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东京

去日本之前，我和同事们开会，讨论陈世峰杀害江歌一案开庭的报道主题。因为这一次和八月份我们的首次报道不同——有众多国内媒体和我们同时报道，《局面》必须有属于自己独特的报道角度。我在会议上说：我们应该报道的是，发生在陈世峰和江歌这两个中国人之间的刑事案件，在日本的司法制度下，是如何完成审判的。

——王局

围绕江歌案，背后一共有三重冲突。

第一，是凶案发生后，江歌妈妈和刘鑫之间的矛盾。包括案发时刘鑫是否锁了门，事后刘鑫是不是该去见江歌妈妈，做适当的说明，表达歉意。这些内容虽然涉及到一些案情，但更多的还是属于人性和道德的层面；第二，是陈世峰到底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第三、中日司法制度和文化的差异。

日本东京 | 《局面》栏目演播室

第一重矛盾，是我们八月份报道江歌案的重点。上个月参加梁欢秀，我讲过我们报道的理念。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社会，价值观谱系有着鸿沟般的分歧。在江歌妈妈看来，江歌是因为刘鑫而死，刘鑫是受益人，她和她的家人有道义上的责任。但在刘鑫看来，她虽然和江歌之死有关联，但并非直接关联。两者的价值观冲突，造就了事发后300多天两家人之间的次生伤害。

第二重矛盾，陈世峰杀害江歌，到底是激情杀人，还是蓄谋杀人？2016年11月2号，他到底是去找江歌还是刘鑫？这事关陈世峰的定罪量刑。

第三重矛盾，是中日司法制度和文化的差异。文化上，江歌的妈妈在开庭前在中国和日本广泛征集签名，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在国人心目中，杀人偿命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但在现今的日本，虽然形式上死刑尚未废除，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判处死刑很难，执行就更不用说了，难上加难，判决后一二十年不执行都非常常见。

在司法制度上，中国和日本也有很大不同。日本有陪审团制度，陪审员的权力很大，从认定事实，到判罪量刑全程参与。日本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全程保持沉默，在供述前可以见律师，可以看到警方和检方的全部证据。甚至，在法庭上，他也可以全程看到证人出庭，并在最后接受询问。

在这次赴日报道中，我最关心的是第三重矛盾。

第二重矛盾，其实是附着在第三重矛盾下的表象问题。而江歌妈妈和刘鑫之间的恩怨，在我看来，早就不再是报道的重点。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本次赴日报到中，几乎没有再参与江歌妈妈和刘鑫之间的是非。我认为，庭审开始后，这种人性层面的争议，应该让位于司法审判过程。

在报道江歌案的过程中，我曾经听到这样一种声音：这不过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有那么大的新闻价值么？

我的回答是，当然。

江歌案的人际关系图谱里，几乎全都是中国人，但案发地却在我们的邻国日本。它差不多相当于将一起中国的杀人事件，移植到日本的法庭上进行审理。审判制度的迥异，量刑结果的不同，舆论和司法之间的互动，包括中日两国民众思维和文化的差异，全都因为这起看似普通的刑事案件而交汇。

它的内涵因此而丰富，背景由此而复杂，也正因为如此，这起看似普通的刑事案件，有着极为特殊的价值。

王局在直播开始前认真核对要点

一个国家在行进中，有时候需要我们自我审视，有些时候，需要异于我们常态的坐标。日本的司法制度和文化，在恰当的时候，以这种方式闯入我们的大众视野。我相信，若干年后，这起案件一定会成为司法史上的经典案例。通过它，我们了解了那么多不同，从观念，到制度。

一审结束后，我们并没有立即撤离。我们一直在努力争取采访控辩双方的律师，还有法庭上那两位风度翩翩、辩才出众的检察官，非常可惜，最终都没有实现。但是，我们在七天庭审的时间里，始终都坚定地贯彻我们的报道主题：尽量用准确的细节还原庭审过程，分析控辩双方在法庭审理结构下盘问的逻辑和深意。有些人指责我们的节目不够客观，其实这些人不太明白，这些法庭询问，如果没有专业的分析和解读，普通读者根本无法理解。至于评论，我只言及杀人者陈世峰，对于江歌妈妈和证人刘鑫，我最多只做了客观分析，没有任何评论。

王局在复盘庭审的拍摄中

半个月的报道，我有如下体会：

1.   在日本的刑事审判制度下，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陈世峰在被捕后，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内一直保持沉默，他只承认自己恐吓过刘鑫，对杀人的罪行始终零口供。直到警方侦查完毕，证据搜寻结束，陈世峰看到这些证据之后，才开始供述。他的供述是参考了警方获得的证据之后才开始“编造”的，警方获得的证据，对陈世峰完全透明。一场公正的审判，不但要做到让公众满意，也要尽可能让犯罪嫌疑人挑不出任何程序和审判过程的瑕疵。只有这样，公正才是全面、没有保留的。

2.   日本检察官，也包括庭审中的法官，原被告方的律师素质都非常高。检察官、法官包括控辩双方的律师在庭上的询问水平非常高，有些提问令人击节赞叹。我是一名主持人，对各种提问天然敏感。法庭上，控辩双方在提问时，我脑海里也在不断地问自己，如果是我，此刻我会怎么提问，才能呈现出陈世峰，也包括控辩双方出庭证人言辞中逻辑和“事实”的荒诞，从而让法官和陪审员接近真正的真相。七天庭审下来，我觉得我可以补充的提问寥寥无几。过段时间，我会在语音里专门讲一次江歌案庭审中精彩提问的赏析，对于许多立志于做一名好记者的从业者，这是不可多得的教材。

每日庭审内容笔记

为什么日本的法庭上提问水准如此之高？我个人认为，是因为控辩双方的地位相对平等。双方在证据和信息领域是对等的，检方和原告方律师，唯有通过高质量的提问，让事实浮出水面。换言之，是庭审中心制逼迫检方不得不提高自己的水平。

3.   江歌案在庭审前受到国内媒体广泛关注，法庭和法官了然于胸。他们知道旁听席上坐着许多家中国和日本的媒体，尽管很多人并没有坐在媒体席上。法庭一方面尽可能提供各种方便，比如第一天进法庭时，安检人员跟我们讲解各种注意事项，我们国内来的人一句也听不懂，第二天，安检人员手里就拿着中文提示牌，告诉我们需要注意的内容，非常细致。但另一方面，法庭对庭审秩序的维护非常严格，反复提醒旁听者不可以随意出入，弄出声响，干扰，哪怕是无意的干扰法庭的审判过程。

我觉得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态。面对一起世人瞩目的案件，媒体可以充分采访和报道，但法院坚决不受任何媒体和舆论的左右。庭审中辩方律师曾经问及江歌妈妈是否在接受采访时指责过刘鑫，检察官立即抗议，法官马上要求辩方律师换问题。整个司法体系对媒体报道影响审判活动的可能性极为警惕——他们通过程序内的自我设限，防止媒体和舆论对审判活动的干扰。

王局，我们的同事和何润锋（腾讯新闻主持人）

4.   中日在司法观念上差别巨大。江歌的妈妈执着于陈世峰必须被判死刑，否则就是令人绝望的，不可接受的。许多关心此案的国人，也更多地将焦点放在最后的量刑上。与之相对应，陈世峰杀人案在程序上和审判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另一种公正，并没有多少人关心。我当然能够理解江歌妈妈和这些人的心情，但我依然希望，人们应该重点关注的不是结果，而是司法正义如何实现。

另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差异是，日本的刑罚看起来似乎比中国轻，但它的社会惩罚系统要远远重于我们。一个人一旦犯了罪，想要再次进入主流社会基本没可能。这种高昂的成本在背后支撑着普通民众的敬畏心，很多错误一旦犯过，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从前。这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正义的实现有多个途径，并非只有严苛的刑罚一种。

5.   要特别说一下陈世峰的辩护律师。我在节目里说过他“混淆是非”，其实并没有贬义色彩。作为辩方律师，他代表当事人陈世峰的利益。按照日本法律规定，辩护律师未能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甚至可以成为二审上诉的理由。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只有在律师全力以赴的辩护中，才能得以实现。

采访中我了解到，陈世峰的家人在凶案发生后，并没有特别为他寻求法律上的帮助。陈世峰父母的家境很一般，直到一审开庭，这位名叫中岛的律师，也没有收到任何律师费。陈世峰虽然在中岛的律所存有三十万日元的个人财产，但这笔钱，远远不够支付律师的费用。这样的刑事案件，日本律师的平均收费是一百万日元。开庭前将近一年的时间，主要和中岛联系的，是一位日本老人。她多年前去厦门时，曾经得到过陈世峰的帮助。陈世峰来日本留学时，最初的三周，就住在她家。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力量，让这位律师在没有收费的前提下，如此尽心尽力。

6.   最后，我想说的是，庭审过后，江歌妈妈和刘鑫之间的恩怨，应该逐渐复归到法律的轨道上了。一个现代的法治社会，应该尽量选择用法律的手段维护各自的利益。这条路有时候看起来犹如漫漫征途，但我们要步入一个现代国家，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日本东京 | 《局面》栏目的导播台前

最后，要感谢所有支持《局面》的观众和听众，感谢所有和我们一起报道的国内媒体，感谢那么多在东京帮我们排队领旁听券的留学生和在日华人。所有这些对我们的支持，最终，都会变成我们坚定前行的力量。

再见，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