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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湖刀客 摄影：王友 “帖“，随着历史文化的衍变，含义有所不同。 雅合《帖学杂谈》栏目里讲的“帖”，主要是指刊刻在石板或木板上的“刻帖“，不包括古代书家圣贤的“名人墨迹”。 讲帖，实在是一件吃力未必讨好的事情。 鉴帖相比校碑而言，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如果泛泛而谈，倒也无妨，把宋元明清的丛帖、单帖存世拓本的先后划分、系统的归属，真伪方面的粗略判断论述一番，就相对容易许多。那样讲的话，雅合文化传播开设《帖学杂谈》栏目就没有任何意义。 今天的帖学研究，种种名帖的原拓与翻刻、真伪与先后等方面的鉴定看似告一段落，已有不少定论，但由于对古人用笔方法等更深层次研究以及实践方面的欠缺，依旧是问题丛丛，错误百出。 首先，刀客讲一个在帖的鉴别、考证上碑帖界前贤鲜见论述的概念—— 帖无先后！ 刻碑，刻石，书家直接用笔在碑石上书丹，沿着字的外形、轮廓，用不同的方法进行镌刻。原有的丹墨真迹就自然损坏，不存于世了。 而刻帖，通过钩摹、背朱、上石然后镌刻而成，绝大多数是要完整保留墨迹的。 这种刻帖原有墨迹可以跨越时空存在的特性，给帖的鉴定带来了难度。 比如，明代中期一个叫张三的人，有几件文征明的真迹，完好无损。张三请人把文征明的真迹进行刻石，拓了几张送给亲朋好友，这些都是初拓本。 张三其中一个叫李四的朋友就拿了一张，其他的朋友见后，觉得可以临学，也可以牟利，就另外再请人根据拓本，重新翻刻了一块刻石，拓出来的就成了翻刻本。 这些初拓本和翻刻本尽管有差异，但都是明代中期拓本。 张三的这几件文征明真迹，一直保存在家中，传到后几代孙子张六的时候，已经到了清中期了，由于保存不善，真迹中有一些字和点画已经破损。家里原有的初拓本已经没有了，张六请人又根据原作刻了一块石头，根据这块石头拓出的也叫原拓本，是清中期拓本。 部分字和点画破损的地方，也会在拓本上呈现出来，就是泐损。 这几件文征明书法的明代中期翻刻本和清中期拓本，怎么鉴别呢？如果按照一般的鉴别方法，根据墨色纸张的差异，然后再比对一番，某个字、某个点画有泐损，难免就会把清中期拓本断为差的本子。 如果存世的唯有明中期的翻刻本呢？怎么断定它是翻刻的，而不是原拓呢？ 这里讲的是一个逻辑推理，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在刻帖的研究中将会不时遇到。 《淳化阁帖》的原拓和祖本已经不存于世。懋勤殿本和潘祖纯本是拓于同一套石板的十卷拓本，为南宋时期翻刻。从结体和笔画的力度来看，潘祖纯本椎拓时间还要略早于懋勤殿本，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比较接近《阁帖》原貌的本子。 《淳化阁帖》肃府本刻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至天启元年（1621），通过点画特征以及刻字位置的比对，不难看出肃府本是在懋勤殿本和潘祖纯本这一系统拓本的基础上辗转翻刻而成。 （从左至右分别为：懋勤殿本、潘祖存本、肃府本，本图采用于《淳化阁史话》一书） 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碑廊内保存有1933年入藏的《淳化阁帖》残存帖石，恰恰就是懋勤殿本和潘祖纯本的原石。 暂且不说这几块原石的清代或民国拓本，就是今日所拓的本子，还是要比肃府本的初拓本更加接近阁帖的本貌和风神。 正所谓：鉴帖远较校碑难，优劣不可凭后先。 在校碑的考证中，这种现象也时有发现。比较有名的如唐代翻刻的《欧阳询化度寺碑》敦煌本，是唐拓本，椎拓时间比吴湖帆藏本要早许多。宋代翻刻的《欧阳询九成宫》也比许多南宋拓本都要早。但好坏是另外一回事，跟早晚无关。 另外还有一块碑，那就是苏轼的《齐州长清真相院舍利塔铭》，书于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齐州长清真相院住持释法泰主持镌刻。 因为苏轼这个时间段并未在山东齐州，而是在河南，无法直接书丹。这块碑其实是采用刻帖的方式进行的，是根据苏轼的墨迹钩摹上石所刻，刻成后置于本院舍利塔地宫内舍利石函上面，1965年出土于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真相院遗址，保存完好如初。 镌刻的时间应该是在苏轼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期间，原石被藏于地宫，翻刻一块放在地面塔座。宋代的拓本虽然已经不存于世，但那时流传的也全是地面那块刻石拓成的翻刻本。1965年至今的拓本，才是原拓。 苏轼的刻碑之作，经过党禁之乱，剩下的原石也就仅存这一块了。 帖，由于尺幅小，形式内容多样，这给伪帖的制作带来了方便。碑帖界说某件刻帖是伪帖，主要是讲它纯属无中生有，文词内容纯属编造。 宋代刻帖之风盛行以来，伪造名家法帖众多。王壮弘在《帖学举要》一书中就列举了一系列伪帖，暂且不论鉴定正确与否，刀客在这里想问的是，难道其他的就是原刻或者翻刻本了吗？ 帖的原刻与翻刻本、伪本的鉴别，一直以来构成了帖学的最主要部分。除了这三种情况外，还有另外一种情况的存在，碑帖学界也少有人提及。 苏轼的《楚颂帖》亦称《种橘帖》、《买田阳羡帖》，原帖真迹早已泯灭。存世的几种拓本，文词相同，面目不同。 第一件拓本，点画完整，跟不少我们见到的所谓苏东坡墨迹本的风格类似。虽然刀客暂时未查到具体出处，估计应为清拓本。 第二件拓本，不少点画已经泐损，其中一些笔画也有剜挖情况。具体所刻时代不知道，暂且判为清拓本。 很明显，这是两件不同的刻本，从点画特征、文字的位置等来看不存在互相翻刻的关系。到底哪件更接近苏东坡书法的本貌呢？ 通过前面讲到的苏东坡五十岁时所书《齐州长清真相院舍利塔铭》来分析他的用笔方法，是侧锋绞转，虽然还不够成熟，但笔力已经蔚为可观。 而第一件《楚颂帖》是典型的中锋提按用笔，线条扁平、轻滑。 第二件用笔方法与舍利塔铭吻合，线条厚重许多，力度上与第一件也是天壤之别。 第二件《楚颂帖》是原石所拓，那么第一件《楚颂帖》既然不能判为翻刻本，如果归为伪帖又明显不妥，那么这类拓本又该怎么定义呢？ 这类拓本，大都是水平低下的作伪者对着一件拓本或者临摹的墨迹，自己也分不清真伪好坏，多次临摹后直接书丹，或者根据临摹的墨迹钩摹上石，然后镌刻而成，有时作伪者还会随意增加一些字，做些噱头。 这种拓本，刀客暂时称为“临摹本”。这跟过去讲的某某名家所书的临摹某件法帖的刻本在概念上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上海博物馆450万美元购藏的所谓《淳化阁帖》“祖本”、“最善本”，其中就有许多这种“临摹本”，文词内容与其他版本近似或者相同，字形结体和用笔又出入较大，跟翻刻本比起来又大不相同。 在帖学的研究中，如果某件法帖存世的仅有临摹本的孤本，如何去判定，关键还是要对某个书家的用笔方法和特点，他与其他名家笔力上的差异有深刻体会，或者仅凭刻字的外形轮廓、拓本的纸张、墨色去分析，就难免会落入黑老虎之口，做了冤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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