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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所谓“文明传播论”
什么是文明传播论？ 文明传播论是这样的一种理论学说，即认为世界文明起源于一个中心，从这个中心向世界各地进行传播。这种理论最主要是以埃及为世界文明最早的中心，因为埃及文明邻近西方，而且其存在早于西方文明，这一点已经为世界所公认。所以西方学者往往认为世界其余文明是从埃及传播而来的。世界各主要古代文明中，两河流域与埃及距离很近，自然被认为是最易于传播的。另外两种东方古代文明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也被认为是从埃及传播而来。文明传播论虽然把埃及作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但是文明发展的重心却是欧洲，因为希腊文明与埃及和近东文明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而这两种文明先后衰落，所以只有希腊罗马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中心。这样世界文明的真正传播是从希腊罗马文明开始的。这样，埃及文明传播论就变成了实际上的地中海文明传播论。印度文明较早就被看成是一种外来文明，１９世纪比较语言学与比较宗教学家们发现，印度古代语言与欧洲古代语言之间有过历史联系，从而论证了印欧语言同属一个语系。以后又陆续发现古代雅利安人对于印度文明的影响，于是把印度文明看成是欧洲雅利安人文明的产物。这种观念忽略了古老的印度河文明的存在，以后受到印度学者与多数西方学者的批评，现在已逐渐式微。 在文明传播理论中，由于中国古代文明与外来古代文明之间的接触一直很少，所以关于中国文明是如何经传播而致的猜测最为多样，可以说中国文明的各方面都先后遭到国外学者的质疑，从中国猿人到旧石器时代的石器，从殷虚文字到四大发明，从农业上的稻谷生产到郑和航海，无一不被怀疑，其批评也最缺乏证据。我们仅列举其中有代表性的例子，其余不一一述及。 魏敦瑞 裴文中 吴新智 其一是中国人种西来说。我们上文已经提到，在发现中国北京猿人及山顶洞人时，西方学者魏敦瑞就提出一种看法，认为山顶洞人的头骨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蒙古人种的祖先，与欧洲同时期的克鲁马努人有相当的关系；第二种与北极的爱斯基摩人有关，在他看来，不是北京猿人远行到北极，而是爱斯基摩人来到了中国北方；第三种则与南洋群岛的美拉尼西亚人有关，当然，也是古代美拉尼西亚人登上亚洲大陆，来到北京附近活动。在此之前，更有西方学者提出，中国猿人不能成为独立人种，只能是爪哇直立人的一支。中国学者当即对此进行了驳斥，裴文中、吴新智等中国考古学家以确凿的证据与深入的研究证明，中国猿人与爪哇人分别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来源的人类，不能混为一个人种。山顶洞人三个完整头骨都是蒙古人种，具有原始性质。从来没有任何爱斯基摩人和美拉尼西亚人的特殊性质1。驳斥了中国人种外来说，从根本上推翻了了中国文明外来说，这是无须再加以说明的了。这场斗争的性质并不仅仅是民族文明独立性之争，而是科学认识与主观臆断和伪科学之间的斗争。中国考古学虽然起步晚，但成就突出，目前的研究结果已经完全可以说明中国人种独立起源，以上种种荒谬见解不攻自破。 Athanasius Kircher 其二是所谓中国文字是从埃及传播来说。这种说法的历史十分久远，最早提出者可能 是１７世纪德国耶稣会士祈尔歇(Athanasius Kircher),他的《中国图说》（１６６７年）认为，《圣经》中犹太人闪的子孙带领埃及人来到中国，向中国人传播了埃及文字，以后中国人才有了自己的文字。此说一起，直到二十世纪，三百余年间不绝如缕。中国学者早已经驳了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中国古代的陶文与甲骨文研究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创造文字的国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还有李学勤先生著《古埃及与中国文字的起源》等文，专门对于这一问题作了透彻的分析1，可供参考。 其三是中国的彩陶文化是从欧洲传播来的说法。中国新石器时代广泛应用彩陶，分布十分广泛。同一时代彩陶在有洲与近东也有发现，所以著名的西方考古学者安德森(Ｊ．G．Andersson)曾经断言，中国所发现的彩陶与欧洲等地彩陶有联系，他曾经提出：
远东方面发见彩陶的地方，西起新疆的燃婼羌，东达辽东半岛，东西距离，跨有三十六经度，几乎与近东方面，西起东欧，远达西部印度及西部突厥斯坦，彩陶发现的最大区域，完全相等。…我们如谓远东各省的彩陶，实构成了一个文化丛，与近东彩陶文化同其复杂与丰富，亦决非过甚之词。一旦中亚方面的许多地方，如果经过详细的考察，这远东与近东两大区域便可联系起来。到时我们便可明白东西文化交流的实况。2
对于中国彩陶外来说，已经有相当多的批评，我们上文也已经涉及到其中的部分观点，这种说法的没有根据已经被世界学术界所公认，而且类似说法近年来也不再出现于学术界。所以没有必要再逐一进行驳斥了。 李学勤 杜金鹏 其四是近年来又有些人认为中国早期青铜器也是来自异域，如中国西北的齐家文化和中原二里头文化中都有的早期青铜器制作工艺是从西伯利亚和伊朗等地区传来的。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胡博(Louisa G. Fitzgerald –Huber)博士的论文《齐家和二里头：关于远距离文化的接触问题》3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中国学者李学勤撰文讨论了其中伊朗南部沙克尔曼省克尔曼东北的沙赫达德(Shahdad)出土的金属器与中国的红铜爵、觚形器之间的关系。李学勤先生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引证中国考古学家石璋如先生、杜金鹏先生关于爵的演变的看法，说明中国爵的研究状况。同时他也主张对于“不同文化中的类似文化因素，即使彼此没有传播、影响的联系，也是应该比较研究的”4。 笔者对于这种态度是赞同的，但也认为，考古挖掘与文明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可能会对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会有更大的推动。青铜器不只是重要礼器，而且是代表一个时代的生产力的发明，所以更宜慎重。共时性的比较研究与历时性的传播研究应当泾渭分明，中国青铜器的独立创造是关系到民族文明特性的根本问题，不能轻易下结论。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中国青铜器是独立创造的，这一结论无庸置疑。 其五所谓“西方三大发明”对于中国的影响之说。我们所熟知的是中国四大发明对于世界的影响，但是西方学术界相当多的学者却坚信，西方三大发明：马车、骑马术和冶金术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发展有直接作用。一位名叫库兹尼娜（E.E.Kuznina）的学者在1998年美国出版的一本《东中亚铜器与早期铁器时代的人们》一书所收入的论文中，即作如是说。1她坚持认为，古代西方三大发明决定了中国文明的进步。此外，比如中国古代的马车是中国独立的发明还是来自外国？这一类问题也不断被西方学者们所提出，1983年英国考古学家皮格特（S.Piggott）就提出，中国马车来自高加索地区2。全球化时代中，东西方的学术交流相当频繁，所以西方学者的见解立即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中国学者立即就这一问题与西方展开辩论，以有力的证据证明，中国马车早在古代即已经存在，无须从高加索引进马车３。 …… 关于文明起源的争论层出不穷，限于篇幅，不再一一罗列。从中可以看出，关于文明起源的争论往往与不同学科有关，不同学科有不同的关注中心，考古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等各有其关于文明起源的条件与重点，所以各持一端，不能统一。这就证明，迫切需要有一门学科全面研究这一类问题。比较文明学具有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优势，应当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 原创文章，转载需显要位置声明 方汉文学术 公众号：Fanghanwenxue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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