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天津故事】近代天津的藏书大家作者:何玉新 2010年天津市读书节期间,评选出了天津市十大藏书家、津门十佳书香家庭和十佳特色藏书人。中国人素有藏书的传统,在《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中收录的自先秦至现代的藏书家中,私人藏书家有2747位。 近代天津就是出藏书家的地方。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藏书楼》,重点介绍了近代藏书家六十余人,其中藏书处曾设在天津或在津有重要藏书活动者超过了三分之一。梁启超、周叔弢、陶湘等名家都在天津留下了各自藏书的故事,他们收藏的书也在百年之后捐献给了国家。 梁启超故居和他的饮冰室书斋坐落于河北区意大利风情街附近。1912年,梁启超结束在日本的流亡生活回国,定居天津。1913年年底,他在意租界买到地皮,次年建起一幢两层意式楼房,后举家迁居天津。1924年,他又请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紧挨着原来的那幢房子新建了一幢两层楼房,并把书房移此,这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饮冰室书斋。 梁启超自幼好学,父亲常常给他买书。青年时代梁启超的藏书已有一定规模。不过他因为半身颠沛,所以收藏的书大多遗落。他在饮冰室的藏书大多是他在天津定居后搜集的。梁启超藏书爱书,他的每本书在读过之后,都要重新包装好,再插入书架。1929年1 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去世。生前他留下遗嘱,将藏书寄存在国立北平图书馆。 成都道14号的一幢小洋楼,原主人是近代著名藏书家陶湘。陶湘民国初年迁居天津,曾任上海轮船招商局董事兼天津分局经理,天津中国银行经理,天津华新、裕元、北洋等纱厂经理等职。 陶湘酷嗜藏书,明代毛晋汲古阁所刻书共有约600余种,陶湘搜集了其中的500余种。插图本的戏曲《红梨记》、《西厢记》、《琵琶记》等书更是传世珍品。陶湘对书爱护备至,稍有破损便会找来能工巧匠修补,并亲自设计了月牙式四合书套,如今这种书套也成为藏品,被誉为“陶氏书套”。为了藏书,他还与人合资在北京办了一家书店。1931年后他的生活水平下降,藏书也被他陆续散出。 河北路277号是周学熙的长子周明泰的旧宅,院中的西洋风格缸砖小楼,小楼所用深褐色缸砖,据说全部来自英国,每块价格当时可购一袋面粉。这里就是研究戏曲史的学者们常常会提到的“几礼居”。 周明泰的藏书以戏曲为主题,为收集有关文献资料,他常常一掷千金。上世纪30年代,周明泰淘到大量清代抄本,成为其收藏书籍中的珍品。当时他常与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尚小云、刘宝全等名家往来,对于梨园掌故十分熟悉。他曾为杨小楼演出的《宁武关》拍摄舞台电影,为刘宝全的京韵大鼓录制唱片。同时他还勤于著述,出版的著作有数十种之多,主要集中在史学和戏曲文献学方面。另有《几礼居丛书》六种,其中《道光咸丰以来梨园系年小录》,辑录了嘉庆十八年至二十一年北京戏曲界的丰富资料,极受学者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周明泰把珍藏多年的大量戏曲图籍文献资料和名伶书画捐给了上海市人民政府。1957年,他又把在天津收集的大量京剧唱片捐献给国家,由中国京剧院收藏。他还有一批藏书留在天津旧宅,到80年代被后人卖给了一家拍卖行。 河西区徽州道29号人民公园内,有个百余平方米的小院,小院的正中有一座飞檐斗拱的传统建筑,名为藏经阁。人民公园过去是李善人花园,藏经阁的主人就是李氏家族。李氏家族的李士铭、李士鉁兄弟二人财力雄厚,购书不惜高价,买来的书多贮存在藏经阁。1926年,随着李士铭、李士鉁相继故去,藏书也逐渐散出,其中最大一批以六万元价格卖给了北平图书馆。1930年,李家还向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捐赠书籍、碑帖等350箱,可惜绝大部分毁于1937年日军炮火之下。 常熟翁氏的后人翁之憙,少年时随父亲翁斌孙迁居天津,毕业于天津新学书院,之后留校任英文教员。常熟翁氏是文化大家,书法大师翁同龢便来自这一家族。翁氏家族承继关系比较复杂,不过翁同书和翁同龢的藏书,几经展转多数都传到翁之憙之手。翁之憙长子翁开庆曾回忆说:“1950年夏天,北京图书馆赵万里、高熙曾两先生来访,下榻我家,遴选家中所藏书籍,昼夜不息,历时半月有余。凡所选善本,父亲都悉数举以献国家。”当时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还亲自为翁之憙签署了奖状。翁之憙在天津的藏书斋名为“知止斋”,是一幢独门独院的二层洋楼,位于今新华路。这座小楼在1976年地震后被拆除,原址如今已新建成一家酒店。 此外,天津近代史上较为出名的藏书楼还有位于赤峰道、山西路交口处的山西路186号的任凤苞的藏书楼天春园,坐落在与山西路交口处的成都道20号和22号,原启新洋灰公司总事务所经理陈一甫旧宅等。如今大多都已拆除。 实际上,收藏哪类书从某种程度代表了藏家的价值观,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时代读书人的风貌。但藏书更重要的是读书、读有所用,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文物的收集。如果所藏之书只是束之高阁,那终究不过是一个图书保管员。这也是藏书和收藏其他古董的区别之一吧。 (主要资料来自饱蠹鱼老师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12167878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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