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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这个词的诞生是相对比较晚近的事，它在当初被称为“佗（准确的日文汉字是“侘”，亦可用“佗”字）茶”，又被称为“茶汤”。“侘”在日文中的解释有三种，一是“烦恼、沮丧”；二是“闲居的乐趣”；三是闲寂的风趣。茶中的“侘”，主要取第三种释义。“侘”字古汉语中也有，意为失意的样子，现已不用。在日语中，原本也是失意、沮丧的意思，后来在连歌中渐渐演变为一种闲寂的美，与茶联系在一起，就使茶上升到了一种空灵的哲学境界。那么顾名思义，“佗茶”应该是一种具有闲寂情趣的饮茶文化。它是对“婆娑罗寄合”这种喧闹、奢靡的饮茶之风的一种反省和反动，甚至与室町幕府的将军所举行的茶会也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新的饮茶精神不再追求豪华的楼宇、争赢斗胜的刺激和呼朋招友的热闹，甚至都不在意茶质的优劣和“唐物数寄”的排场，而是非常注重内心的宁静和愉悦，体现了对自我、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既比较完整地包含了日本人的价值观，也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日本人的审美意识，而这种新的饮茶精神的核心部分便是禅。这样的新的饮茶精神及相应的礼仪规范等大概就可以称之为茶道，日本近代美术教育的创始人之一冈仓天心（1862~1913年）在用英文写成的《茶书》（TheBook of Tea）中称茶道是一种审美的宗教，它不只是具有审美的意义，而且还包含了宗教、伦理和天人合一的思想，它在日常的俗事中找到了一种审美的价值。“茶汤（或译为茶之汤，在日语中是日本茶道的代名词——引者）是禅的仪式的发展”，“正是这种发源于中国的禅的仪式发展成了15世纪的日本的茶汤。”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茶道与禅宗的关系（冈仓天心还讲到了道教的影响），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日本茶道是禅宗精神在饮茶程式和礼仪上的一种表现。 茶道在日本的发生、发展和完成，主要经过了三个人的努力，一个是村田珠光（1423~1502年），是他首先创立了茶道，一个是武野绍鸥（1502~1555年），茶道在他手里有了很大的发展，还有一个就是声名最响的千利休（1522~1591 年），他最终全面建立了茶道的体系和宗旨，现在日本三大茶道宗派的里千家、表千家和武者小路千家三派，都是千利休一脉的沿承。 “三千家”产生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是千利休的孙子千宗旦（1578~1658年）。利休自刃后不久，秀吉也因两次出兵朝鲜而身心疲惫暴病身亡，于是其子孙决心继承先人遗志，振兴“佗茶”一流的茶道，其中贡献最大者，便是千宗旦（1578~1658年）。宗旦追求的“佗茶”的极致，摈弃一切豪奢和浮华，潜心于心灵的修养，他在1648年在京都建造的“今日庵”，仅有三平米左右，窄小素朴，为其晚年的隐居地。他拒绝了江户幕府请他做茶道示范的邀请，比其祖父更为彻底地坚持了“佗茶”的精神。此后，宗旦的第三个儿子宗左继承了利休的茶室“不审庵”，自立门户，因其居住在上代传下来的屋产的外面部分，因而这一流的茶道称为“表千家”，又称为本家。而宗旦的第四个儿子宗室则继承了宗旦的“今日庵”，又自立一流派，因其居所在传统老屋的里面，称为“里千家”。宗旦的另一个儿子宗守则自己创建“官休庵”，严格遵守宗旦的家风，这一流被称为“武者小路千家”。以上就是日本茶道界影响最大的所谓“三千家”，名义上，都遵奉千利休为始祖。如今，以“里千家”的势力最为兴盛。另外，每一家的历代“家元”即宗师或曰掌门人，都沿袭最初创立者的名号，以体现其一贯性。现在这一“家元”制度已经扩展至花道、剑道及其他各类传统的演艺界。 “三千家”一流的茶道，主旨是“敬和清寂”，大致可看出它的主要理念。举行茶会的地方，一般要有茶庭（里面只可种植绿色植物而不可栽培花卉，以免使人目迷五色，心有旁骛）、茶室（以简朴为佳）。受邀的客人须现在茶庭入口处的半露天的等候室稍坐等候，然后受人引导，沿“露地”穿过茶庭，被引至茶室（里面的小小的壁龛部分一般会挂有书法作品或水墨画，下有插花作品）。传统的草庵茶的茶室入口只有一个需要爬进去的“蔺口”，使人造成某种紧张感，以培育一种肃穆的情绪，然后在客人的坐席上席地正坐（即跪坐），此时可观赏挂轴和插画作品。主人开始煮茶和沏茶，程序比较繁琐而缓慢，茶炉、茶壶、茶碗、茶筅等均有讲究，每一道程序也有严格要求，最后做成一碗抹茶（茶的容量大约只有茶碗容器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茶碗一般是灰黑色的粗陶碗（也有不同的色彩和图案），饮茶前可食用一点点心。彼此并不交谈，讲究“以心传心”，在外行看来，气氛有些沉闷。说到底，茶道的目的不只是为了饮茶，而是一种待客方式以及修身养性的途径，里面内涵了浓郁的禅的滋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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