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回归城市——美国创新活动的空间迁移与启示

▲低密度城市蔓延形成的美国郊区

自1960年代起，美国的创新活动中心大多聚集于以硅谷为代表的郊区。大型企业园区更倾向于选址在这类高校智力资源集聚且土地廉价的区域。员工每天通过开车上下班，周边的生活、娱乐、居住氛围都相当的乏味。

▲典型的郊区科技园区

近年来，创新活动正在向市区集聚，形成了一种新的城市空间模式——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报告中称其为“城市创新区”（Urban Innovation District）。这类区域内集聚了高端科研院所、研发机构、企业总部、创业公司、孵化器等多元创新主体，同时具有空间紧凑、功能复合、商业发达、公交便利等特征，表现出与传统郊区创新空间不同的结构特征。

创新活动的空间迁移路线

创新的出现：城市工业区（Urban Industrial District）

创新活动的空间迁移反应了创新活动背后的技术、文化、经济的发展变迁。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欧洲的曼彻斯特、米兰、斯图加特以及美国的底特律、克利夫兰、巴尔第摩、纽约、费城等城市集聚了高水平的制造业企业。这些企业集聚在传统的城市工商业区域外围，将古老的手工业城市带入了以生产制造、能源、交通创新以及快速城市化为特征的工业时代，并形成了城市工业区。当时的城市空间是以工业生产制造为目的组织起来的，城市划分为多个工业小区并分属不同的企业、生产不同的产品。各个空间在产业链上存在协同，但在生活、城市功能的组织上又相对独立。

▲一幅反应纽约布鲁克林1930年代城市工业区的油画（Harry Shokler)

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生产制造环节的全球化转移，美国与欧洲的城市工业区急剧衰落，新兴的电子信息技术引领了产业革命，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进入到了郊区化的阶段。

创新的外迁：郊区科技园（Science Park）

技术进步与郊区化共同促成了各类郊区科技园的出现。上世纪50年代起，为了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并吸引研发人才，美国的政府、开发商、高校共同参与了这类科技园区的建设。最早出现的就是今日硅谷的前身——斯坦福大学科技园（Stanford Research Park），后来又涌现了一批如三角园区（ResearchTriangle Park），波士顿、费城、华盛顿外围的创新走廊等园区。与上个时代的城市工业区不同，郊区科技园独立于城市之外，需要开车才能到达，与当时郊区的低密度住宅区和商业Mall一起构成了二战后美国郊区的主要景观。另外，这种相对封闭的空间形式还反映出当时美国鼓励保密的研究文化和专利政策的影响——为了避免创新成果被他人窃取，研究机构之间的协作也极为有限。这种位于郊区的封闭园区，是美国自50年代起主要的创新空间形态。

▲思科在三角园区中的研发中心：独立、封闭、依赖小汽车交通的空间体系

创新的回归：城市创新区（Urban Innovation District）

近几十年，知识经济对美国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如今美国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领域的就业人数占比达20%，制药、医疗器械、航空航天、互联网、软件、数据等产业也在蓬勃发展。知识经济的一大特点是，面对面的交流分享对传播知识、激发创新有重大作用。许多研究都发现，虽然信息的远距离传播成本越来越低，但知识的传播效果依然与距离成反比。因此，城市中心区高密度、集聚的空间形态更方便交流，有利于知识经济的发展。此外，相关研究也表明，高密度的城市形态形成了高密度、多样性的就业市场，员工更容易从事多种不同的工作，获取多样性的技能从而提高创造力。

▲波士顿海港区，城市创新区的典型案例

▲波士顿海港区的空间规划及入驻企业

与知识经济回归市区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再城镇化”阶段（Reurbanization）,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也可以称之为“绅士化”阶段（Gentrification）。随着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丁克、晚育、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人们对居住面积的需求下降，对城市医疗、教育、公共服务以及多样文化的需求增强，使其纷纷选择回到市中心工作生活。这些选择回城的中产阶级多数受过良好的教育（所谓“绅士化”的由来），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核心劳动力，这一过程也推动了创新活动向市区的回归。

城市创新区的类型

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报告中，将目前观察到的城市创新区分为三类：

“锚 ”（Anchor Plus）型

之所以称为锚，是因为这类创新区依托的是城市内的大型非盈利机构（例如大学、研究机构、非营利性医院等），这类机构不会轻易搬迁，像船的锚一样牢牢主导着城市的产业经济。围绕这个“锚”，集聚了相关企业、创业者和商业化创新的衍生企业，形成了创新集群。最典型的案例包括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肯德尔广场（依托附近的麻省理工学院和麻省总医院等）、费城大学城（依托宾夕法尼亚大学、德雷塞尔大学和大学城科学中心等机构）、圣路易斯（依托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大学和巴恩斯犹太医院等机构）。

“城市更新”（Re-imagined Urban areas）型

这类创新区主要的空间载体是改造后老工业厂房、仓库。这类物业通常位置优越，但租金低廉，又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在创新回城的浪潮中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办公场所。代表案例包括波士顿海港区、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等。

“城市化科学园区”（Urbanized Science Park）型

针对以前形成的郊区科技园区，通过提高空间密度、注入新的商业形态等改造手段，增强园区所在区域的城市功能，可以将其转变为城市化的科学园区。前文提到的三角园区，经过数年的研究，发现单纯依赖汽车通勤的郊区环境已不再是刺激创新和吸引年轻人才的最佳条件，需要转变为推动园区周边的城镇化，例如：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心区，增加了高达1400多户的住宅建筑和零售中心，以及建设轻轨等。

▲三类城市创新区的区位模型

我国城市创新空间与城镇化的关系

真郊区与假城市

美国的郊区（Suburb）是依托小汽车交通，城市低密度蔓延的结果，其具有远离市区、缺乏公共交通，功能单一等特点，可以说是真正的郊区。其缺点最终导致了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活动的回城。我国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人口密度高、私人小汽车兴起较晚，实际上并不存在美式的郊区。我国语境下的郊区，所指仍然是城市范围内的外围区域，也即意味着政府是按照城镇的标准来配套相应的居住、商业、公共服务以及公共交通设施。以上海临港、安亭等区域为例，虽然远离城市中心，但无论治理架构、人口密度、产业结构、配套水平均是名副其实的城镇（Urban）。这是中国城镇化路径、城市管治与美国的不同之处。

但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某些已经城镇化了的区域（指土地纳入城市建设用地范畴，农民转化为市民），由于人口导入缓慢，配套建设滞后，产业动力不足，城市氛围迟迟难以形成。这类城区、新区有城市之名而无城市之实，可以说是假的城市，对创新要素没有吸引力，创新活动的集聚也就无从谈起。

▲美国的真郊区与中国的假城市：都不具备吸引创新活动的能力

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

创新活动的回城，回归的不仅是便利、高密度、多功能的物质空间，更重要的是城区多样文化、深厚底蕴、充满创意氛围的精神空间，这是城市与郊区本质上的不同。与郊区的宁静、单一、乏味相比，城区的喧嚣、混杂、丰富对知识创新人员有极大的吸引力，可以说对城市精神空间的要求超过了物质空间。与美国不同，我国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与知识经济的兴起是同步的，大部分城市中心的老城区无论从空间体量、质量、历史积淀等各方面都满足不了大规模创新活动的要求。因此，创新活动总体上是随着城市的扩张而向外扩张的，对良好物质空间的需求更为强烈。近年来，中国的一二线城市开始重视城市精神空间的发掘和建设，将一些厂房、仓库、城中村视作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改造后加以利用，吸引创新活动回归，共享办公、众创空间的出现也推动了这一进程。例如招商蛇口的深圳南海意库项目，由三洋旧厂房改造而来，现已成为集企业总部、文化创意、商业零售为一体的多元创新空间。这也让我们看到，即便在中国最年轻的城市，依然存在丰富的城市文脉与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