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郝建文,1967 年生于平山县,现供职于河北博物院,副研究馆员。为中国壁画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会员、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从事文博工作30 余年,书法师从张守中先生。 上世纪70 年代,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发掘了战国中山王墓,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中山国从此名扬天下。其中的青铜大鼎、方壶和圆壶三件器物上的铭文,共计1101 字(包括重文18 字、合文3 字。因内容原因,没有包括圆壶圈足上的铭文),其铭文数量之多、历史文献价值之高、器物制作之精,创下了三个世间之最,颇引世人瞩目。 从它们刚刚出土,这些铜器上的铭文,就被认为是在铸造好的铜器上凿刻的。1995 年,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中,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当人们从铜器上那些铭文的笔画中,看不到丝毫的凿刻痕时,更是感叹不已,觉得古人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 恩师张守中先生对这些铭文悉心临摹、数易其稿,编撰了《中山王器文字编》。1981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在海内外广泛传播,引起了古文字学界和书法界的极大关注。这三十多年来,用中山篆书体来进行书法艺术创作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在全国性的书法大展中屡屡获奖。中山三器也引起了书家们的极大兴趣。 三年前,我曾陪北京画院李凤龙先生在河北博物院观摩方壶和圆壶上的铭文。李先生在篆书方面,功夫下得颇多,尤其是中山篆体的书法,写得非常好。我们站在隔着低反玻璃的方壶面前,看着他目不转睛,盯着上面那些铭文,不停地赞叹。后来,他围着展柜,转过来转过去反复观察,最后和我说:“下次再来,我要带个望远镜。” 方壶的出土,张守中先生印象很深刻。他说,那是1977 年9 月,当时他在河北省文化局工作,有专家去中山王墓的发掘现场,他都陪同前往。另外,发掘情况也需要及时向北京方面汇报,为此,他在现场还临摹了方壶铭文(草稿)。 1978 年,河北省展览馆首次筹备了中山国文物的展览。张守中先生说:“展览期间,北京专家夏鼐和李学勤先生带了很多人来,山西张颔先生也带来了10 个人,另外,还有其他省的同行。河北省文化局举办了一个座谈会。在会上,中国历史博物馆青铜器修复专家高英先生激动地说,铭文刻得真好,不知道古人怎么刻得那么好,让人难以想象。” 张守中先生说:“高英先生自幼得名师传艺。数十年里,所见青铜珍品无数,而在中山三器前,竟如此感慨。铜器上那些字,直线挺劲、弧线圆润,看不到凿刻痕迹,觉得不好理解。” 多年来,这三器上的铭文,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在青铜器上刻字,怎么能那么自如?古人雕刻技艺娴熟还好理解,但用的是什么工具就不好理解了。什么刻刀能刻铜如泥?难道是外星人所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时我看到那些铭文,也问自己,或许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复杂。那些铭文也许并非直接在铜器上凿刻的,而是铸造的。我和同事李鑫也曾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和我的想法一样,那些铭文可能就是铸的。 今年3 月,中山国的文物去旅顺展览,包装文物时我负责拍摄照片。得知这批出展的文物中有圆壶,我很激动。能零距离观摩圆壶上的铭文,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灯光下,随着圆壶在文物保管员手中慢慢转动。我睁大眼睛,仔细地盯着那些铭文,希望能有所发现。 那些铭文笔画的底部比较平滑,略呈“U”字形,确实没有一点儿凿刻的痕迹。更奇怪的是,有的字口边缘受挤压微微隆起(图一)。这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难道说,刻这些铭文时,铸造铜器的铜水尚未完全凝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古人怎么能操刀刻字呢?古人的手也是有骨有肉的啊! 图一 中山王圆壶铭文局部 我把照片在电脑上放大后,看到了三条细如发丝的竖线,好像是为安排那些字打的“格”。再观察那些字的笔画,哪笔在前哪笔在后似乎都能看出来,甚至,在哪儿接笔也看得清清楚楚,硬笔书写的感觉很明显。我更加怀疑这些铭文不是在铜器上直接刻的,而是在模上刻(写)好后铸造的。 我突然想到,鼎是国之重器,那些铭文记载了中山国的一些重要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器物,当年,在造型设计和铭文的布局上,一定会反复推敲,最后,或许还会由国王来定夺。这么重要的一件大事,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应该都是事前安排好的,绝不会等大鼎铸造好了,才“忽然”刻铭还是铸铭想起还要在上面刻那么多的字。 大鼎是这种情况,我想,方壶、圆壶也应该一样。 再者说,按常理,如果让我承接这三件器物铸造的任务,我肯定会找最省劲、最出效果的办法。上千的铭文,是在铸造好的青铜器上雕刻还是在模子上加工好再铸造?我认为谁都会选择后者,古人也不傻,不会去干费力不出效果的活儿。 张家口有我一位专门做铜雕的老朋友傅大巍,他是中国铜雕篆刻工艺美术大师。他手工雕铜、错金、错银的手艺都非常好。我给他发去两张圆壶铭文照片,看后他马上告诉我,字是在铜器上刻的。 我将疑问告诉他,让他再仔细看看。他思索了一会儿,说:“你说得对,那些字不是在铜器上刻的。我用白钢刀在铜上刻东西,紫铜黏,延展性好。而古代青铜很硬,发脆。我曾在一件青铜器上刻过一个字,非常难刻。一刀下去,第二刀就打滑,需要打磨再刻。而且,字口边缘形不成那个隆起。再说了,这铭文没有凿刻的痕迹,尤其笔画的转弯处是那么圆润自如,看不到刀痕。如果是在青铜器上刻字,那是不可能的。” 我曾陪同山西从事考古工作的同行田建文先生,在我们河北博物院参观中山国文物。看着那些青铜器和展板上陶工名字拓片,他说:“这些铜器,非常有可能是从我们山西侯马铸造的。” 图二 在山西侯马青铜时代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数万块陶范。内含花纹的达数千块,非常精致(图二)。还出土了铜刻刀、骨刻刀刻模工具( 图三、四)。当时手工业工匠都是世袭的,他们世代为业,技艺娴熟,陶范上那些细细的花纹都能表现得那么好,像中山三器上的铭文,在陶模上刻下来更不在话下。我对照着铜器上的铭文,看着出土的那些刻刀,突然觉得,要是让我来做那些铭文,用那个弯头的铜刻刀就可以搞定。那些字口边缘微微的隆起,应是刻字时陶模将干未干,受刻刀挤压所致。这样一来,那些字说是“写”上去的,似乎更贴切。 图三 图四 看来,那些文字不是在青铜器上直接刻的,而是在模具上刻好(或者说是“写”好)后,再翻模,然后铸造的,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神奇。但并不是说,因这些文字是铸造的,中山三器的价值就被削弱了;相反,我们更会为古人精湛的青铜铸造工艺,赞美和感叹。 本文原载《中山国研究》2017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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