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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自从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起，十三年转宦州县，九年京官生涯，十年执政当国，本着以“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政治抱负，他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践行着自己的理想，写下了很多反映社会现实和同情人民疾苦的诗文。这种胆识和忧国忧民的可贵品质与杜甫的伟大人格理想一脉相承。 一、推崇杜诗关心现实的儒家特色 王安石最早即在其精心撰写的《杜甫画像》以诗传的形式论杜甫的人格： 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飀。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死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1] 王安石首将杜诗的“仁”性发掘出来，将其阐释为忠君、爱国、病民的责任感。仇兆鳌评此诗云:“荆公深知杜，酷爱杜，而又善言杜，此篇于少陵人品心术，学问才情，独能中其会，后世颂杜者，无以复加矣。”[2]这虽不乏夸张之语，但也说明了其由衷倾赏之意。王安石对杜甫的人格作出高度评价，他在诗文中多处论杜，更积极提倡学杜，对杜集的收集和整理更是不遗余力，曾手编《杜工部诗后集》，其序云：“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其辞所从出，一莫知穷极，而病未能学也。”[3] 王安石在序中介绍了编《杜工部诗后集》的时间和原因，认为杜诗是“非人之所能焉”，对杜诗推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开启了宋人独尊杜甫的风气，揭开了“圣化”杜甫的序幕。除此之外，王安石还编《四家诗选》，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在文学选本中，体类和作品的排序常常代表了选家的批评眼光。关于这种排序的缘由，魏庆之编《诗人玉屑》卷十四“杜甫光掩前人，后来无继”条引《遯斋闲览》云： 或问王荆公云：公编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岂白之才格词致不逮甫也。公曰：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4]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安石把伦理价值凌驾于艺术才能之上，作为品评诗人的首要标准。显而易见，从人伦识鉴的角度出发，王安石认为杜甫诗歌是无人可及的。 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见解独特，对传统和流俗均不轻易苟同，四家诗的先后次序，确实特异，综合考察其对杜甫人格的揄扬和他的务实致用的诗学观，王安石相比较于李白更加推崇杜甫是显而易见的。 王安石把杜诗的思想价值纳入儒家的道德伦理框架，在他看来，杜诗与其说是“诗史”，不如说是“诗圣”。所谓“圣”，既有“集大成”的意思，更是指诗中体现出来的儒家的“性情之正”。这“正”不是《大雅》的温柔敦厚所能概括的，更是其忠君忧国的精神，雄阔浩大的胸襟和体道见性的慧思。杜甫取代韩愈成为宋人诗学的典范，不仅在于艺术上的高明，更在于道德上的优越。杜诗的精神已非韩愈的儒学道统所能局限，而是具有符合人类普遍追求的道德意义。宋人正是顺着王安石的思路一步步将杜甫人格“圣化”的。 二、欣赏杜诗多样化的风格特征 《瀛奎律髓汇评》谈到荆公时曰：“炼字、炼句、炼意、炼格，皆以杜为宗。集中古近体诗，多有近杜者。然非形貌近杜，乃骨味神韵暗与之合也。诗不学杜，必不能高，而善学杜者，百无一二。唐之义山，宋之半山、山谷、后山、简斋，此五家者真善学杜者也。”[5]称王安石为“善学杜诗者”。更有宋末刘将孙为《王荆公诗笺注》作序，将其誉之为“东京之子美”，王安石确实当之无愧。 王安石崇尚杜诗，对杜甫诗歌风格的多样化尤为欣赏，他说：“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绵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酝藉若贵介公子者。尽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元稹以谓兼人所独专，斯言信矣。”[6]王安石认为正是因为杜诗的风格多样性，“无施不可”，所以其诗歌成就才能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 首先，杜诗沉郁顿挫的现实主义风格对王安石影响最深。杜甫身处衰乱之际，入世很深，他“善陈时事”，往往结合时事，融入议论，其坎坷遭遇，形成了其诗风的沉郁顿挫，这已是学界公认的一个不争事实。 作为知名于世的政治家，王安石退隐钟山之前，他的诗歌创作与其政治经历和政治态度不可分割。诗歌成为他“言志”的主要载体，他在诗歌中表达其政治抱负和变法革新的思想；反映民生疾苦，提出尖锐的社会问题；寄托个人抱负，总结经验教训，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等等，创作了大量继承杜甫现实主义风格的诗作。其饱含血泪的字句，透露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焦虑，和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诗相对照，就有逼近杜诗的“沉郁”韵味。诗人采取转折累叠、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形成文势的跌宕之美，又可说具有杜诗的“顿挫”之妙。《收盐》反映食盐专卖制弊端甚多，逼得百姓只好铤而走险；《省兵》针对北宋兵冗耗财和缺乏战斗力的情况，提出缩编军队的问题。还有《兼并》、《感事》、《发廪》等等大量的政事诗更揭露土地兼并、豪强官吏盘剥给农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这些诗歌针对政治弊端提出尖锐的社会问题，来表达个人见解，具有改革的锋芒和批判精神，正是由于诗人对杜甫的极度推崇，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潜心研究杜诗以及对天下苍生的关心，成就了王安石诗歌这种感激悲愤风格。 王安石创作的六十四首集句诗中，用杜者多达二百多首，远远的超过了韩愈的52句和李白的30句，由此可见其对杜诗的熟知和喜爱程度。 三、赞美杜甫诗意之精、体制之妙、用字之工。 王安石把杜甫尊为诗学典范，其诗歌中有很多学杜诗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对杜诗某一具体篇章在构思、立意和造语上的模仿。例如：杜甫《古柏行》云：“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原因造化功。”安石《古松》云：“岂因粪壤栽培力，自得乾坤造化心。”古柏与古松，都得天地造化之功力，王诗语意更重。杜甫《饮中八仙歌》言“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安石《谒曾鲁公》曰“一觞岂足为君寿，愿赋长鲸吸百川”；杜甫《地隅》言“年年非故物，处处是穷途”，安石《答孙正之》曰“无才处处是穷途，两地谁传万里书”；杜甫《酬郭十五判官》言“药裹关心诗总废，花枝照眼句还成”，安石《出城访无党因宿斋馆》曰“花枝照眼春相映，山色侵衣晚自迷”。老杜花枝照眼添诗兴，荆公则花枝与美景养目与怡情。杜甫《秋风二首》言：“不知明月为谁好，早晚孤帆他夜归”，安石《北望》诗有“可怜新月为谁好，无数晚山相对愁”之句，一个是孤舟漂泊愁，思乡情深；一个是罢职退居江宁，老来伤怀。王安石诗歌中，像这样化用或篡改杜甫诗句的还有很多，有顺承性对原句诗意的强化与拓展，也有反其意而用之的，无论原句与改句，诗意常常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王安石“意与言会”，是其在不断的锤炼过程中主动追求的结果。 《珊瑚钩诗话》载： 王临川诗云：“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此与杜诗“见轻吹鸟毳，随意数花须。”命意何异？[7] 此文指出荆公在意境的营造上与杜诗相同。如荆公《题齐安壁》云：“日净山如染，风暄草欲薰。梅残数点雪，麦涨一溪云。”整首诗只有四句，一句一意，这是学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之篇的，但师其意不师其辞，形象更为鲜明，生动灵活，富于魅力。他的《春日》诗中间两联“莺犹求旧友，燕不背贫家。室友贤人酒，门无长者车。”査慎行指出：“如此诗三、四景中有意，乃为绝唱，老杜家法也。”[8] 安石称赏杜甫诗歌用意高妙，为求诗歌精工、诗意隽永深刻，注重炼字琢句也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了。 宋严有翼《艺苑雌黄》载： 王介甫尝读杜诗云：“无人觉往来”，下得“觉”字大好。“瞑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下“起”字，此即小儿言语。足见吟诗要一字两字工也。[9] 可见荆公对一两个字使用是多么用心的斟酌。 王安石还喜好学习杜甫的用迭字。杜甫诗常用“亭亭”“落落”“青青”“时时”“暄喧”“茫茫”“堂堂”。特别是在较短篇幅的绝句中用迭字，又能贴切自然，需要较高的驾驭语言的能力。 除了锻炼诗意，斟酌用字之外，在句法结构上，王安石也学杜甫。俞弁《逸老堂诗话》云： 老杜《秋兴》云：“红稻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荆公效其错综体，有“操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10] 此处直接指出王安石在句法结构上学杜甫之处。总而言之，王安石在对杜甫诗歌风格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对杜甫诗歌炼字、对偶、用典之法进行了初步的发见和总结，从而为以黄陈为代表的宋诗典范的形成，为江西诗派的诗歌创作和诗学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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