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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俾斯麦治下的德国由于专守欧洲陆权优势，其海军军费开支不到英国的四分之一或法国的三分之一。随着德国逐渐开启与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到一战前的1910年，德国的海军军费虽有大幅提高并成为全球第二，但也仅仅为海权霸主英国的一半（参见表1）。而早先一直占有优势的陆军开支虽也大幅提升，但其增幅却被协约国的相应增长所抵消。德国海军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成本非常高昂，以至于海军军费的增长威胁到了其原本享有的欧洲陆权优势。1901～1903年，德国海军耗费了国防开支的20%；1907～1909年，这一比重上升为25%；而到了1911年，德国海军预算占到了陆军预算的54.8%。1908年，德国推行了10年的海陆并举战略使德国的周边环境出现了不可逆转的恶化。时任德意志帝国宰相的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vonBulow）在写给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的信中说：“德国已经在这场看不到尽头的竞赛中精疲力尽。如果在德国实现财政改革后我仍是宰相的话，我就要主动给海军军备竞赛降温。德国的发展已经不能再允许这种伊卡洛斯式的飞翔了。”  在被“克鲁格电报”激怒之前，处于“光辉孤立”政策下的英国与法俄之间的共同战略利益甚少。英国在同法俄争夺非洲、近东、中东和远东问题上都存在着战略矛盾。但是，正是威廉德国同时追求欧陆霸权与世界海权的战略建构起了英法俄三国基于共同威胁的安全利益。泰勒（AlanJohnPercivaleTaylor）认为，倘若德国放弃了挑战英国海上权威的“庞大海军计划”而集中力量加强陆军建设，他们就有可能使英国保持中立，同时必然会在欧洲大陆的战争中赢得胜利。如果德国人把1914年以来直到战败仍停泊在军港中的无畏舰的制造经费和钢铁用来制造重炮和运输机械，那么他们在陆战中将一直保持优势。 第三，不满足于单一的区域陆权优势，全民性痴迷于“海军民族主义”，并倾向于认为国家建立强大海军是确保外向型经济运输生命线、保卫国家海外利益、保卫国家领土安全和提升全球战略影响力的重要基础。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国对海权霸主最大的挑战不在于陆权优势，而在于它对全球海权的分割与侵蚀。对于独占一块地缘政治板块且拥有充分安全剩余的区域陆权国德国来讲，其真正的安全威胁不可能来自于单纯的海上封锁或登陆进攻，而只能来自于陆上邻国的军事进攻。对于这一点，即便是当时德国的战略决策者也是深信不疑的。因为在一战前，德国人的战略设想始终是谋求英国人中立以便对法俄开战，而不是谋求法俄中立以便对英国开战。英国著名海军战略家朱利安·科比特（JulianCorbert）对海权与陆权的关系进行分析后认为：“由于人们生活在陆地而非海面上，因此交战国间的重大问题总是取决于要么你的陆军能控制敌人多少领土和有生力量，要么舰队协助陆军所产生的威力使对方感到恐惧。”同时，享有陆权优势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也无需担心没有海军的保卫海权国会对其展开登陆进攻。正如1911年威廉二世同一位英国到访者谈话时所说：“恕我直言，你们在这一区域投入的微不足道的几个师并不起什么作用。” 实际上，单纯的海上力量除了协助陆军打消耗战外，对赢得整个战争不具备太大的作用。1853～1855年间，英法之所以赢得了对陆权霸主俄罗斯的克里米亚战争，其根本原因在于战场仅仅限定在克里米亚半岛。英法作为海权国十分明确自身的战略短板，因而在攻陷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后，对下一步该在何处攻击都感到了茫然，于是选择在战争对自己最有利的情况下同俄国签订了和平条约。假如英法没有在克里米亚收手而是继续向俄国腹地进攻，那么陆战的优势将会朝着俄国一方倾斜。在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虽然清政府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但决定清廷安危的则是两国在朝鲜、辽东和山东等陆地战争中清军的惨败。1915年，丘吉尔主导的从海上进攻土耳其的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Strait）登陆作战以惨败而告终。一战后期，海权国日本向俄国派出7万军队——比其他大国都多——对陆权国俄国的国内革命进行军事干涉。但随着俄国内部战争的结束，日本意识到它不可能对这样一个陆权大国进行干涉，于是在1922年撤出西伯利亚，1925年撤出库页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早已对印支北部取得控制权的日军沿铁路南下并击溃马来北部英军；1942年12月10日，从陆地起飞的日本战机将英国战列舰“威尔斯亲王”号和“却敌”号击沉。至此，英国在东南亚地区不仅失去了陆权，也随之失去了制空权和制海权。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之所以取得了成功，则是因为当时德国主力部队在苏联战场的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等战役中被连续击败，德国欧洲陆权崩溃。1982年5月，虽然英国在马岛海战中凭借海军力量赢得了离岸夺岛的胜利，但是英国舰队仅仅限定在马岛外围作战，尤其是当阿根廷本土起飞的战机击沉“谢菲尔德”号及“大西洋运送者”号以后，英国舰队一度撤到远离马岛的大洋。 第四，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大国是否会因区域海权战略而陷入“威廉困境”，取决于实行这一战略的体系结构与时机把握。首先，如果在某一地区除了霸权国以外还存在两个以上的次强国，那么霸权国的优先制衡对象就是首先选择区域海权战略的次强国。从这一角度讲，崛起国实施区域海权战略存在着“先动劣势”，即在同等条件下，率先实施区域海权战略的崛起国会遭到霸权国的战略围堵。其次，如果某一地区内出现了二元结构，即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实力都远超其他国家，那么崛起国推行区域海权战略就很难找到有效的推责对象。最后，在同一时期内，在与霸权国安全联系更紧密的地区推行区域海权战略的国家更容易遭到霸权国的围堵。在这一围堵过程中，霸权国甚至会鼓励区域次强国推行区域海权战略，以便对更具威胁的前者加以制衡。 美国的马汉（AlfredThayerMahan）在理论上将全球海权同大国崛起之间建立起了因果联系，但率先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的则是来自德国的“欧洲马汉”提尔皮茨。1890年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地缘安全战略的转折点——逐渐从俾斯麦主张的区域陆权战略转向了威廉二世主导下的区域陆权与全球海权并举战略。德国在国际体系中率先追求全球海权的战略选择直接导致了其在体系中角色身份与地缘安全环境的变革。为什么在19世纪末威廉德国、法国和美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实施海权战略，威廉德国遭到了英国的遏制，而法国和美国却得到了英国的鼓励与绥靖呢？答案就在于“威廉困境”内蕴的“先动劣势”，即相对于同一时期法国在地中海的区域海权战略来讲，德国的全球海权战略涉及的范围太大了；相对于美国后来推行的全球海权战略来讲，德国推行全球海权战略又太早了。因此，对于英国来讲，来自追求全球海权的威廉德国率先构筑的威胁要远远超出仅在地中海构筑区域海权的法国和英德两败俱伤后不慌不忙崛起的美国。
海权论的鼻祖，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ThayerMahan，1840年9月27日-1914年12月1日） 德国的“先动劣势”导致了英国对体系内其他崛起国推行区域海权战略实行鼓励或绥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拿破仑战争后取得欧陆霸权的沙皇俄国想获得黑海区域海权以及达达尼尔海峡控制权时，海权霸主英国将其视为最大挑战者。一方面，英国默许海陆复合型国家法国增加地中海区域的海上军备；另一方面，联合法国并不惜同俄国打一场需要登陆作战的克里米亚战争。同时，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一战前英国为了同德国争夺海权，一改往日的防范法国加强直布罗陀与地中海海军实力的政策，转而鼓励法国在地中海掌握海权优势，并默许沙皇俄国积极发展黑海舰队控制达达尼尔海峡。 “威廉困境”的政治化解：俾斯麦德国与地中海法国崛起的战略启示 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在崛起进程中必然会伴随来自海陆两大空间的战略压力吗？这一问题的答案与其说是权力结构分布造成的必然，不如说与崛起国奉行的安全战略有着更大的关系。俾斯麦德国是典型的追求区域陆权优势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而地中海法国则是典型的奉行区域陆权与区域海权并举战略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通过对实施区域陆权战略的俾斯麦德国、区域陆权与区域海权并举战略的法国和区域陆权与全球海权并举战略的威廉德国比较发现：首先，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大国选择区域陆权战略面临的安全压力最低。其次，对于实施区域海权战略的国家来说，仅当国际体系中存在推责对象——在同等重要的区域率先追求区域海权者或同一时间内在更重要地区追求区域海权者——的时候，海上霸主才会对区域次强国进行战略绥靖并鼓励其追求区域海权。再次，当一个海陆复合型崛起国选择区域陆权与全球海权并举战略时，其必然因面临来自两大战略空间联合的压力而陷入“威廉困境”。最后，如果一个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放弃了最基本的区域陆权战略，就等于彻底放弃了大国地位，其不仅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海权争霸，同时还将面临来自周边陆上强邻更大的进攻风险（见表2）。
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的头20年，俾斯麦能够以其个人的政治影响力成功地引导或压制住国内主张对外扩张的利益集团的权力冲动。俾斯麦担任德国宰相时，国内关于海外殖民和扩张海军的呼声日隆。俾斯麦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的决策能够一直保持对社会思潮的“引领”，通过提供超出相关利益集团预期的政治利益或在某个利益集团提出完整的政治诉求之前就果断给予其可能要求的政治结果，对其加以驾驭和引导，使之处于可控状态。俾斯麦曾私下里向英国驻德国大使表示：“德国的地理位置并不适于建立一支耗资巨大的海军来保卫本土或贫弱的海外殖民地。同时，德国的地理位置也不适合发展成为一流海军强国。” 未完，如果兴趣可继续看下一篇文章。 本文转自光明学术，原文刊于《当代亚太》2016年第5期，原作者系哈尔滨工程大学形势与政策研究中心讲师 姜鹏，如有涉及版权请联系删除。后续我们的公众号也会推出类似的战史战例战略分析板块，敬请期待，也欢迎联系投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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