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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JM I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毒性相关的十个关键问题

 昵称45834002 2018-01-15


前言


近年来,肿瘤免疫治疗成为有希望治愈肿瘤的重要手段,其主要机理是解除机体免疫抑制,增强免疫功能。针对免疫检查点的治疗(如CTLA-4与PD-1/PD-L1抑制剂)最具有代表性;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的疗效已在多种肿瘤中得到验证,多种药物获得了美国FDA的批准。


ICIs相关的毒副反应比较独特,称为免疫治疗相关的毒性(irAE)。由于ICIs发挥抗肿瘤的作用主要是作用于机体的免疫系统,理论上这种毒性可发生于任何组织器官,其中比较常见的是胃肠道、皮肤、内分泌腺体以及肝脏等,而发生在肺、心血管、骨骼肌以及血液方面的毒性较少见。目前尚缺乏针对irAE进行有效处理的前瞻性数据,但ESMO和SITC已经发布了针对ICIs相关毒性处理的专家共识;由于irAE牵涉面广,有必要进行多学科的合作和处理。


2017年1月11日,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SKCC)的Postow教授整理了irAE临床需要关注的十个问题,发表在NEJM杂志上,以期能对医护人员有所帮助。

1

irAE发生的原因?

接受ICIs治疗的患者出现irAE的具体病理生理学机制尚未明确,可能与免疫检查点维持免疫稳态有关。CTLA-4在免疫反应的早期减弱T细胞反应,而PD-1对T细胞的抑制作用发生于外周组织,出现时间较晚。

抗CTLA-4抗体和抗PD-1抗体产生的irAE不尽相同。抗CTLA-4抗体的irAE更为严重。比如,抗CTLA-4抗体更容易引发结肠炎和垂体炎;而抗PD-1抗体更容易导致肺炎和甲状腺炎。


此外,细胞因子的释放等其他因素也和irAE的发生有关。在ipilimumab引起的结肠炎患者,L-17水平升高,这也临床前动物模型中观察到的现象一致。

2

irAE的常规处理?

irAE发生的原因主要是T细胞激活后对正常器官的过度免疫反应。在治疗上,除了常规的停药或者延迟给药外,最常见的处理方式是使用免疫抑制剂,如糖皮质激素。当激素无效时,可以考虑使用其它免疫抑制剂,如抗TNF-α抗体英夫利昔单抗(infliximab)。


英夫利昔单抗常用于治疗克隆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也用于治疗中重度ICIs相关的结肠炎。考虑到激素的长期免疫抑制作用,以及英夫利昔单抗的快速起效时间,是否可以早期使用英夫利昔单抗以减少激素用量,值得进一步探索。


已有个案报道提及其他治疗炎症性肠病的药物,如使用抗整合素抗体vedolizumab治疗ICIs相关的结肠炎。

3

irAE何时发生?

irAE一般在给药后几周至几月内发生,但实际上是irAE可发生于接受ICIs治疗的任何时间,甚至是延迟到ICIs治疗结束后。最常发生的irAE为皮肤、胃肠道、内分泌器官毒性。


由于ipilimumab主要是作用于T细胞活化的早期,而抗PD-1治疗主要是影响T细胞活化的末期,所以使用这两种ICIs其毒副反应不一致。


目前还无法对irAE所发生的器官特异性作出合理的解释。此外,也缺乏ICIs相关irAE的长期毒性数据。这一点应该引起注意,因为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ICIs将来很有可能会用于早期肿瘤的治疗,由于这类患者往往生存期较长,所以重视药物的长期毒性尤为必要。

4

irAE发生的个体差异性?

目前尚不清楚irAE在特定人群中发生的确切原因。已知某些基因会导致自身性免疫性疾病的发生(不使用ICIs的患者),所以有研究探索了是否胚系遗传因素与irAE发生有关。


一项ipilimumab治疗453例恶性黑色素瘤患者的研究显示,单一基因表型(HLA-A)和irAE发生风险并无相关性。


研究也分析了肠道菌群是否和irAE发生有关。两项回顾性研究发现,若既往肠道内存在拟杆菌,会降低ipilimumab相关免疫性肠炎的发生,但是否可以通过使用菌群调节剂或者抗生素来控制irAE尚无证据。

5

 irAE与疗效是否存在关联?

irAE发生的具体病理生理学机制尚不清楚,但irAE的发生提示患者的免疫处于激活状态。irAE的严重程度与疗效的关联尚存在争议。


回顾性的研究认为,出现irAE的患者,其对ICIs的反应越明显,但是irAE的出现并非是发生有效反应的必需条件。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对于一些特异性的反应,比如白斑,可能与恶性黑色素瘤患者接受ICIs的疗效有关。


在不同类型的肿瘤中,irAE发生的毒性类似,这说明irAE的发生和免疫系统本身有关,而与肿瘤类型的关系不大。

6

 免疫抑制剂会不会影响ICIs的疗效?

针对这一问题,目前无前瞻性的研究结论。


少量回顾性的分析提示,接受ICIs治疗并出现irAE的患者,是否接受过激素处理irAE,总体生存并未受影响。


然而,要完全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关注更多细节,包括:免疫抑制剂的种类、使用的时机、使用的时长,以及患者的治疗结局。

7

免疫抑制剂毒性是否干预ICIs疗效?

从理论上讲,免疫抑制剂可能会影响抗肿瘤疗效,但这种影响尚未被确认。但另一方面,免疫抑制处理本身会产生一些额外风险。这一点临床上需要关注。使用免疫抑制剂如皮质激素类药物可能导致高血糖、水钠潴留和焦虑等不良反应,迅速撤药会引起医源性肾上腺功能不全。


虽然长期使用激素的可能性较小,但长期用药会导致相关并发症,如库欣综合征、骨质疏松和肌肉功能萎缩。此外,使用免疫抑制剂治疗irAE,增加了机会性感染的风险,如烟曲霉菌肺炎、巨细胞病毒性(CMV)肝炎和卡氏肺囊虫性肺炎(PCP)等。


对于长期使用高剂量激素的患者(每日20mg或更高剂量的强的松,或者相当于同等剂量的其他激素连续使用达4周的患者),需要使用复方磺胺甲恶唑、阿托伐醌或潘他米丁,以预防PCP的发生。

8

严重irAE缓解后再使用ICIs是否安全?

目前尚缺乏这方面的研究,但严重irAE缓解后,患者再次接受ICIs治疗,irAE可能再度出现,只是其发生率较低,约在3%左右。


影响患者再次使用ICIs的关键因素很可能取决于末次irAE出现的程度、患者的一般状况以及是否存在其它治疗模式。对于一般的irAE可以对症处理;需要警惕或者重视的毒性是心脏、肺毒性,因为这些irAE往往是致命的。

9

irAE缓解后是否有必要继续使用ICIs?

目前尚缺乏前瞻性研究评估患者停药后继续接受ICIs治疗的疗效,所以对于该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在一项研究中,恶性黑色素瘤患者接受nivolumab联合ipilimumab治疗,前4个月内因为毒性停药的患者,与未停药的患者比较,PFS和OS相似。另外一项针对NSCLC的患者的研究表明,对ICIs有良好应答的患者,因毒性停药或推迟治疗,再次接受ICIs治疗其PFS和OS与永久停药的患者相似。


当然,这些回顾性研究仍需进一步随访,也急需开展前瞻性的试验明确是否短时间的ICIs治疗可以带来长期获益。

10

有加重irAE风险的患者可否使用ICIs?

对于有irAE风险加重的患者(如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使用ICIs治疗时须谨慎,但接受ICIs治疗,疗效并不受到影响。临床实际应用上,这类患者是否可接受ICIs治疗,取决于肿瘤是否危及生命,以及在临床医生的指导下权衡治疗的利弊。


ICIs基本不通过肝脏与肾脏代谢,但对于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ICIs并非其使用禁忌症。早期的临床研究将HBV、HCV阳性的患者排除在外,但有一些研究认为,这类患者也可以考虑使用ICIs。有研究显示,造血干细胞移植和器官移植的患者,接受ICIs治疗可能引发排斥反应,但目前结论尚不明确。


此外,高龄并非是使用ICIs的限制因素,因为ICIs的疗效与年龄无关。只是需要注意,在面对高龄的患者时,需要重点关注患者的评分和活动能力。


综上所述,irAE可随时发生,但大多程度较轻。除内分泌器官毒性可长期存在外,大部分irAE可逆转,或者仅为暂时性反应。虽然严重毒性事件的发生率较低,但一旦出现后果可能比较严重,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心包炎、肺和神经系统方面的毒性。


未来对irAE的研究和处理,建议从以下三点着手:

  • 阐明irAE的作用机制,从病因上制定有效的处理措施;

  • 建立全国范围的登记机构或者组织,以记录患者接受不同ICIs治疗后irAE发生的真实世界数据;

  • 加强多学科在irAE处理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irAE。

参考文献

  • Postow et al. 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 Associated with Immune Checkpoint Blockade. N Engl J Med 2018;378:158-68.

组稿 I 黎小兵、彭玲;编辑 I 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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