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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的《茶馆》如今已是中国百年话剧史上的经典之作。不过当初它曾经很成功，但又被打成反党反社会的“大毒草”，白云苍狗，一时翻来一时覆，难有定说。 1958年3月北京人艺排演了《茶馆》，随后就有人发文认为无论在剧作上或演出上都是很成功的。接着“大跃进”运动起来，报刊上对这出戏的批判是不留情的，甚至连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艺明也点名批评《茶馆》，以致停演。“文革”期间，《茶馆》更是“大毒草”了。到了1979年，《茶馆》又可以公演了，艺委会成员一致认为是香花，不是毒草。到了1980年，《茶馆》更是走出国门到欧洲演出，被认为《茶馆》跻身于世界一流戏剧的行列了，具备中国戏剧史上的经典地位。 时间不断推移，形势不断变化，政治的力量、文化的依附，还有那些随之俯仰的评论家，忽此忽彼，那么以后会不会再反复又落到泥淖里？孤芳自赏的时代已经过去，有了笔墨成果总是希望进入社会欣赏渠道，见到众生，受到评价，决不会止于挂在书斋里自赏。许多人欣赏了，也就有许多声音。有人能洞见其奥妙，有人却视而不见，与作者审美理解相距甚远。一件作品能长远地有欣赏声音，或褒或贬，总是引起不同时段人们的注意，那么这件作品也算是有较强的生命力。王羲之如此，王献之则不走运，皇帝不喜欢，还做了严厉的贬损。皇帝的话语权影响了一个时代，左右了天下人的感受。而对于王羲之的绝高评价，确立了王羲之的地位——很优秀的作品再如何溢美也是会让人接受的，王羲之就是神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评说往往这样，于锦上再度添花，做实了，成定数。宋人蔡沈说：“经，常也。”经典就是我们经常要面对的典籍。它们与流行恰恰相反——流行时极盛，挟风涛云气喧沸来兮，可是不用多久已是烟消雾散。流行满足一时的追求，短暂，很合时宜，但没有久远，少有善终。经典不同，它不为时间所囿，存在于各种时空。如《兰亭序》，真也罢伪也罢，都是长存不灭的，比它的作者生命长久之至。《兰亭序》还能流传多少年？因为美感在内，谁也无从以年月论说。美感含纳了许多的元素——独立的个性，高超的技能，丰富的内涵，崭新的原创，高雅的格调，深远的境界，由此魅力无限，世代以为宝。经典是不会多的，经典多了就非经典了。常听到有当代经典之说，只是界定在当代的时间段上，未曾经过时间的检验就急匆匆地标榜，也就常常被颠覆，什么都不是了。 书法创作是私有的事，成了经典却是世代的事。一个人创作是不会有经典感的，只是想写而已，却不是为经典而写。王羲之的《兰亭序》、张旭的《古诗四帖》、怀素的《自叙帖》，都是无数次创作之一次，只是抒情写意而已，有即时书写之兴致、激情而已。宋人范仲淹认为：“岂徒一时异，将为千古奇。”因此不必妄为经典而下力，还是循正道、常态写，形成书写的生活化是为最佳。清人郭麟曾评苏东坡：“横绝一代之才，凌厉一世之气，间作绮声，意若不屑，雄词高唱，别为一宗。”可见把笔书写只是求快意。苏东坡无意于作圣贤，他批评道：“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无涯之心，动辄欲人以周孔誉已，自孟轲以下者，皆怃然不满色也。”可见古时候就有人想当经典人物，说些经典话语，行此经典做派。所以苏东坡认为这类自诩者“所以得患祸，皆由名过其实。”可是经典不是可以轻易浪得的。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经典标准，而对经典，人将敬畏。没有经典的推崇是可悲的，经典泛滥更是有害。一个人随着阅历的加深，对于经典有了识见，乐意接受，情愿膺服，就能自觉被引导。否则，人没有经典意识，也就没有敬畏感，高山蚁垤混同，大河沟浍无异，则毫无识见令人惊悚。明人许学夷批评道：“学书者初不识钟、王诸子面目，辄欲自成家法，终莫知所抵至矣。”无经典意识而事艺文，真不知有多少人莫知所抵。 倘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茶馆》，且能以不激不随，无偏无党的态度看待它，结论会更可靠。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本文刊于中国文化报·美术文化周刊，转载请注明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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