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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朱明王朝，整整二百多年的时间里都在遭受倭寇的袭扰。从最早有记录的洪武二年“倭人入寇山东滨海郡县，掠居民男女而去（太祖实录卷38）”，到猖獗四十年的“嘉靖大倭寇”，一个朝代的历史简直就是一部与倭寇的斗争史。 纵观这段历史，记录了倭寇的烧杀抢掠，凶狠残暴，也呈现了抗倭军民的机智勇敢，不折不挠。无数惊心动魄的片段，汇聚成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激荡起一位位形态各异的英雄形象。明朝的大航海家郑和为我们所熟知的是他七下西洋的壮举，但是他参与的一场与倭寇精彩斗争却并不为人知晓，被久久的湮没在浩荡的东海波涛之下。
一：明初倭患猖獗，朝廷筹划打击倭寇 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稳定大局之后，开始派遣使臣出使东南亚各国，要求各国向其称臣纳贡。在高丽、安南、占城等国相继表示臣服之后，迟迟不见日本国王有何明确态度。再加上中国东南沿海倭患已现苗头，出没岛屿，四处剽掠。这让朱元璋十分恼火，多次派遣使臣持国书前往交涉，截止洪武十九年（1386），已达十一次之多。 朱元璋甚至用使用武力的警告，来表达他的愤怒，“如必为寇盗，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 但日本的当权者怀良亲王，非但不承认有错在先，甚至还违背最基本的外交规则，杀害明朝的使臣五人，拘囚正使杨载、吴文华二人达三个月之久。 可以说朱元璋一直表现的十分隐忍，虽然表面上对日本警告说要动用武力，但他也明白，远涉重洋的征伐岛国日本是不现实的，而且国内大局初定，百废待兴，国力也无法维持这样一场战争。但倭寇一直在沿海地区侵扰，丝毫没有收敛的迹象，明朝廷只得采用加紧海防的办法，坚壁清野，加强防御。而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则陷入长达数十年的冷冻期。 1402年，燕王朱棣夺取大明政权，即位为明成祖。为继续加强与海外诸国的外交联系，同时为宣扬大明王朝的鼎盛国力，朱棣开始筹备派遣使臣出使西洋各国的计划。但派遣庞大的船队远航海外，是项牵涉大量人力、物力的国家工程。而且一旦船队远航，国内海防实力势必减弱，而困扰多年的倭寇必定会乘虚而入，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在船队远航前，必须彻底有效的解决倭寇之患，为船队远航免去后顾之忧。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缓解与日本冷冻数十年的外交关系，督促日本限制、缉捕倭寇，显得十分重要。 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派遣郑和带领船队出使日本，向日本主政者展示国家肌肉，以促使日本改变外交政策，并协同剿捕倭寇。
二：郑和船队经舟山海域赴日 据《筹海图编》记载，“上命太监郑和暨王景弘、侯显等率师二万八千有奇，海船二百八艘，敕谕其国王源道义”。这是一只由二百多艘船只组成的庞大船队，共有官兵二万八千多人，大多从直隶和驻南京地区各卫所抽调而来，具有较强的作战能力。 船队从江苏太仓的刘家港起碇，经吴淞江、宝山、南汇咀、佘山，过大、小戢山，到达滩山。随后兵分三路，一路经霍山、西堠门、茅山、庙州门、圆山、崎头山、双屿港、孝顺洋、乱礁洋，到达韭山。 一路从滩山出发，经大猫山、筲箕港、銮江、粮长澳、双屿港、孝顺洋、乱礁洋，到达韭山。 一路从滩山出发，经浒山、羊山、淡水门、虾蟆礁、火焰头、两头洞、崎头洋、双屿港、乱礁洋，到达韭山。 这些船队所经过的地名，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舟山群岛的范畴，而自古以来，舟山海域便是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琉球的主要通道之一。明代自江苏、浙江前往日本的航路，基本上以浙东为基点，再横渡东海到达日本。舟山范围内的嵊山、沈家门、乌沙门都是当时赴日的重要起点，这条路也是最为便捷和经济的航路。 为何郑和会将舰队队分成三路，到达韭山后再一起扬帆出海，这显然有其特殊原因。据笔者分析，主要是通行效率的问题。舟山群岛海域岛屿纵横交错，一些水道十分狭窄，如册子岛与金塘岛之间的西堠门，最狭窄处仅0.65海里，如庙州门仅0.8海里。两百多艘的庞大船队在经过这些水道时，显然不能像在宽阔海面上，排列成横队齐头并进，只能采用首尾相连的少量几艘同时通过，这就有一个效率问题，两百多艘的船只，要通过这些海域，显然耗费的时间会十分漫长，甚至先头的船已经抵达韭山好几天，而后续的还在复杂的岛礁间曲折迂回。这种情况下，分成几路分头行动，在时间成本上最为经济有效。而韭山以东更无岛屿阻碍，船队大可以排成几路纵队，浩浩荡荡的横渡东海，直抵日本屋久岛。
三：郑和赴日取得的成果 当时的日本执政者为室町幕府第三任将军源道义（足利义满），1392年他统一全日本后，开始谋求与明朝政府改善外交关系。由于连年征战，日本国内的经济状态不佳，发展与明朝的贸易成为源道义的当务之急。源道义在朱棣登基之初便派使臣敬呈国书，自称“日本国王臣源”，用极尽溢美之词称赞明成祖朱棣“启中兴之洪业，当太平之昌期，……而皇威远畅东滨之外。”显然，源道义的这种阿谀态度让朱棣十分受用，对永乐元年（1403），日本使团私带兵器等违禁品与明朝百姓开展贸易这一原本必须严惩的事件也给予了宽松的对待，这无疑是对日本释出的善意。 但冰冻数十年的外交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冻、转暖，再加上日本对于困扰明朝的倭寇问题，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诚意和积极主动的态度，这让两国关系的缓和过程变得漫长而迟缓。 当郑和率领由二百余条船只组成的船队到达日本后，对于日本当局是具有相当威慑力的，同时也迫使源道义改变原先暧昧的态度，转而积极配合明政府的要求进行缉捕倭寇的工作。郑和按明成祖的旨意，“使其自行剿寇，治以本国之法。”要求源道义剿捕倭寇。据日本史料记载，“王（源道义）乃昼夜谋思，四出追袭（倭寇），百计以擒之，兹焉遣使上表，献俘与庭”。源道义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之下，只得表示臣服，派遣军队打击对马、壹岐等处的倭寇，并捕获倭寇头目二十多人，于永乐二年十一月献俘明朝廷。明成祖朱棣听到这个消息后龙颜大悦，命令将倭寇头目二十多人交由日本处理。日本派遣使臣到宁波，用日本的国法将二十多人置于大甑上，下面加火，仿佛蒸馒头一样“蒸杀之”。 朱棣对源道义的表现十分满意，用嘉许的口吻给其写信，“王修德乐善，忠良恭谨，朕甚而嘉，又能尊奉朝命……。”这显然是种居高临下的口气。随后明朝廷又赐源道义九章冕服、金帛财物、以及赐封号等，这种封建帝王对于臣下的赏赐在堂堂一国执政者看来，无疑是种莫大的羞辱。正是怀着这种屈辱感，永乐六年（1408），源道义以五十岁的壮年过世。 除了震慑日本，免除倭寇之患，郑和还肩负着另一任务“许以贸易”，与日本订立《勘合贸易条约》。勘合贸易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贸易，而是一种明朝政府倒贴钱的朝贡制度。明朝政府给予向其称臣的国家特许朝贡的待遇，往往会回赠超过朝贡物品价值数倍的财物，这一获利丰厚的贸易让享受此政策的国家乐此不疲。这其实是明朝政府的一种策略，用财物来换取海外各国的臣服，以确立所谓的宗藩关系。 明政府规定，日本可以每十年献贡一次，每次人数不能超过二百，船限定二艘。并约定来华贸易的凭证物。关于勘合贸易如何开展，在坂本太郎的《日本史》中有详细的介绍，“日本是用日字号和本字号两种勘合各从中央分开，一半叫勘合符，一半叫勘合底本，本字号勘合符与日字号勘合底本放在幕府，日字号勘合符与本字号勘合底本则留在中国，日本贸易船持本字号勘合符驶往中国，先要与其底本核对，以验证是否是正当贸易。” 这种主体不对等的贸易制度，参与的双方所获取的利益各不相同。明朝廷用一定的财物获得了宗主国的地位和尊严。而日本得到的是其国内经济建设所需的真金白银，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日本获得的利益是明朝政府对于外藩的一种赏赐，是主人对于奴仆的一种恩典，这无疑是其国家巨大的耻辱。 明朝廷派遣郑和船队出使日本的主因是杜绝倭寇之患，采取“大棒加胡萝卜”的方法使日本臣服，也使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倭患趋于平静。两国之间的关系也维持了将近二百年的和平，直到十六世纪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然而这一切并非明朝政府倚强凌弱，而完全是日本咎由自取的后果。从而也验证了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或许对当下的日本当局能起到一定的警醒作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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