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我是案发事件的第一报警人（警局有记录），所以我是第一证人。 2.案发当时我是真的不知道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3.门是带弹簧的，是往外推才能打开的。我没有堵住门，第一时间去开门了，门从外面被反推了回来，再也没推开。 4.我从事发当天晚上一直在警察局，直到杀人犯定罪才离开。 5.做完长达两个月的笔录，还有监控器的指征，我所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检察厅检查审核的，每次都有警察局的翻译老师在场，有些细节用日语表达不清楚。 6.做笔录不能任凭想象的说，警察都会查证，我笔录里面出现的人他们都会私下去核对，如果我所说的话没有查出疑点，会让我盖章签字。最后给法官看的。 7.作为证人，我没有说过一句谎话，也没有包庇任何人，因为我也手无缚鸡之力，那时候能相信的只有日本的警察。我觉得只有把我所知道的、想到的、听说的全部告诉警察，才能尽快为三叔伸冤。 8.笔录结束之后，我对犯人提出了死刑。 9.日本警察曾经禁止我见三叔的家人、以及与我和三叔有关的所有人，为了证据的有效性和保密性。 10.为了让我的笔录能够成为三叔伸冤的有效证据，我一直没有私下见过与案件有关的人，以防证据透漏，被坏人钻了空子。 11.直到今天，我也没有透漏任何案件相关的事情。为了还三叔（江歌）一个公道，我会一直遵守跟警方的约定，沉默下去不透漏细节，只能请大家理解。 12.11月底，杀人犯被监禁，我住进了学校的公寓，非宿舍。 13.中日法律不一样，之前日本的警察跟我说网络对案件的进展及结果，无任何作用，所以我一直没有在网络上说明任何情况。 14.我也一直担心案子怎么拖这么久，每次发邮件发电话，警察给我的回复都是不方便透漏，让我等通知。我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催促。但是，我不是直系亲属，在警察的立场，我是无权催促以及详细询问案子的具体进程的。 既然大家都和我一样关心着案件，那我就给大家看部分证据，及真实的过程（为了还原真实性、有的图我都附在文章里）： 我认识江歌的时候，室友都叫她三叔，所以我也这么叫，因为她们说我们宿舍的都是女汉子，大家从来不穿裙子，所以都自称叔。我进去那个宿舍的时候穿着裙子，所以她们都喊我少女或者伪少女。 我换宿舍并不是因为跟原来的室友关系不和，在原来的宿舍我们一共三人住，室友两个人是考大学的，我们相处的很正常，并没有深仇大恨，一起逛街一起吃饭、买蛋糕庆祝生日等等。她们毕竟年龄小，总是沉迷于打网游，或者是开歪歪一类的语音。我们的备考时间不一样，我当时是忙着考大学院，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向学校老师提出：有没有离着学校近，且大家都是考大学院的宿舍，大家目标、时间都是一致的。 那时候刚好三叔宿舍有个青岛的小姑娘退学了，老师就安排我住进去了。 我确实是与前男友不合吵架离开，住在打工地方的中华料理店的阿姨（料理店店长）家里。本来没打算告诉三叔的，因为我觉得自己交友不慎惹的祸自己就该承担。 凑巧那几天刚好是阿姨（三叔妈妈）刚离婚，卖了超市，心情不好，去日本找三叔散心，我一听阿姨（三叔妈妈）要来，很开心，尤其是自己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就觉得自己的妈妈要来一样开心，三叔问我有没有想吃的东西让阿姨带来。 所以那几天跟三叔联系超级频繁，她也知道了我的情况。三叔知道后跟我说等她妈妈回国，让我去她家里住，本来住在阿姨（料理店店长）家里离着学校近不折腾，也方便日后找房子，但是一想到毕竟跟三叔亲，她也叫我去了，我就没多想高高兴兴的就去住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就付了三叔一半的房租，因为水电费每个月平摊算钱很麻烦，而且我也打算再找房子，一放寒假（元旦）就搬走，所以两人商量，等我走的那个月水电算清，我付一半。 平时生活上我俩也是相互照应，能在国外找到老乡很难得，曾经又是校友，突然很有话题聊。我把三叔当亲姐姐一样，她身体不舒服我照顾她，我身体不舒服了就撒撒娇。三叔打工的地方是居酒屋，很累，几乎每天晚上回家都要在后背上贴膏药，我每次帮她贴完膏药之后，还帮她捶捶背。我在拉面店打工的时候总跟前辈说我的姐姐有多好多好，我从来没有对身边的人说过她的话坏，这个所有认识我俩的人都心里清楚。     住在一起一共两个月，第一个月我确实很忙。因为打工店前辈的老婆要生孩子，他请假回家照顾，我就替他打工，店长给我排了很多原来没有的夜班，所以那半个月三叔回家早，她总是帮我买着第二天的早饭，是我俩经常买的面包和杯面，我很感激。那半个月忙完了以后我也每天回家时候都带上两人的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饭。我学校附近有个市场水果很便宜，所以我经常绕路去买，带回去俩人一起吃。因为我知道三叔不是不喜欢吃而是不舍得买。我也想对她好点，仅此而已。 住在一起的生活用品（牙膏，洗发水，护发素，香皂，厕所纸，洗衣粉，垃圾袋，油盐酱醋），一开始全部用的是三叔的，但是用完以后都是我重新买的，我俩用东西不是很挑就这样互换着买。 跟三叔相处的时间久了，就发现她是一个非常容易悲观的人，常常会为一些事情打抱不平。外表大大咧咧，内心却很脆弱。住在一起，她经常抱怨在学校的不顺心，身边的前辈或者打工的前辈，我就听她发发牢骚安慰安慰她。而我一般都是报喜不报忧，所以她总说：少女你好幸运啊，你身边总是那么多好人帮你。谁在外面生活可能一帆风顺呢。她说，跟我一起住以后她喜欢下了课或者打完工就赶紧回家，因为家里有人陪她，说我的逗比性格能逗她开心。我觉得有人需要我我很开心。 平时我下班早也会主动去接三叔。（部分记录） 三叔去神户玩的那几天，我晚上睡觉手机音量都调最大，担心她在外面受委屈没人诉苦。因为去之前，她好像被前辈安排了一个很不情愿的任务。 三叔是学经营学的，我之前刚去日本迷茫不知道学什么的时候，在塾（日本辅导班）里学了一年的经济学，后来觉得自己不适合学就放弃，但是留了很多笔记。 住在一起之前，我把经济学的书给了三叔。住在一起后，她说她们的作业大多时候会涉及经济学，笔记也都直接给了三叔。        案发当天下午： 我在家睡觉，因为那时候学校文化节+北京大学的老师来做学术交流，放假三天。当时我在家睡，睡醒和三叔通过微信聊天。 nhk日本电台，经常上门收费 然后三叔说刚好打完工在回家的途中，要回家拿书去上课+聚餐，我就继续躺了一会儿就开始准备去打工。 大概不到3点的时候，我在戴隐形眼镜，外面吵起来了，吵得很凶。我一听是杀人犯的声音，就想：我如果露面了他肯定一时半会不走，我就发信息让三叔告诉他我不在家，然后让三叔赶紧进屋别跟他再吵下去了。三叔进屋后我们收拾了一下就一起出门了。出门的时候杀人犯还没走。然后他跟着我们我们一起去车站。在新宿站我和三叔分开（方向不同），之后杀人犯一直跟在我后面跟了一路，一直到我打工的店门口，“我到打工的点了，你别再跟着了”然后就进去换衣服打工。我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态，没把这件事情考虑的太复杂。而且那天打工超级忙，所以这件事就暂时没放在心上。 案发当天晚上： 我们两个的聊天记录都在。 那天晚上我打工，三叔外出研讨+聚餐，下着小雨。我在电车上的时候三叔刚好也在车站，还没到家，所以我就说你等我一下吧。 因为平时她下班晚或者突然下雨，我也会什么都不说的去接她。住在一起，我们俩之间相互等一下是很习惯的事。从地铁的A3出口出来以后，并没有异常，（我坐的就是末班车，所以当时那样一想就觉得更加安心了） “三叔，今天打工的时候来姨妈了，好像裤子弄脏了，幸亏打工时候有围裙遮着，今天还穿了件长开衫”， “没事儿，反正这么黑没人看见，一会到家了” “那你一会回家别跟我抢厕所，我要先去”， “吼吼”… “少女，聚餐剩的东西我带回来了，还买了一份混沌”， “哈哈，你都买回来啦，那我一会换了裤子陪你去门口蹲着吃野混沌” ————（没想到三叔会把混沌带回家，万圣节那天我们去涩谷玩，回来时候有点冷，三叔说如果现在在家，这时候就该吃份路边的野混沌，其实我也不知道野混沌怎么吃才有家的味道，我看三叔想吃，我就说那改天咱一起去池袋吃吧） 我俩就撑着伞嘻嘻哈哈往家走，到家楼下的时候，还没上楼 “你快进去开门，换姨妈巾，我也想蹲厕所” “那你把铁门关了”--（一进公寓外面有个铁栅栏一样的小门） 我就跑回家了，一进门我就开橱找卫生巾，然后准备换裤子，听到外面“啊~”了一声，我还没换完，又穿上脏裤子，穿的时候一直在喊“三叔怎么了，三叔，三叔”然后去推门，门嘭的被反推回来了，日本的们都是带弹簧的，本来就往里面弹，外面一用力我根本就推不开，我喊三叔她也没回应，我看门也推不开，我就一边看猫眼一边捶门，猫眼一片模糊，什么都看不出去。（当时我以为房子旧了猫眼脏了，还以为我近视眼没戴眼镜的原因，但是仔细读微信的聊天记录，你们会发现是因为下午被杀人犯用手指当过才会看不出去的，这也是后来和警察一起分析微信记录才恍然大悟的）就边跑边喊“再不说话我要报警啦”就去卧室的桌子拿手机，当时手是一直抖得，拨通110之后也因为太紧张日语说得磕磕绊绊，大概通话了5分钟左右（警方有记录）。然后我按照警察的指示提供信息。（我确实是胆小，我承认那时候不是一般的害怕了，不敢出去看），然后大概过了不到2分钟（警察局有记录），我又报警了，因为被问了很多详细的信息通话时间比较长。电话打完之后，警察就来了。然后我就被带去一辆车上，头脚手都套上了袋子，戴上了口罩，开始采集我的指纹，DNA，问话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下午四点，一直待在警察局跟木村警察和一位翻译老师一起做笔录。做完又一起去现场拍照，采集信息，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单独行动过，他们去哪儿我就得跟着去哪儿，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 （上面描述的整个过程、每个细节都是做过笔录的，警方也回去查证审核我的每一句话） 微博里面说我不报警，我不作证，那这些证据为什么都盖着我的章，签了我的字。为什么一有结果警察就给我寄信通知我？是的，我拿不出警察局的笔录，无法证实我所做的一切，但是你们在网上看到的一切就是真的吗？我一直都在和日本警察保持联系。 一开始我真没想到杀人犯是身边的人，都是通过日后一些监控录像的指证（给我看一些东西→让我指证→警察再去私下核对）这样慢慢确定下来的，一直到12.14日定罪。警察曾经推测“下午吵架，晚上行凶的例子不在少数”、我也不是傻子，我也能感觉出来谁的动机比较大，但是光凭我一张嘴，没有足够的证据警察没法抓人。后来我就说我有一些跟他的聊天记录，字里行间有威胁的意思，然后我们抠字眼儿，警察给他判了个威胁罪暂时拘留。一直到判罪。 从2016年11月3日到现在，我一直都没有在公众面前说过什么，失去的是一条生命，是我曾经在东京最亲近的人，我真不知道说什么，第一次感觉到悲伤至极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一张嘴就只会哭，我感觉说什么都是错的，到头来全是谩骂。所以选择了沉默。曾经也有过亲人过世，但是生老病死，不能与这种痛苦相比。这件事情之后我并没有过得心安理得，潇洒自在什么的，我的痛苦能跟谁说，只能憋着自己哭。 我不是三叔的直系亲属，连给犯人判个死刑都得先申请等通知。人真的渺小，但是我依然相信法律是公平公正的。 三叔火葬的那天我去了，是木村警官、翻译老师、还有一位开车的年轻警察陪我一起去的。警察不让我进去，我哭着求也没用，他们说唯一能做到的就是陪着我在外面等着然后跟着三叔的车一起送送她。是的，我们虽然一起抓犯人，但是我们的立场不一样。他们是怕我受伤，受刺激精神失常无人提供证据，仅此而已。但是站在我的立场上，他们限制了我的自由，连三叔最后一面都要去求别人替我看一眼。我给同研究室的前辈发信息，求他去，让他进去看看三叔，他中午去警察局找我，给了我一束花，说是三叔灵堂前的，这是唯一跟三叔有关的东西。 我问他“三叔呢”， “有点脱水，皮肤有点皱。” “别说了” 他还说“姑娘的身边有个大娃娃，还有一本书”。 那天哭了整整一天，都没有做笔录。后来日本警察局跟我说这种花不能拿，我没听，还是带走了。我不花放在以前我俩经常去喂鸽子的河边（平井与龟户交接的大桥下面） 一直到今天，我曾来没有找人在网上骂过谁。 我活着确实是小幸运，所以我没资格说话狡辩，我都忍了，发这篇文章只是为了要给大家一个明白。 我不是躲着不在网络上说话作证作证，而是我一直相信走法律是最公正最有效的。 最后，关于案件更加具体的信息实在是不能透漏，因为大家都等得很着急，我也咨询过律师，也问过日本警察。现在是受理阶段，审判阶段。当天晚上的事情说的有点粗略，但是这是最大限度了，有些信息是必须要保密的，而且我也在所有的文件上盖章签字了，我也不知道案件为什么会一直拖这么久，因为不是直系亲属，我问了多次都只是说让我等。我和三叔虽然关系亲密，但是一旦出了事情我不是她的直系亲属，我什么都无权过问。可以去警察局了解详细案情，并监督警察办案的只有直系亲属可以。但是大家不要担心，不管等多久我会一直坚持到最后的。 在没开庭，法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果之前，请大家和我一起等待。 大家要相信警察和法律，而不是一味的相信传言做不理智的行为。你们也能看出我和三叔的感情，并不是泛泛之交。三叔也不是一个知人不明傻傻分不清的人。我如果如网上所描述的自私，每天混吃混喝混住的话她也不会和我有如此感情。 有人会说，死无对证，我自说其话。一个普通人很容易相信另一个人的话，但是，警察会因为我说什么就信什么吗？ 日本警察局的电话在网上能查到，+81 就可以打过去，警局里有汉语翻译老师，如果对我说的话有疑问，可以打电话核对。 以下聊天记录拿出来只是想说：我一直不说话不代表我可以任人污蔑。（这只是部分） 言语可以煽动群众，证据难道只是摆设？ 痴呆是错别字，池袋是地名 出事之后，我爸爸曾去过阿姨家两次，直接上门，按门铃敲门也没人开门，肯定是家里没人，阿姨住的是高档小区，应该可以查监控。 后来我们通过联系阿姨村里的村支书（阿姨的姐夫），阿姨的姐夫说：她现在精神状况不大好，让我们不要去打扰，让我们等等。所以我们一直等，然后就变成了现在这种传言。后来阿姨带着上海（澎湃）和北京（腾讯）记者找上门来，记者帮我们化解误解，与阿姨见面。 出事之后，没过多久我的照片就在微博上曝光了，然后我让我爸爸妈妈拖黑了除了家人以外的所有人。因为他们的朋友圈里有家人的照片。 我爸爸妈妈每天成千上万的骚扰电话、短信，所以我妈妈拔了手机卡。 所有的事情有果必有因，大家只看到了结果，且结果只是一面之词。 |
|
|
来自： rexue_2014 > 《形势与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