”之一。后来天下大变，他经历国破家亡，意识到个人对于社会、政权的责任感，于是指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答卢谌书》），这是时代造成的思想改变。怀帝、愍帝时，他任刺史、大将军等职，在北方辗转抗敌，屡败而无悔。最终被同他结盟的幽州刺史段匹碑杀害。刘琨仅凭一腔热血出生入死，面对中原瓦解之势，自知只手擎天，绝无此理。家国之痛，英雄末路之悲，发之于诗，既慷慨激昂，又沉痛无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扶风歌》写道：“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薇安可食？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穷。唯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匆重陈，重陈令心伤。”

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博学多识，为时人所重。又喜阴阳卜筮之术，因此关于他有很多怪诞的传说。西晋末北方乱起，郭璞南下避祸。东晋元帝时任著作郎。后因劝阻王敦谋反，被杀。其代表作为《游仙诗》，现存完整者十篇，其余都是些残片。游仙诗不一定是追求神仙境界，有时只是为了在文学中增添神奇色彩，或借以表现对现实不满的思想情绪。阮籍《咏怀诗》就多次写到游仙，郭璞也正是承继了阮籍，其诗中将老庄思想与道教神仙之说相混合，歌咏高蹈遗世的精神，寄寓着惧祸避乱的情绪。所以《诗品》称它：“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只是其思想远没有阮籍那样深刻，感情也远没有阮籍那样强烈。下面是第一首：“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临源挹清波，陵岗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蕃羝。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这首诗以游仙的高超来否定世俗的荣华富贵，但又把隐逸生活和游仙混同一体，可见其主旨确在于咏怀。

郭璞的辞赋也著称当时。他的《江赋》描绘长江，以博物见长，包容了大量地理和物产方面的知识，显示了作者的博学，行文亦有气势。但由于过分炫耀学问而导致生涩的地方也不少。这里应当顺带提及木华的《海赋》。木华字玄虚，生平不详，只知他做过太傅杨骏的主簿。作品仅存此篇。《海赋》气魄宏大，想象奇特，为一般状物赋所不及。如写大海狂涛汹涌之景象，“似地轴挺拔而争回，岑岭飞腾而反覆，五岳鼓舞而相磓”，可谓惊人之笔。

该文选自鹏鸣中国文学研究专著《中国诗歌史略》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