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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严峻峰 中国画这一称谓的产生，是20世纪受到西方绘画的强烈冲击，为了有别于引入中国的西方绘画，有人提出中国画这一新的称谓。中国画作为一种画种的特定称谓，其定义是很模糊且不严谨的，笔者也无意于在本文寻找是否有更好的称谓来代替。但作为约定俗成的称谓，当代中国画的外延被无限扩大，发展的宽度也大为扩展，于是关于中国画的边界问题也变得日趋模糊。笔者认为，关于中国画定义与边界问题争论不休近百年，由于定义的模糊与标准的不统一，使我们当下关于中国画未来发展的讨论就变得十分困难。 其次，关于中国画创新的问题，在过去的100年里，以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为首的画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主流的变革一直处于在传统山水与传统花鸟的题材上作出图像上的形式变化。固然，现代人依据特定时代的价值观念和艺术趣味，在新时代下对于山水和花鸟画作出形式上的变革。但问题在于我们所面对的中国古代绘画，是建立在中国文人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作品，是表达他们特定时代下的文化思想和审美趣味的符号，也是传统绘画模式的标识。笔者认为，20世纪的中国许多大师搭上了中国传统文人画发展道路的末班车，将中国传统文人画推向了一个高峰，留给后人发挥的空间及其狭小，时至今日中国文人画继承者乏善可陈。正如林逸鹏所说的：“傅抱石、齐白石、潘天寿、张大千、黄宾虹等继续用如椽之笔演绎着传统文化精神，因为他们的努力传统文化在艺术上闪烁出了最后一束耀眼的光亮……尽管在这一代大师的作品中传统的艺术精神，已不如古代大师作品中的那么纯粹，但传统文化还是被他们演绎成一场辉煌的压轴戏。”当今的中国画家要清楚地意识到：传统的文人画是建立在封建时期的社会制度上发展起来的，当传统文化图像、符号、艺术样式的根基不在时，中国画的式微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一味师古人是行不通的。于是近现代的画家提出了要改良中国画的口号，要求“笔墨当随时代”。当代中国画从现实生活语境中寻找出路，这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仔细定义 “笔墨”“随”“时代”，组合成“笔墨当随时代”这句话时就会发现其中的不妥。 首先，何为“笔墨”？笔墨的第一层面就是指中国画独有的工具材料；第二层面是画家用笔、用墨的能力，是中国画的表现技法，包括技法、结构、章法、结体等；第三层面更多的倾向于画家个人的审美追求和艺术精神的形式表现，所谓“由技进道”，是指通过笔墨所呈现出的气韵、意趣与风格来彰显画家的心灵迹化。因此，“笔墨”即是物质名词，又是文化概念，不能单单从笔墨程式与技法去理解。 其次，何为“随”？“随”在辞海里面的解释是“跟从，顺从”的意思。那什么又是“时代”呢？“时代”在辞海里面的解释是“历史上以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为依据而划分的时期或者指一生中的某个时期”。由此可见，时代的划分不是今人能够划分得了的，是留给后人评判的。今天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谁又能代表这个时代，恐怕是说不清楚的。再看中国画能跟随时代吗？中国画和时代的关系应该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绝不是跟随与被跟随的附属关系。艺术也是如此，时代与艺术的发展应该是齐头共进。一旦“随”了，就容易陷入模仿的嫌疑，丧失艺术家的自我本真。中国画具有社会属性是毋庸置疑的，艺术家本人可以通过中国画的形式表达自己对时代、历史、生活的理解，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在绘画中必不可少地带有画家本人对这个时代的看法，体现在笔墨上自然与时代也是脱不开的，但不应该是跟随与被跟随的关系，画家不应该只是紧紧跟随时代，更应该是是否反映了属于画家本体的生活经验，这种生活经验单单是艺术家本体内心的也是不够的，更多的是要表现其外在的生活经验，比如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每个艺术家都应该在他的作品里，反映出个人在那个时期内的国家、社会、文化的生活经验。作品表达的观念、题材，包括图像都应该是对现实的真实感受。这也是中国画的第二个属性，即艺术属性。再者，顺着时代发展的艺术一定就是先进的吗？时代可能是发展进步的，但是艺术本体却不是线性前进的，在某一时段也可以是倒退或者停滞不前的，艺术的发展应该呈现出螺旋上升的趋势。 最后，来看“笔墨当随时代”的提出和后代的响应者。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石涛在一则画跋中说：“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上古之画迹简而意澹，如汉魏六朝之句；然中古之画，如初盛唐之句，雄浑壮丽；下古之画，如晚唐之句，虽清丽而渐渐薄矣；到元则如阮籍、王粲辈。倪（云林）黄（公望）辈如口咏陶潜之句'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恐无复佳矣[1]。”根据韩刚先生在《石涛画学“创新”辨正——以“笔墨当随时代”与“借古以开今”为中心》一文中的梳理与辨析，认为以“创新”论石涛画学是一种误解，以“笔墨当随时代”作为中国画变革的口号提出质疑。丘金峰在《笔墨不随时代随心》中进一步阐释:“从现实上看，石涛的笔墨，八大山人的笔墨都没有随时代。他们是明遗民，与清朝格格不入，反映在笔墨上是反时代，并非随时代。清朝画坛是'四王’笔墨占据的时代，石涛并没有随之。”可见，“笔墨当随时代”的提出者石涛，本人在实践中并没有因循守旧走清初“四王”的路，他自己也没有“跟随”时代，石涛在写出“笔墨当随时代”时，也并未经过深思熟虑，以致现代学者认为石涛画论里的有些话存在语义不清、理路不明、思维混乱等问题，而且与自身艺术实践严重不符。 “笔墨当随时代”的积极响应者是傅抱石，在经过二万三千里革命洗礼后，撰写《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答友人的一封信》一文：“由于时代变了，生活、感情也跟着变了，通过新的生活感受，不能不要求在原有的笔墨技法的基础之上，大胆地赋以新的生命，大胆地寻找新的形式技法，使我们的笔墨能够有力地表达对新的时代、新的生活的歌颂与热爱。换句话就是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 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将“笔墨当随时代”推向中国画坛的艺术箴言。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影响，作为在强大的统一政治控制下的独立个体，傅抱石提出“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的观点也是妥协之举，他的一生创作了大量带有政治任务性质的绘画，比如《毛主席<蝶恋花·答李淑一>词意》《雨花台颂》《毛主席<清平乐·会昌>词意》等作品。傅抱石对于石涛画论的误解给后来的画坛带来了严重的误导，金陵画派中的钱松碞便是傅抱石的追随者之一，他的《红岩》《延安颂》《山岳颂》等作品，反映了建国之后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文艺为革命服务”“祖国万岁”“大好河山”等主流意识。在历史教训之后，我们看到傅抱石这一代画家所付出的心力、精力和才力，也进一步了解到“政治挂了帅”“笔墨当随时代”让无数艺术家承载了那么多非艺术的“使命”。在笔墨跟随时代的过程中，许多艺术家丧失了创作自由和独立个性，没有实现文艺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如果说在战争年代，“笔墨当随时代”作为战斗武器，艺术必须为人民服务。到了和平年代，它通俗易懂的特性很快演变为政治宣传的有效工具。笔者认为画家们无需担心自己的作品脱离现实，今人用自己的视角和审美去观察和描绘笔下的种种题材，必然烙印下对本世纪的生活、社会和时代的思考与看法，但若是在创作时就考虑是否要顺从、跟随这个时代，那将会是一种十分可怕的妥协。“笔墨当随时代”到底是中国画妥协于政治的表现，还是在政治环境下孕育出的中国画新的发展之路，这不得不令当今的画家和旁观者重新思考。 笔墨是植根于中国艺术精神的技巧系统，但它同时又超越了技巧而成为一种精神符号和审美方式。当代中国画的笔墨问题应该是如何展现它的一种视觉文化力量，而不是仅仅跟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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