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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颙(1627~1705)明末清初周至人，明清之际哲学家。李颙在理学上的造诣，被称为"海内大儒"。李颙和眉县李柏、富平李因笃统称为"关中三李"。李的著作，康熙、雍正年间均有刻本，光绪时补入《四书反身录》等篇。 另有东晋文学家李颙，与浙江余姚黄宗羲、直隶蓉城孙奇逢并称为海内三大鸿儒。 个人简介 李颙（1627--1705）
明清之际哲学家。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人。家贫，
借书苦学，遍读经史诸子以及释道之书。曾讲学江南，门徒甚众，后主讲关中书院。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儒。清廷屡以博学鸿词徵召，以绝食坚拒得免。为学主兼采朱熹、陆九渊两派，以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实，极便初学”；“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者中最为儆切”（《二曲集》卷四），主张兼取其长。重视实学，提倡“明体适用”。同顾炎武反复辩论“体用”问题，提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的见解，将“格物致知”的“物”扩充到“礼乐兵刑、赋役农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实用学问。力主自由讲学，与清廷钳制思想政策对立。所著有<四书反身录>、<二曲集>等。 李颙(1627～1705)清末明初人，字中孚，号二曲，又号土室病夫，二曲镇二曲堡人，父李可从，于崇祯十五年(1642)，战亡于河南襄城。留下李和母亲彭氏，无片瓦寸土，度日艰难。彭氏决意教李颙从学，但无力供学，屡被塾师拒绝。李9岁入塾，只读过20天书，但李发愤自学，仅靠母亲纺织缝纫和李打柴换粮，杂以糠菜，维持生活。因之，面色如菜，人称李菜。李颙在挖菜拾柴的空闲，也手不释卷。县内藏书之家，渐知李家贫力学，便任其翻问。李随阅随还，数载之问，披览群书，写出了<二十一史纠谬>等笔记体习作，大约30岁时，认为这不是切己之学，非儒家正脉．便把这些著作烧掉了。从此．潜心于宋明理学。康熙九年(1670)，李在母亲3年丧服期满后，去河南襄城，为父亲“招魂”。常州知府骆钟麟，派人迎请李讲学。常州的士绅名儒争相听讲。后来骆钟麟把李讲学的内容汇集起来，名为<匡时要务>。李又在武进、无锡、江阴、靖江和宜兴等地讲学，所讲内容被记录下来，整理为<两庠汇语>、<锡山语要>、<靖江语要>。康熙十一年(1672)，李返回陕西。次年主讲于关中书院，又在雁塔、富平等地讲学，力主讲学自由，认为“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反正，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与清廷钳制思想的政策相对立。李所交皆一时名士，平生最为知己的是骆钟麟。骆为浙江临安人。 顺治十六年(1659)春，任周至知县，下车伊始，便到李颙草庐，竭诚造谒。骆钟麟崇敬李的学问和为人，在生活上大力资助李。次年，80余岁的关中理学家，大荔人党子澄，冒雪来周至求学于李。是年秋天，甘肃天水人菜溪严，前来访问，结成忘年交。顺治十八年(1661)初夏，蒲城70岁的王省庵，来周至拜访他．相谈甚为投饥机。康熙年间，学者顾炎武两次访问他，探讨学术。李颙的学问，兼采朱矗、陆九渊两派，认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实，极便初学”；“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者最为儆切”。李主张各取所长，重视实学，反对空谈，提倡明体适用。他说“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明体适用之正业，处也有守，出也有为，生民蒙其利济，而世运宁有不泰?”并强调“道不虚谈，学贵实效，学而不足以开物成务，康济时艰，真拥衾之妇女耳。亦可羞己!”李与顾炎武反复辩论体用问题，提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把“格物致知”的“物”扩大到“礼乐兵刑，赋役农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实用学问。赞同“非气无以见性”的观点，说：“言性而舍气质，则所谓性者何附；所谓性善者和从而见？”李颙在理学上的造诣，被称为“海内大儒”；有和眉县李柏，富平李因笃统称为关中三李。李的著作，康熙、雍正年间均有刻本，光绪时补入《四书反身录》等篇，刻成<二曲集>46卷。其墓在二曲堡南。 青年时代的李顒，读书涉猎广泛，凡经史子集、百家释道，无不阅览，熟读深思。按当时习俗，读书就是为了应举，而应举唯有读四书，习八股即可。李顒却博览群书，不为世俗舆论所动，既无家学，又无师承，全靠自学磨练，终于三十而立，卓然成为清初著名学者，自成一家，闻名关中。连当时全国著名大学者顾炎武也佩服地说：“坚苦力学，无师自成，吾不如李中孚！” 李顒与其他报有亡国的明末遗民一样，站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仇视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统统斥之为“贼寇”。同时，他又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对满清入关对推行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表示极大的愤慨。他无意功名，“顾惜名节，”誓不仕清。康熙十二年，陕西总督鄂善修复冯从吾创办的“关中书院，”聘李顒主讲，他谢绝了官府专为他做的小袖窄袍，他以“仆臣僚绅士，又非武弃曹丁，窄衣小袖所弗便，宽衣簿袖乃蔗人常服。”仍然穿着“蔗人常服”登上讲坛，给投降清王朝的汉官首先上了第一课。讲学不到三个月，鄂善便以“山林隐逸”举荐入朝，被李顒八次上书以疾力辞。后有诏举“博学鸿儒”，礼部又以“海内真儒”推荐，太史亲到其家，一再催逼起身赴京。李顒对这些诏举极为反感，力辞不就。但催檄如雨，前来威逼的官吏将李顒连同卧床一并抬往省城，行至难郊雁塔，李顒坚不从命，拔刀自刺，官吏大骇而止。李顒这种威武不屈的反抗精神，在关中反清志士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关中的学者称他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铁汉。 李顒在清初进步学者“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积极参与反思理学，他曾写出《匡时要务》著有《帝学宏纲》、<时务急策>等书。他对张横渠、吕经野、冯少墟等关学先辈“注重实践”、“学贵于用”的治学精神尤为赞颂。他以倡明关学为己任，对张载关学提出的“四为”远大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给以极高评价：“志不如此，便不成人，学不如此，便不成学，做人不如此，便不成人。”但在清王朝实行思想禁锢和文字狱的面前，他却一筹莫展，思想逐渐抑郁苦闷起来。于是，他又在宋明理学中寻找出路，他在卧床养病中，通过对理学的反思，幡然省悟。提出“悔过自新说，使学而有用，必先明学术，醒人心，学术不明，则人心不正，否则便是舍本求末。”他专心研究濂、洛、关、闽之学，并与眉县李柏多次谈讨朱学和王学。李顒四十岁以后把全部精力放在讲学活动中，企图用教育的方法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关中人子翕然师之”，前来向他求学问教的不仅有学者士人，也有不少农、工、商、贾向他求教。他的得意门生遍及关中各地，著名的有户县王心敬、同州白焕彩、富平惠思诚等，李顒讲学的稿子和学术问答被其弟子辑成《二曲集》广为传播,使传统的关学又得以复盛. 李颙常常提到“归藏于坤”。坤地以内柔为象。因此，纯坤居首之<归藏>呈之于人者，乃归万象于内里，开辟晦塞而后心明。故李颙感之曰：“‘归藏于坤’，乃圣学第一义。噫，斯其为天根乎!”（李颙《二曲集》这当然是他“求易于己”的结论。但更是他倡导一切当“实以足下”、从“肯綮处”着力的易学前提。在他看来，人之实者，实在内里本心；“肯綮处”者，乃“提醒天下之人心”。所以，其“实以足下”要实在本心实在洗心无疑，其着力开刀处则要落实在人心疾患处无疑。非此，不足以谓之为大易；非此，则无异于空话而已：问《易》。先生曰：“不知。”又问。先生曰：“不知。”其人固问不已。先生曰：“子之问《易》者何为？”曰：“《易》乃经中之要也。”先生曰：“子欲知经中之要也何为？”曰：“诸名公咸尚<易>也。”先生曰：“然则子之治《易》也，为诸名公而治《易》，非为己而治《易》也。不为己而治《易》，则其平日之所以朝研而夕讨者，乃欲解众人之所不能解，发众人之所不能发，夸精斗奥，作一场说话而已。此其为力甚苦，而其用心亦太劳已！”（李颙《二曲集》第41页） 因此，李颙“为己而治易”，主张治易“实以足下”、“一味切己反”。恐惟如此，他才不为史家易家之所为，不潜心解易以易说易，而求易于己，用易于己；恐惟如此，其习易功夫才于思想上颇有获益。李颙所论涉及甚广。人性善恶，悔过自新，明体实用，匡时要务，几乎处处迸发着思想的火花。其中由易上发微者，屡见不鲜。而最为典型者，莫过“学髓”之图。 李颙墓 位于周至县二曲中学大门前50米，310国道以西30米处，占地面积81平方米。1956年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划定了保护范围，建立了保护组织后又树立了保护标志。李颙三十岁已是“学行兼备，闻名四海之内的学者，四十岁以后，开始了他长久不懈的讲学生涯。先后在关中书院、同洲、华县、常洲明伦堂、无锡、江阴、靖江等地讲学，听者环拥拱听，问道者络绎不绝。李禺页在教育上主张“明体适用”“即明道存心以为本，经世宰物以为用。理学经济原相表里进呈理学书，而不进呈经济学则有体无用，是有理而无表，非所以明体适用，内圣而外王也”。所以“明体”多指道德修养的理论问题，就是要精心研习程、朱、陆、王的心理之学，取舍其间，明道存心。“适用”就是要学会经济实学如礼乐兵刑，赋役农屯，以及外国水法等，明体适用必须紧密联系，不可分离。他说：“明体而不适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明体便是霸儒”。李禺页的“明体适用”成为一家之言，闻名海内是宋明理学家所没有的。 李颙一生清贫廉直，顾惜名节，屡拒朝廷征召，誓不仕清。康熙皇帝多次下召，他以年老体衰有病行动不便为借口拒不召见。康熙深知其望重志坚，难以相强亲书“操志高洁”匾额及诗幅赐之以示褒奖。李禺页的高风亮节得到海内学者的敬仰顾炎武赞扬他是学者们仰望的“泰山北斗“。晚年寓居富平钻研学问，坚持讲学至逝世。李颙的学问渊博，在宋明理学，史籍考证，文字训诂方面的研究都有所建树。他的著作康、雍年间即有刻本，光绪时补入<四书仅身录>、<垩室杂感>、<十三经纠缪>、二十一决纠缪>等篇印成《二曲集》和《李二曲先生文集》现存陕西省图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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