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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说到，王敦以诛杀奸臣温峤为名，出兵攻打建康；司马绍派军夜渡秦淮河，摧毁了敌军的前锋，随后，刘遐、苏峻率军入卫建康，与中央军合力击溃叛军；王含、王应父子被沉江处死，钱凤、沈充被斩首，王敦被挖坟戮尸。至此，王敦二次叛乱宣告结束。 那么，我们该怎么评价王敦呢？ 东晋帝国开国初期，司马睿和南渡的北方门阀寄江东门阀篱下，扎根不稳，政治基础很不稳定。王敦先后消灭华轶、杜弢，一步步地控制了长江中上游的江州、湘州、荆州，利用地缘优势有力地震慑了江东门阀，在客观上对东晋政权的稳定和南北门阀的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可是，朋友们，我们评价前人，最让人哭笑不能的句式就是“某某虽然如何如何，但他在客观上如何如何”。 退一步说，即使王敦在“客观上”有功，但他在“客观上”酿成的恶果——使东晋帝国丧失了北伐的最佳时机——也足以抵消他在“客观上”的功劳。东晋开国初期，南渡的北方门阀思念故土，一时间适应不了南方的风物人情，同时也因为受到江东门阀的抵制，基本上都是支持北伐的。可是由于王敦旺盛的权欲，刘琨死于白绫之下，祖逖魂断黄河，志在北伐的周访含恨离世，北望中原的陶侃被放逐岭南。时日迁移，南渡的北方门阀在江东置办产业，渐渐站稳了脚跟，北伐的柱石凋零摧折，偏安局面日渐稳固，大多数人也就安于现状，不想北伐这回事了。《晋书》把王敦与桓温合传，或许这是有失公允的，王敦两次举兵向阙，向皇族挑衅，桀骜不驯；桓温同样有不臣之迹，藐视皇族，但是我们来看看人家桓温的功绩：用时一个多月消灭成汉帝国；一次北伐打得前秦帝国胆战心惊，十几年后还心有余悸；二次北伐气贯长虹，收复故都洛阳；三次北伐打得前燕帝国举国震惊，几乎迁都以避其锋；这么威武的功绩岂是王敦所能比的？ 对于江东门阀，王敦二次叛乱是一个转折点。自从皇室南迁，南北门阀的冲突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我们之前说过，江东门阀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化大族，一类是武力强宗，前者比较容易对付，后者却相当棘手，而在后者当中，势力最为强大的就是周家和沈家。二次叛乱之前，在钱凤和沈充的挑唆下，王敦消灭了周家；二次叛乱之后，沈家也遭到了毁灭性的重创。失去了这两大武力支柱，本来是地头蛇的江东门阀就只能渐渐沦落，受制于北方门阀了。 朱雀桥南岸腐烂的人头上挤满了闻臭而至的鸦群，司马绍面前的案头上堆满了法纪部门的奏章。按照法纪部门的集体决议，朝廷应该把王敦所有的亲族革职除名。法纪部门和鸦群有时候还是有些相似的——喜欢啄食腐肉，尤其是对于权力游戏当中的失败者，总是会全力开动迟来而猛烈的火力。 二次内战结束的时候，东晋帝国下辖的几个主要的州当中，豫州由祖约掌控，广州由陶侃掌控，荆州、江州、徐州、湘州由王敦的堂兄弟掌控，朝廷能够控制的地方，仅有扬州一地。如果把王敦的亲族全都革职除名，就相当于对高层进行大清洗。司马绍并不是不想打压琅琊王家，但是这事急不得，不能烈火热油地烹炸，必须小火慢炖，所以他否决了法纪部门的提议。 不久，司马绍颁布了一道诏书，下令清退凡是为王敦的军府服务过的公职人员。 为此，温峤与郗鉴发生了一些争执。温峤认为，对于王敦的旧部应该区别对待，不能一棒子打死：有些人是真心追随王敦，应该严惩，可大多数人只是迫于无奈而做做样子，不应该惩罚过重。郗鉴认为，作为公职人员，最为重要的就是操守，即使大多数人是迫于无奈，可是他们既不能制止王敦的阴谋，又不愿割舍功名利禄，按照君臣大义，必须给予严惩，绝不能姑息。 温峤在姑孰军府有过任职经历，对王敦的部下很熟悉，的确如他所言，王敦的部下并不全都是附逆者，大多数人选择了置身事外，有的人称病不出，有的人故作糊涂，有的人终日买醉......郗鉴的说法在道义上是正确的，只是从务实主义的角度来看，一刀切难免会导致肃反运动扩大化的问题。王敦的部下当中有世家大族，也有刀头舐血的猛将，如果把他们全部清退，谁也不敢保证是否会酿成新的动乱。 司马绍精于谋划，胸有城府，连王导这样的老江湖都得甘拜下风。以他的谋略而言，我们难免有些疑问：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会下达这样一份“不理智”的诏书呢？ 我们得看到，诏书针对的不是王敦的宗族，而是他的旧部。司马绍拒绝采纳法纪部门的提议，主要是因为王敦在世期间网罗了一大批文官武将，组建了一个以琅琊王家为核心的政治集团。除了少数人——比如钱凤、沈充——大多数人只是混口饭吃，对王敦谈不上有什么忠诚可言。如果把这些人拉拢过来，就相当于釜底抽薪，摧毁了琅琊王家的根基。在温峤和郗鉴提供的两种建议当中，司马绍最终采纳了温峤的建议，收回了成命，王敦的旧部只是虚惊一场。所以，司马绍发布这道诏书应该是一种恩威并重的驭下手段，既是敲打，也是安抚。也就是说，他发布诏书是有预谋的，或许他根本就没有全盘清退王敦旧部的意图，只是想通过诏书为削弱琅琊王家做铺垫，拉拢王敦旧部，挖琅琊王家的墙角，至于温峤和郗鉴在朝堂上的表现，则是在唱双簧。当然，凡事无绝对，司马绍即使再有谋略，也只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发布诏书可能是一时鲁莽，考虑得不周到。不过，无论是哪一种可能，这个政治举动的实际效果是有的。 作为琅琊王家的族长，王导自然不甘心眼睁睁看着家门衰落。有一次他和温峤入宫议事，司马绍问他们前朝能够统一天下的原因，温峤还没有来得及开口，他就抢着答道，“温峤年轻，不清楚那段往事，还是由臣来回答吧。”他先从司马懿起家说起，说司马懿当初为了夺取权力，大肆屠戮名门世家，最后说到了弑君者司马昭弑杀曹魏帝国的皇帝曹髦。听完这段往事，司马绍大为羞惭，掩面投床，“如果像您说的这样，司马氏的天下怎么能长久呢？” 按照王导的说法，西晋帝国国祚不长，是因为司马氏对名族太刻薄，发家手段不正。他的说法或许有那么一点儿道理，但它并不是西晋帝国大起大落的主要原因，王导这样说，不外乎是借古喻今，为维护琅琊王家而代言。那么司马绍为什么羞惭呢？恐怕不是因为他的先祖打压名族——因为此时的他正在想方设法削弱琅琊王家——而是因为他们欺凌弱小的皇族，胜之不武，手段阴暗。 二次内战结束三个多月之后，324年的十月，旨在削弱琅琊王家的“擒王行动”陆陆续续开始了。司马绍通过刚柔并济的政治手段，不但削弱了琅琊王家，还有效地协调了皇权、门阀、藩镇与流民军之间的矛盾，谋划了一盘很精彩的棋。如果司马懿、司马昭能活到这一年，想必他们会既欣慰又惭愧，欣慰的是家门后继有人，惭愧的是司马绍是以弱制强，而他们是以强凌弱。 司马绍规划的权力版图可以分为两部分：地方和中央。
首先说江南。 应瞻接替王彬，出任江州军区总司令；在岭南沉寂十多年的陶侃回归权力中心，接替王舒出任荆州军区总司令；原荆州军区总司令王舒，改任湘州军区总司令；苏峻镇守建康的西大门历阳（历阳的地理位置及其对于东晋帝国的重要性，参考往期文章《南京为什么会成为六朝古都》）。 荆州位于长江上游，是东晋帝国的战略要地，王敦两次叛乱都是由此顺流而下，直捣建康。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交给陶侃掌管，可见司马绍对陶侃是很信任的。 荆州下游是应瞻镇守的江州，这是扬州与荆州之间的缓冲地带，必须交给可靠的人，而忠于皇室的应瞻正是合适的人选。 荆州和江州之间是王舒镇守的湘州。司马绍原本打算把王舒安排到岭南的广州，王舒以身体不适为由，不愿到广州上任，经过王导的游说，司马绍做了一定的让步，改派王舒出镇湘州。不过王舒被陶侃和应瞻这两头老狮子夹在中间，即使有异心也掀不起风浪。 苏峻和刘遐参与了二次内战，出手不凡，使叛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苏峻为人孤高，飞扬狂傲，难以管束，他一手打造的苏家军战斗力强悍无匹，但是喜欢劫掠，在消灭叛军的过程中就有过劫掠平民的劣迹。刘遐的刘家军与苏家军相似，只是刘遐不像苏峻这么野，对朝廷比较忠诚，相对而言容易管束。一般而言，信得过的人应该放在眼前，不可靠的人应该放在天边，可是司马绍反其道而行之，偏偏把苏峻留在身边，派刘遐出镇江北。历阳是帝都的西大门，委任苏峻镇守此地既是以示器重，反过来看，这何尝不是为了加强控制，防止他在朝廷控制力薄弱的江北扩充实力，反噬朝廷。把苏峻留在触手可及的历阳，情况可就不一样了，如果他想作乱，那他就会遭到两线夹击——西线的荆州、湘州、江州，东线的中央军。 长江中上游各州以往都把持在琅琊王家手里，通过上述部署，司马绍既瓦解了琅琊王家一家独大的局面，又极大地弱化了长江中上游各州联合起来压制朝廷的可能，因为陶侃、应瞻是藩镇势力，王舒是门阀势力，苏峻是流民军势力，他们各成一派，几乎不存在利益共同点。 然后说江北。 刘遐接替王邃，出任徐州军区总司令；郗鉴出镇广陵，统一管辖徐州、青州和兖州。与江南相比，江北的军事部署比较简单。郗鉴是司马绍的心腹，比刘遐的政治立场更坚定，司马绍把他安插在刘遐身边，不能说完全没有监视的意味。
因为王敦的垮台和几大军区人事任命的调整，琅琊王家失去了强有力的外援。司马绍采用明升暗降的策略，授予王导荣誉性的虚衔，分割了他的实际权力，开始重用庾亮，颍川庾家因此而迅速崛起，成为继琅琊王家之后的第二个豪门。 此前说过，琅琊王家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名门望族，政治影响力的持续时间长达数百年，而颍川庾家政治影响力的持续时间只有二十多年。如果说琅琊王家的族语是“生生不息”，那么颍川庾家的族语就是“机不可失”。 几十年前，在魏晋易代之际，庾亮的先祖通过几次成功的政治投机，巧妙地在权力游戏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一次，在皇权与门阀讨价还价之际，庾亮再一次抓住了进入权力核心的机会。他是司马绍的铁杆好友，妹妹庾文君是当朝皇后，本来就掌握着优质的政治资源，在司马绍的刻意提携下，他很快就风生水起，成为帝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红人。 司马绍虽然对庾亮很器重，但是并不纵容，主要是利用他制衡王导，达成权力平衡，不允许再出现一族独大的局面。不过，搞平衡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司马绍的最终目标是扭转门阀与皇帝共治的局面，树立朝廷的权威，重新回到皇权至高无上的时代。庾、王虽有门户之争，但他们同属门阀，有共同的利益交集，所以，为了制约庾、王，司马绍又单独培养了自己的嫡系，即司马羕（yang）、司马宗、虞胤。 司马羕和司马宗，是司马亮的三子和四子（司马亮是八王之一，死于楚王司马玮之手，具体事迹可参阅往期文章《权力的游戏》）。司马懿的子孙原来是很多的，可是他们先是在八王之乱当中自相残杀，砍倒了一大片，继而在宁平城又被石勒的铁骑踏平了一大片，等到东晋帝国建立，皇室后裔已经寥寥无几了，司马绍在残存的皇室后裔当中把司马羕和司马宗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说明他们的能力还是比较不错的。虞胤是司马睿的皇后的弟弟，按照辈分，他是司马绍的舅舅（司马绍是侧室所生）。 在司马绍的安排下，司马宗和虞胤分别担任左卫将军和右卫将军，共同掌管首都卫戍部队，负责保卫皇城。司马羕的官职是太尉，太尉一职最早出现于秦代，职权相当于国防部长，之后历经沿革，权限有所下降，我们不清楚这个职位在东晋的具体权力有多大，但是绝不会很低，否则就不足以在权力核心当中制约庾、王。 如果说对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划分是硬件，那么政策就是软件。 东晋帝国的政体是门阀政治。门阀多出香花芳草，难出参天大树，大多数都是尸位素餐的庸人，只要出身好，门第显贵，就能扶摇直上。王导主政时代推行无为而治，优容门阀，大量给予门阀特权。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坐享其成，何必要胼手砥足地栉风沐雨？在这种政治风气的推动下，门阀纷纷以务实为耻，以务虚为荣，让他们干点儿实事，他们就觉得这是粗手笨脚的下人该干的活，作为上等人则应该打扮得仙气飘飘，不以俗事而劳形，整天坐而论道，探讨宇宙的本源、天人的关系、崇有与贵无、圣人有情或无情...... 对于泛滥成灾的玄学和人才紧缺的局面，司马绍忧在心间。他喜欢诗文，尤其喜欢《子衿》，每次读这首诗，求贤若渴的他都会为门阀当道的纷乱世道而慨然不已。削弱琅琊王家之后，他推行了与王导的无为而治相反的政策，提倡复兴儒学，力图矫正玄学泛滥的习气，以经世致用为选拔人才的准则，责令各级官员为朝廷举荐人才，并拟定了相应的政绩考核机制。此外，他还厉行节约，鼓励农耕，加强江北的边防，为发动北伐而积极扩军备战。 站在帝国的风口浪尖上旋转日月的时候，司马绍才二十五六岁。要说他为帝国谋划的这一切全是他一个人的功劳，那肯定是夸大其词，但是作为最终决策者，他的眼光、胆识、魄力应该是一流的，说他是个杰出的君主，似乎并不为过。一个二十四五岁的人就能有这样的智慧和手段，确实很了不起，在皇权暗弱的东晋时代，他就像夜空里的一道刺目的闪电、一颗璀璨的流星，摄人心魄，光华烁烁，然而短暂。——就在一切刚刚有所好转，雄心万丈的司马绍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死神却狞笑着，突然来到了他的床榻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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