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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14日国务院发布文件国函〔2005〕28号正式批准安庆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批文中有这样一段：“二、安庆市城市发展历史悠久，文化遗存丰富，历史遗迹保存较好。安庆市城市发展历史，特别是近代城市发展历史，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大家都知道安庆是中国近代工业与文明的发源地，无论洋轮的购买、民族工业的试造还是与中国留学生之父的会晤，曾国藩可谓劳苦功高。然而笔者研读近代史发现，安庆与沿江兄弟城市相比，现今发展落后的源头也是来自这位身居两江总督的曾国藩。
曾国藩像老照片
近代沿江兄弟城市的发展都始自于通商口岸，沿江城市口岸的陆续开放并率先发展，使得国内外贸易规模逐渐的扩大，新的交通格局和物流、人员流、资金流方向的形成，促进了近代中国新的区域整合，并成为影响区域和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近代区域的经济发展，大致体现出从重要开放口岸沿河流、铁路、公路与依然使用的主要的传统陆上道路，向口岸的内陆腹地逐渐推进的特点。开埠以后，沿江港口城市的逐步成长和对腹地影响的不断扩大，港口城市和腹地经济联系的不断密切，为近代经济区域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沿江口岸城市与位于口岸通往腹地的交通线上的城市的率先发展，还改变了各行政区内部原先的城市分布格局，颠倒了一些城市的经济地位。古代省城、州府治所等不同层次的行政中心，因聚集了较多的消费人口，商品消费量大，工匠人数多，不仅是区内最大的城市，往往也是区域内的经济中心。到了近代，那些以前并非行政中心的口岸城市或位于口岸通往腹地的交通线上的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均超过行政中心所在城市而成为区域经济中心，而以前集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为一体的省会或府州治所却大多经济地位下降，不再是区域经济中心。
国务院关于同意将安徽省安庆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批复
这种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各由不同的城市担任的现象，在沿海、沿江的不少省份都有存在。例如，清末首都北京与上海、山东省的济南和青岛、四川省的成都和重庆以及我们安徽的安庆与芜湖，甚至芜湖与当涂（芜湖县属太平府）无不如此。前者都是省会、省内传统的行政中心，后者则是省内的一般经济中心，主要也是在近代才发展起来的城市。 我们不难发现近代十九世纪未开放通商口岸前，沿江城市主要有：上海、苏州、镇江、南京、安庆、九江、武汉、沙市、宜昌及重庆十座中心城市，其中九座城市都陆续对外开放，设立通商口岸并划定租界，改变了它们千百年来保守古城的城市发展格局。 上海于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开埠； 苏州于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开埠； 镇江于1858年6月26日天津条约开埠； 南京于1858年6月27日天津条约开埠； 九江于1858年6月26日天津条约开埠； 汉口于1858年6月26日天津条约开埠； 沙市于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开埠； 宜昌于1876年9月13日烟台条约开埠； 重庆也分别于1890年3月31日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开埠。
昔日西方列强如何面对安庆江岸太平军炮台？
在此十座沿江中心城市中作为安徽省垣的安庆，无论政治地位、交通要道、经济基础甚至城市规模，各项综合对比还很优势，为何却在十九世纪安庆没有开放成通商口岸？带着疑问，笔者开始研究近代安庆与通商口岸之间的关联。 沿江城市开埠，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它是英、法两国为了进一步扩大侵略特权而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1856年10月爆发，结束于1860年10月。而此时的安庆城正是太平天国占据时期，西方国家早期保持中立，并与太平天国多次军事交流，之后也提出金陵、镇江、安庆开埠要求。而太平天国因与西方关系恶化而搁置甚至拒绝开埠。 如：英国外交档案藏《東王楊秀清答複英人三十壹條並質問英人五十條告谕》、美国国立档案馆藏《殿前貳天將李伍天將莫致美國水師提督照會》及上海市博物馆藏《志天義何文慶致甯波法國領事命戒饬該國船商人等照會》等，可见西方列强早就想打开我们古老的安庆大门。 太平天国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并开战后，安庆于1861年被湘军曾国藩功陷，西方国家使者也向清廷提出开放安庆口岸要求，最先英国公使向清廷提出“准开安庆；在彼居住，准许船只装载货物贸易往来。”之后，英国公使又向清朝恭亲王提出“以安庆、芜湖、大通为准许外轮持汉口或九江护照装运茶叶的地方。” [笔者注释：公函中城市名称顺序可不是随意排列，可见西方洋人首选安庆省垣、其次重要邑县芜湖，最后要塞关卡大通]另外就连美国旗昌洋行的申汉航班在广告中也提到：“从上海往汉口航路，每礼拜航行三次，其所经之路，至镇江、九江停船，上下客货；至仪征、南京、芜湖、大通、安庆、武穴亦停船，惟只客人上下。”也可作为一佐证。 《中英天津条约》除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外，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为通商口岸；长江汉口段以下至海，除增开镇江一口外，再选择不超过三处地方开放（即后选的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而大清廉洁不贪腐的高效衙门"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眼中还有一座城市必须开口，它就是“安庆”！ 在《李鸿章全集》中《朋僚函稿。卷二》里，笔者发现同治元年九月李鸿章给其老师曾国藩的《上曾相》书信，上面记述了赫德希望增加两口安庆和芜湖，南京未收复以前芜湖作为临时口岸，南京一旦克服芜湖取消改回南京。可见赫德对安庆是没有商酌的！
《李鸿章全集》中《朋僚函稿。卷二》收录同治元年九月李鸿章给曾国藩的《上曾相》书信
软弱的清廷只好安排英国赫德与两江总督曾国藩商谈。这么重大外务事件作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少不了记载，《曾文正公日記》有记载：“同治元年十一月廿日巳正英吉利總稅務司赫德來見議安慶大通蕪湖新添三口之事午初余出城至船上回拜。”[笔者注释：同治元年十一月廿日（1863年1月9日）10时，英国总税务司赫德来见，商议安庆、大通与芜湖新增此三处为通商口岸之事。11时，我出安庆城至大观亭码头停靠的船上回访。]
第一台蒸汽机的试演，曾国藩可知民族工业发源地的未来发展？
在曾国藩的心目中，安庆可是长江上最重要的城市，战略地位比金陵（南京）、武昌（武汉）还要重要，《曾文正公家书》中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四日（1863年5月11日）曾国藩给其弟曾国荃家信中写道“沅弟左右：……吾但能保沿江最要之城隘（安慶），則大局必日振也”。而且当时的安庆厘金约占安徽全省厘金的三成，厘金是湘军生存的根本，咸丰十一年十月曾国藩攻陷安庆城后立刻设立厘金总局，他曾经与沈葆桢还为此江西等厘争执到朝廷。 清末安徽官方重要资料《皖政輯要》度支科卷三十厘金一记载，盐河厘局（安庆城西门外）厘金旧额121430964，位居全省各厘局厘金额首位，这还不包括安庆其它几处厘局；而合肥厘局厘金旧额15579873，和州厘局厘金旧额17852144，六安厘局厘金旧额15461928，都远低于安庆。如此以来江督更加不可能将安庆厘金分羹让于洋人。 《曾文正公日記》1862年有记载：“同治元年七月初四日中飯後華衡芳徐壽所作火輪船之機來此試演……竊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國人亦能爲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笔者注释：同治元年七月初四日，中饭后，华蘅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演。……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可见一直希望民族自立的曾国藩也不可能将民族自立开端的安庆城轻易让给洋人。 最具清晰、最有价值拒让安庆开埠的是下例《曾文正公書劄---複官中堂》史料，充分反映近代安庆城为何没有开埠而错失城市发展机遇，也使城市发展中市民保守的心态从此被种植……
《求阙斋弟子记》卷十八
《曾文正公書劄---複官中堂》：“長江皖境新開三口之事荩慮周密爲敝處代謀萬全感激何可言喻鄙人于洋務關稅等事向未谙究利弊得失均未洞晰又拙于言辭不克以片語剖決前接總理衙門函咨皆就所知者略爲陳覆稅司呈文亦曾備劄覆之茲將三件鈔達冰案是否錯誤務實切實指示安慶並非泊船馬頭生意冷淡六安茶亦不由此出江盡可以實告之不必添此新口大通生意較盛徽池之茶由此出江又爲淮鹽暢銷之所若立一新口于洋商自有大益于敝處厘務則有大損蕪湖目下生意亦極寂寥薛星使言金陵本約有一口若添蕪湖則裁金陵留金陵則不添蕪湖俟查明舊約再行酌議其安慶大通二口能借閣下之力全停極妙若萬不能則只許大通一口該處厘金每月四萬余串實敝軍養命之源新口既開之後一切仍照常抽厘俾將士沾此微利不致饑潰俟軍務稍松再將應停之厘停止蓋弟舍此別無籌響之路也。” [笔者注释：《曾文正公书札---复官中堂》“长江皖境新开三口之事，荩虑周密，为敝处代谋万全，感激何可言喻！鄙人于洋务关税等事向未谙究，利弊得失，均未洞晰。又拙于言辞，不克以片语剖决。前接总理衙门函咨，皆就所知者略为陈覆。税司呈文，亦曾备劄覆之。兹将三件钞达冰案。是否错误，务实切实指示！安庆并非泊船马头，生意冷淡。六安茶亦不由此出江，尽可以实告之，不必添此新口。大通生意较盛，徽、池之茶，由此出江，又为淮盐畅销之所。 若立一新口，于洋商自有大益。于敝处厘务则有大损。芜湖目下生意，亦极寂寥。薛星使言金陵本约有一口，若添芜湖，则裁金陵，留金陵则不添芜湖，俟查明旧约再行酌议。其安庆、大通二口，能借阁下之力全停极妙。若万不能，则只许大通一口，该处厘金每月四万余串，实敝军养命之源。新口既开之后，一切仍照常抽厘，俾将士沾此微利，不致饥溃。俟军务稍松，再将应停之厘停止。盖弟舍此，别无筹响之路也。”]
民国三十年代繁华的安庆西门外港口
防止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流域被西方列强侵占，对于安庆这一地形扼要之城，清朝先后有曾国藩、官文、李鸿章、裕禄等清廷大员力争阻止安庆开埠，使得长江中、下游沿江口岸商埠首尾不联。虽经李鸿章等人的多年努力，但软弱的清政府最终在李鸿章去世后（于1901年11月7日病逝），被逼于1902年9月5日签定《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同意：长沙、万县、安庆、惠州及江门为通商口岸。 《皖政輯要》开篇就有记载：“卷一。商约一。皖据长江之中，左苏右赣，首鄂尾宁，雄富虽亚于汉、沪，而游历之客轮舰之往来，上至赣、鄂以上，下至宁、苏以下，道必径于是。以是有约之国，约允之件，文传络绎，滋益以繁。先是咸、同之间，但以驻省安庐道兼理其事。逮光绪二年烟台英约成，巡抚裕禄奏请于省城特设洋务局，遴委深于交涉者候补道一员为之坐办，仍会同安庐道遵章办理。…… 皖省交通之埠三：有已设关开埠者一，芜湖是也。有初允停泊上下客货，旋允开埠而讫未开者一，安庆是也。有但允停泊上下客货者一，大通是也。溯查互市通商之约，始于道光壬寅白门之役，实始有沿海五口而未及内港。长江内港通商之约，始于咸丰戊午天津之役，实始有长江三口，而皆非皖境。皖省三口之约，始订于光绪二年英人之要求。即烟台之约，北洋大臣李鸿章与英使威妥玛议定。 约内开，芜湖允开口岸，大通允作停泊处所上下客货，安庆如之。安庆之允开口岸则在二十八年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与英使马凯在上海议定。时上海开埠已三十余年，汉、镇、九设关亦将二十年。皖之有交通商埠视各省为稍后矣。然扬子江一带，外人已习如户闼，指定之口，动中肯綮，故芜湖关一开，屹然与上九下镇鼎立为长江巨埠。” [注释：《中英烟台条约》一八七六年九月十三日，光绪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烟台。第三端、通商事务。一、所有现在通商各口岸，按前定各条约，有不应抽收洋货厘金之界，兹由威大臣议请本国，准以各口租界作为免收洋货厘金之处，俾免漫无限制；随由中国议准在于潮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东北海四处添开通商口岸，作为领事官驻扎处所。又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 俟轮船上驶后，再行议办。至沿江安徽之大通、安庆，江西之湖口，湖广之武穴、陆溪口、沙市等处均系内陆处所，并非通商口岸，按长江统共章程，应不准洋商私自起下货物，今议通融办法，轮船准暂停泊，上下客商货物，皆用民船起卸，仍照内陆定章办理。除洋货半税单照章查验免厘，其有报单之土货，只准上船，不准卸卖外，其余应完税厘，由地方官自行一律妥办。外国商民不准在该处居住，开设行栈。]
中外通商行船条约谈判代表合影
实际上芜湖被推上安徽近代首个通商口岸这一历史舞台，可以说是当时政治、军事等因素决定的。《皖政輯要》中官方收录安徽各埠设立趸船时间：光绪九年（1883年），安庆始设趸船，（轮船招商局[功德]在东门叭蜡庙开辟码头）；光绪十二年（1886年）招商芜局、太古洋行、怡和洋行在芜湖同年设立趸船；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功德公司在大通设立趸船。 值得注意的是，安庆虽被迫同意开埠，但清廷考虑安庆特殊的军事地位，拒绝西方列强提出的大公馆渡设关要求；（之前英国提出棋盘山设关划租界，清廷以炮营山军事要塞拒之。）并提出安庆不设海关、也不设立租界与领事馆，不许外国船只靠岸、也不许外国军队驻扎安庆。而1902年9月5日签定《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同时开埠的长沙、万县、安庆、惠州及江门五座口岸，惟独安庆既没海关又没租界。如此这般的通商口岸在清末可以说实属罕见，安庆口岸开创了新的模式，促进了国内后来其它自开商埠的设立与新的城市发展。
安庆洋务局，曾经为了中华民族自强而设的机构，如今已被世人淡忘……
美国圣公会一位在安庆生活达46年的教会医生戴世璜，他的著作《戴世璜自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我的中国---安庆之行。……船在南京和芜湖都停靠了一下后，我们于第二天午夜到达安庆。由于我们乘坐的船属于英国公司，安庆当时还没有海关，所以船不能在安庆停靠，只能泊于江中。一只大驳船从岸边开过来，横靠在我们船边。我们的轮船放下梯子后，驳船上的乘客带着行李由梯子爬上轮船，轮船上的乘客则带着行李下到大驳船上。…… 1905年3月6日晚，我登上一艘中国商船离开汉口，后来我多次往返于汉口—安庆。因为商船是中国人的，它可以在安庆靠岸。当时在长江营运的还有另外几家外国公司—两家英国公司、一家日本公司、一家法国公司。这些外国船按协定只能在对外贸易开放且设有海关的港口停靠。因此外轮当时都不能在安庆靠岸，能够在安庆港停靠的只有两家中国公司的那些破旧不堪的船。能够在安庆港停靠的只有两家中国公司的那些破旧不堪的船。” 此时的安庆早已在《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开辟为通商口岸，而实际上安庆开埠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在《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签定后的几年，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一直敦促清朝政府尽快履行安庆开埠，1906年《大公報》记载：“因經濟困難，安慶暫不開辟爲商埠。”事实真是这样吗？安庆经济当时是萧条，但在全国开埠口岸中，安庆经济与规模绝对还是领先的。 博主在1906年10月25日《辛丑和约订立以后的商约谈判》中再次得到证实，其中收录的〈贺璧理致赫德密函〉记载1906年中意商约谈判时重要线索：“《马凯条约》内已允安庆得照长沙例开放。商约大臣已四次致电外务部，唯迄未得复。”另外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致英外交大臣葛雷信中，明确记录湖广总督张之洞最先也是最坚决反对安庆开埠。由此可见，腐败无能的清廷只好找寻种种理由拖延，直至民国建立。
安庆国际友人、外籍市民戴世璜
从城市发展角度来说，安庆也因此再次失去城市扩充发展新的机遇，老城市民继续蜗居在古城里面，“城里”一词成为安庆城城市人的代名词。安庆城内一些西方教会也因此不再奢望迁移城外新租界设立新教区，如：1903年美国圣公会同仁医院、保罗中学堂以及培媛女学堂大规模购置百花亭地块；天主教堂购置镇皖亭、炮营山附近两处地块废弃等。 正如安庆友人美国J.K.施赖奥克著《近代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安庆的寺庙及其崇拜》这样描写安庆这座保守的古城：“一条小河从北方流入西门外的长江，河中舢板往来，煞是热闹，贸易量还颇为可观。虽然有人曾试图让安庆成为签约开放的城市，但由于当地人的反对而未果，因此虽有各国轮船公司的江轮经过安庆，但当地只有中国公司的码头。 安庆目前所以还显得重要，主要是因为它是省府所在地，我敢说城内1/4的地盘都被衙门、监狱、学校、寺庙等公共建筑占住了。安庆还没有火车，而且看来近期也不大可能通，这对城市影响颇大。[笔者注释：清末曾规划南京-安庆-武汉、北京-安庆铁路，民国元年安庆-正阳关的安正铁路借款测量具备，因政治风云中断。]安庆是一个慵散、保守但居住舒适的城市，它曾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惨遭破坏，花了多年时间才渐渐恢复，但繁荣应该最终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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