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俄国19世纪近百年的文学发展史上,“小人物”的主题一直深受作家们的喜爱。在这一范畴颇有造诣的作家有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他们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都得到了集中而鲜明的描绘，从产生、发展到深化最后到升华的过程中，小人物也由任人摧残最后上升到了新的境界。形象刻画也从最初的可怜转变成了可怕。但小人物的性格却从未逃脱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奴性特点，这也映射了俄国19世纪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俄国；小人物；奴性； 在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出现了一种典型的人物形象——“小人物”,他们是生活在社会底层，与统治阶级地位相对的平民阶级,如小职员、小官吏等。小人物的文学概念中蕴含着对文化和历史的解读,同样还包含了作者对当时社会阶级的底层民众的个性行为以及心理的深刻体会。“小人物”形象最值得借鉴的地方就在于鲜活而形象地展示出人类天生矛盾的本性。在成功塑造出这些鲜明的个体的同时,作者还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利用人物本身的思维逻辑展现出人类在寻求生存过程中引发的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 “小人物”身上的矛盾性也就注定了他们悲剧性的结尾。《驿站长》中维林因心爱的女儿被拐跑，整日思念最后一病不起抑郁而终；《外套》中的阿卡基耶维奇因外套被抢后寻助无果而一命呜呼，他化作鬼魂却不断抢别人的外套；《穷人》中的杰武什金心地善良的帮助别人，但是最后却人格受到了践踏而失去挚爱，整日酗酒身亡；《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别里科夫一生都生活在“害怕”中，最后实现了装在套中的“理想”。在传统思想里，看待“小人物”的立场一直以来都是以同情为标榜。但更吸引我们注意的是，“小人物”身上的消极处事态度也是促成其悲剧的原因之一。他们身上持有的性格缺陷不仅由于时代的局限还有社会制度的禁锢。对待这些人物形象，我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一、“小人物”形象的崛起 19世纪30年代是欧洲资本主义巩固发展的时期,俄罗斯也面临着变革性的转型，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这个时期在俄国黑暗的土地上曾掀起了一股革命思潮，企图推翻专制统治和改变不合理的社会性质。这次活动虽然没有唤起社会群众民族意识的觉醒，但引起了一位具有强烈民主思想的笔者的极大关注，，他将笔触毫不犹豫地伸向了平民阶层的灵魂深处。于是顺应时代，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普希金便成为了这一文学的领军人物，他的《驿站长》不仅是这类文学的开端，同时也开拓了俄国文学史上描写“小人物”的先河。从此，“小人物”便贯穿于19世纪俄国文学界的始终。 维林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个“小人物”形象，是普希金短篇小说《驿站长》中的主人公。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抛开了自己的阶级立场，站在底层百姓的角度，深切的体会到他们悲惨的命运，这是普希金向维林似的小人物报以深切的同情和怜悯，这是作者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如文章开头作者用第一人称“我”在省长宴会上受到下人的冷落，和维林在接待过路的客人时所受的侮辱来说，使作者对于小人物的境遇有一种深切的感同身受，所以在作品中我们不难解读出普希金对于社会底层民众的怜悯，并希望通过对文章的力量能够让更多人对于小人物予以关注和同情，他更希望这个社会能够摒弃不合理的制度，达到真正的人人平等。 作品讲述的是一个贵族骠骑兵拐骗了驿站长的女儿杜妮亚的故事。普希金通过“我”三次遇到驿站长维林以及命运变化展开描述。维林是一个年迈体衰的十四品小文官，与美丽的女儿杜妮亚相依为命。后来女儿被一位路过的贵族骠骑兵骗走，于是驿站长徒步到彼得堡想要“把迷途的羔羊带回家来”，可是他看到了另外一番场景并且被无情的赶出来。回到驿站后的维林便失去了对生活的期望，一病不起最后含恨而终。作者以贵族的立场，把现实主义悲惨的故事渲染上了荒谬但不失柔和的浪漫主义色彩。维林作为小人物的代表就注定了他是性格善良且懦弱的人,安于现状且对现实生活缺失高目标。在维林身上,有作者对他的同情和怜悯,但更多地包含了作者对于他们懦弱忍让、卑躬屈膝和奴性意识的深刻反思，其本质的写作目的在于对灵魂的拷问和人格的批判,最终唤醒其沉睡的奴性意识。 维林身上的性格以及思想意识都是受俄罗斯专制文化的影响，也是俄罗斯传统文化构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普希金站在与传统对立的角度看到了历史的发展，从而揭露了主人公的悲惨结局与其思想性格之间的必然联系,并且利用牺牲维林的艺术手到最后的悲惨结局的艺术表现手法,准确地昭示出悲剧的惨烈程度及主人公悲剧的命运不单单是性格原因更是传统历史文化的不幸,进而对俄罗斯封建的传统文化予以大胆否定。 小说不仅借助驿站长生动的人物形象描绘出小人物凄苦的一生，更加突显出俄国不合理的等级社会制度。然而，普希金的创作的伟大不单单表现在他塑造了俄罗斯文坛上的第一个“小人物”形象，跨越阶级局限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角度，塑造出一个平凡的底层人物，通过主人公三次寻女的过程逐步展现出当时社会现实地位的不平等所导致的悲哀，真实地映射了沙皇时代阶级底层的人民与上层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通过这个形象表明,在俄国文学史上伴随着资本主义逐渐开始萌芽,因循守旧的观念必将被变革现实的新思维所打败的思想也成为了历史必然性。普希金的这部作品不仅开拓了十九世纪俄国“小人物”的先河，同时也推动了当时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二、“小人物”形象的发展 果戈理的《外套》写的是一个小职员阿卡基··巴施马奇金的悲剧。作者曾在彼得堡作过小职员，收入甚微，还经常要靠借钱来谋生。在那里作者清醒的认识到了腐败的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人情冷漠，对小人物的卑微处境和命运的悲惨给予深切的同情，利用文字的力量对当时不合理的等级官僚制度进行了讽刺和抨击。《外套》的主人公阿卡基耶维奇，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九品文官，没什么爱好，也没有朋友。他认为人生中的“伟大的创举”就是为自己做一件新的外套，并且想要从这一“壮举”中汲取来自生活的一丝温馨。在他单调的生活背景中，为自己增添了一丝色彩，这也给阿卡基耶维奇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变化。他历尽千辛万苦省吃俭用并耗费了他所有积蓄做了一件带来“色彩”并赖以过冬的新外套。却没有想到在第二天赴宴后回家的路上遭遇了强盗，新外套就这样被抢走了。阿卡基耶维奇焦急懊恼，向警察署长官求助，却不料遭到了“大人物”的一顿呵斥。“大人物”的趾高气扬，让原本就胆小的阿卡基耶维奇受到惊吓后一病不起，最后在家里抑郁而死。果戈理用一种幽默而不无夸张的冷峻笔法让结尾处的主人公的灵魂复活，于是一个“幽灵”经常出没于夜间，并随处剥人外套，且“不问官职和身份，从一切人的肩上剥掉各种外套，不管是猫皮的、海狸皮的、棉絮的、貉皮的、狐皮的、熊皮的，总而言之，剥掉凡是人们想得出用来遮盖自己的皮肉的各式各样的毛革和柔皮。”一天夜里，“大人物”被 “幽灵”抓到了，平常趾高气扬的他在这时候没有说什么，甚至马上把自己外套从肩上脱了下来。小说结尾深刻的揭露了“大人物”的丑陋嘴脸，使人们更加深入地看到这些人虚伪的假面。小说的结尾利用抢到“外套”的讽刺手法反映了对当时俄国现实的批判。作者最后利用复仇幽灵的形象向人们昭示了处在底层阶级的“小人物”的遭到压迫时的无力反抗，用以表达对底层受压迫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盼望。 阿卡基耶维奇没有像普希金开创的“小人物”一样更多地表现出作者预先设定好的价值取向,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施粉黛,他为读者呈现的只是对于一个以抄写来维持生活的小官吏的写照,更重要的是衬托出彼得堡无数个“阿卡基耶维奇式”的小职员、小官吏。果戈理的巧妙之处不单单在于描绘出和以往不同的生存现实,更表现在作者真实的还原了客观事实，没有给读者过多的期许。仅仅是对于客观事实的誊写。带给了读者更多思维和审美的空间。从阿卡基耶维奇鬼魂复仇的深层意义来看,表现出 “小人物”在压迫的历史时期自身生存意识的觉醒。文章结尾鬼魂复仇的过程虽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却又对现实有所超越。阿卡基耶维奇在复仇的过程中也感悟到了生命的珍贵,不论在精神还是心灵上，都冲破了社会的禁锢，在宣扬个性觉醒的同时也深化了生存意识，更是一种精神胜利法的体现。这样的精神胜利法是给 “小人物”的心灵带来安慰,就这方面而言,果戈里作品呢对普希金的小人物是一种超越。 整体来看，《外套》较《驿站长》的刻画更为深入，作者不在对贵族进行粉饰，更多的是批判。小说对“小人物”的命运遭遇及性格的描写，都优于普希金。“小人物”最后的悲惨命运大多来源于“大人物” 的阶级压迫，其结局略显荒诞，鲁迅说来 “格式有点古老”。果戈理小说中的“笑”曾被评论家们说是“含泪的笑”，他用含泪的荒诞而不失幽默的手法去揭露社会现实。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说：“我们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里走出来的。”果戈理认为不合理的阶级关系扭曲了人的品质、压抑了人的本性，使人们变成逆来顺受、任人践踏的“小人物”。正是小说荒诞的结尾启示我们，与阿卡基耶维奇有相同遭遇的人要勇敢地站出来反对压迫，反抗黑暗势力。 三、“小人物”形象的深化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小人物”形象比较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小职员、小官吏。这类“小人物”都具备了传统意义上的“小人物”特点，如《罪与罚》中的马尔美拉陀夫、《穷人》中的杰符什金等。用认真的态度对待生活,并尝试通过个人的正当努力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求得基本的生存权正是他们真实的写照,但严峻的现实却使他们前进无门,后退无路,只能任凭命运的摆布,精神异常痛苦。第二类是城市市民阶层中的善良人们,如《白夜》中的恩纳波罗齐勃、《罪与罚》中的索尼娅等。这类“小人物”在生存困境与爱情挫折面前,要么付出牺牲个人的幸福来成全他人的爱情,通过舍己为人的途径,实现个体生命价值；要么忍受精神和肉体上的屈辱,尽自己的责任养家糊口。第三类是具有性格复杂的特殊身份的青年思想者“小人物”,如《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和伊凡、《罪与罚》中的拉思科里尼可夫等。与前两类“小人物”形象相比,第三类“小人物”体现了俄罗斯19世纪中后期的时代精神,他们在面对俄罗斯社会和历史发生巨大变革的过程中,都紧张地思考着。在具体地做法上都结合自己的特点，务实地设计着人生和未来。有的在强者和弱者之间进行艰难抉择，尽情的展示出理论家的风采,甚至用杀戮生命的残忍方式来实现超人意志;有的则受生命本能驱动,践行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准则，冲破伦理道德束缚。当所有这些作法都足以证明生命的意义时,皈依上帝、忏悔罪孽、祈求精神复活便成为他们的最终选择。对于这类小人物的评价,本身就存在着一个价值标准问题。 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来说，开拓了“小人物”这一文字主题。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站在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上, 满怀深情地描写了下层人民的优秀品质, 作品中的男主人公杰武什金是一个小职员，整日以抄写公文为生，他处境困难、生活贫寒,并且还要承受从四面八方飞来的冷眼和凌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从窝倡老鸨手中救出了可怜的孤女瓦兰卡, 便用整个身心去爱抚这个孤女，从而也找寻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意识到了社会的黑暗与冷酷。可是,瓦兰卡因为生活强迫,沦为娼妓,并接受了一个地主的求婚。这使杰武什金失去了一切, 从而对社会产生了绝望的衰怨。作品反复渲染了底层人民的凄苦生活, 真实地反映了城市贫民的悲惨世界, 进而控诉了专制政权的残暴与黑暗。 四、“小人物”形象的升华 契诃夫是19世纪俄罗斯文坛上最后一位以描写“小人物”著称于世的伟大作家。他的笔下的“小人物”为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创作活力，借助于短篇和中篇小说来描绘出史诗般生活画面，以这样的形式代替了长篇作品,在有限的容量内,展现出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契诃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把俄国文学中的“小人物”推向了新的境界。他笔下的“小人物”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沙皇制度下的小官吏、小职员,例如《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别里科夫、《小公务员之死》中的切尔维亚科夫、《胖子和瘦子》中的瘦子等等;另一种是被抛到社会底层的贫苦无辜者,例如《苦恼》中的姚纳、《万卡》中的万卡等等。对于第一种“小人物”,契诃夫主要侧重于反思根植在他们身上的奴性意识和对于权力的崇拜,寄寓了作者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对于后一种小人物,契诃夫的基调则是给予同情怜悯,并透过对小人物苦闷的精神世界的展示,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巨大隔阂,表现出人类的精神危机意识。这种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在今天也正在向现代人提出更加严峻的挑战,这样看来契诃夫在一个世纪以前塑造的小人物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成了当下生活的一面镜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因此,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综上所述,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作家笔下的“小人物”经历了由产生、发展、深化和升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真实且富有艺术地描绘出俄罗斯社会发展、变化的进程,展现了俄罗斯在19世纪社会转型期独特的文化内涵和社会现实意义,这为我国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精神状况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在分析“小人物”形象的过程中,人们经常习惯于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对他们的忍让精神、善良性格、顺从行为方面给予最大的肯定,对其不幸的遭遇给予莫大的同情。这是文本解读上的一种偏失,有悖于作者的创作初衷。结合“小人物”形象出现的历史文化背景,对“小人物”形象进行重新审视,不难发现,“小人物”是奴性的化身,幻想的典型。这种时代转型期的这种逆社会现象,直接造成“小人物” 、崇尚权势的心态,致使其生命意义黯然失色。“小人物”形象不仅寄寓了作者的同情,但更多地倾注了作者对其劣根性深沉而含蓄的抨击,其目的在于“揭出病根,引起疗救”。 “小人物”之所以称之为“小人物”，是因为他们长期处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位置，失去了反抗的信心。尽管“小人物”的基本特征是懦弱、逆来顺受的，但作家们笔下的“小人物”性格却并不是千篇一律的，他们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人物身上所具有的性格特点、行为方式也表现出不同。如《外套》中的“幽灵”就是具有反抗意识的形象刻画，尽管这些“小人物”的反抗意识是朦胧的，方式是消极的，但毕竟表明了他们最初的觉醒和为争取生存权利而进行斗争的勇气。无论所塑造处的形象的结局如何，都是作者结合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以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深入的剖析，借助“小人物”的命运来表达对黑暗的社会局面的思考和关心 综上所述，俄国“小人物“的形象发展源于俄国残酷的沙皇统治，以及封建官僚制度对人民的压迫与迫害，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小人物”这一文学人物形象的出现，是与俄国黑暗社会的现实息息相关的。十九世纪的俄国在沙皇统治之下的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同时官僚制度、等级制度也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那些生活在官僚制度底层、社会末端的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只会越来越低，他们长期处于被损害和被侮辱的地位，因而倍受到俄国现实主义作家的关注。小人物形象的基本特征是胆小懦弱的，他们在强大机器的压迫下无法呼息，最终因各式各样的原因走向了死亡与罪恶。深刻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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