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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口传的方式创作的诗歌和神话是初民最早的艺术之一。当原始初民的“自我意识”业已萌生，清晰的语言业已成熟并在心理要求的激发下成为人们之间交往的必要手段时，简单的诗歌便随之产生了；当原始初民凭借他所投射于世界而形成的种种原始意象去经验世界时，神话便随之产生了。在还没有书写的文字诞生之前，原始诗歌和神话是靠原始先民的记忆并以口传的方式“创作”和流传的，也正因此不可能有原始诗歌和神话传说的写本传到现在。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被认为是原始诗歌和神话传说的作品，部分是后世的文人根据先民部族群体的口头传承而写定的，部分是旅行家、传教士或研究家们在现存原始民族中间搜集记录下来的，即使如此，其总数量也是并不很多的。这就给我们研究诗歌和神话传说的起源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一般认为，诗歌起源于民族学上所说的“野蛮初期阶段”。原始诗歌在它产生的初期，是非常简单、粗糙的，但它却是原始先民的愿望、心灵和情感的外化。《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诗大序》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古人所说的“诗言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无非是社会生活在人脑中所激发起来的那些快感或情感用诗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野蛮初期阶段上产生的诗歌，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或人类感情，无疑是很简单、很浅薄甚至是很粗野的。 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诗歌起源或原始诗歌的见解，与西方学术界一样，是多元的。 一种观点侧重于强调诗歌是劳动的产物。如汉·刘安《淮南子·道应训》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 [1] 劳动在原始诗歌的发生上起着重大作用，其情景正像刘安在《淮南子·道应训》中所描绘的那样：一群原始先民抬着沉重的大木头，将它搬运到另外的地方去，他们前呼邪许、后亦应之，这号子（原始歌）声协调着他们的动作。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1856～1918）关于劳动在诗歌起源中的作用的论述，在我国学术界发生过很大的影响。他说：“人的觉察节奏和欣赏节奏的能力，使原始社会的生产者在自己的劳动过程中乐意按照一定的拍子，并且在生产动作上伴以均匀的唱的声音和挂在身上的各种东西发出的有节奏的响声。……在原始部落里，每种劳动有自己的歌，歌的拍子总是十分精确地适应于这种劳动所特有的生产动作的节奏。……研究劳动、音乐和诗歌的相互关系，使毕歇尔得出这个结论：‘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上，劳动、音乐和诗歌是极其紧密地互相联系着，然而这三位一体的基本的组成部分是劳动，其余的部分只具有从属的意义。” [2] 这个论断在一定的范围内无疑是正确的，它的得出，并非出于想象和推论，而是从事实出发的，我们即使从现存原始民族所流传的一些劳动歌也可以看得出来；但当原始诗歌一旦超出了与劳动有关的范围，这个结论就未免显得片面了。 另一种观点则侧重强调诗歌是原始巫术和祭祀的产物。如《周礼·春官·大司乐》曰：“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祇，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礼记·檀弓》曰：“邻有丧，舂不相。”注：“相，谓以音声相劝。”在这些论述里，原始诗歌不仅是为原始巫术和祭祀服务的，而且成为原始巫术和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人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开篇说：“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楚语》：‘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二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及少暤之衰，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然则巫觋之兴，在少暤之前，盖此事与文化俱古矣。巫之事神，必用歌舞。《说文解字》五：‘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褒舞形，与工同意，’故《商书》言：‘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他是主张歌舞都起源于巫的。 [3] 著名文学史家郭绍虞也持这种观点。他说：“历史学者考察任何国之先民莫不有其宗教，后来一切学术即从先民的宗教分离独立以产生者。这是学术进化由浑至画的必然现象，文学亦当然不能外于此例，所以于其最初，亦包括于宗教之中而为之服务。《周礼·春官》所谓‘大司乐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都是一些宗教的作用。” [4] 他是主张上古之时，“政治学术宗教合于一途”（刘师培语）的，文学最初“包括于宗教之中而为之服务”，后来从宗教中分离出来的。 在人们的眼里鲁迅是“杭育、杭育”派，是主张劳动起源说的，其实并非如此。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其一，因为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所以从单纯的呼叫发展开去，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韵调；其二，是因为原始民族对于神明，渐因畏惧而生敬仰，于是歌颂其威灵，赞叹其功烈，也就成了诗歌的起源。” [5] 鲁迅在这里没有说诗歌只是起源于劳动或只起源于宗教，而是说起源于劳动和宗教。他认为对于原始先民来讲原始宗教是普遍的信仰，是诗歌另一个起源。1930年鲁迅接触和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译本《艺术论》）后，在该书的序言中放弃了他以前的观点，表示赞成普列汉诺夫的“劳动，先于艺术生产”的观点：“生产技术和生活方法，最密接地反映于艺术现象上者，是在原始民族的时候。蒲力汗诺夫……用丰富的实证和严正的论理，以究明有用对象的生产（劳动），先于艺术生产这一个唯物史观的根本的命题。详言之，即蒲力汗诺夫之所究明，是社会人之看事物和现象，最初是从功利的观点的，到后来才移到审美的观点去。” [6] 近年来，有的原始艺术理论研究者对劳动起源论提出了质疑，指出把原始艺术（包括诗歌）的起源仅仅归结为劳动的说法，是一种简单化的观点，是与事实不符的。我国民族学家近年从一些近代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民族中搜集的大量新鲜的田野调查资料说明，艺术（包括诗歌）起源与原始巫术和原始宗教观念有关。 原始诗歌与原始乐舞是共生的，常常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这是原始诗歌第一个最重要的特点。《诗大序》里所说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说出了诗歌、音乐、舞蹈三者的密切关系，也说出了以诗歌为主体、以音乐、舞蹈为其附庸，以诗歌为最先发生的艺术，其它是为后起的艺术。任何一首原始的诗歌，它既是诗的作品，又是音乐的作品。现在，我们还能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听到一些内容极为简单的原始诗歌，它们大多也是与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诗歌与音乐、舞蹈的这种密切关系，使原始诗歌的韵律和节奏，即音乐性，成为一个显著的特点。对于这些诗歌的作者来说，他所作的诗歌原本是有意义的，但对于其他的人们（比如对于其他的部落或地区的人们）来说，这诗歌则不过是音乐的附庸而已。在有些民族（如埃斯基摩人）中搜集的材料证明，为了迁就韵律，有时诗句不得不加以雕琢，从而使他人无法听懂。这种情况，使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Enrst Grosse,1862～1927)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最低级文明的抒情诗，其主要的性质是音乐，诗的意义只不过占次要地位而已。” [7] 远古时代，语言的通行范围是狭小的，一个不大的群体，往往都有自己的语言，这个群体与其他群体是很难沟通的。由于这种语言通行范围的狭小，诗歌也常常借助于音乐和舞蹈而得以存在和传播。随着人类的演进，诗歌始与舞蹈脱离了关系，进而又与音乐脱离了关系，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即使诗歌与音乐脱离了那样紧密的关系，音乐对诗歌的影响也还是长久存在的，这就是诗歌的体裁与格律。 原始诗歌大多取材于原始人狭小的生活范围，狩猎或采集生活及其给予他们心灵的快感，往往成为他们的诗歌的主要题材。格罗塞说：“大多数的原始诗歌，它的内容都是非常浅薄而粗野的。但是，这种诗歌还是值得我们深刻注意，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对原始民族的情绪生活有一种直接的洞察。狩猎部落的抒情诗很少表现高超的思想；它宁愿在低级感觉的快乐范围里选择材料。在原始的诗歌里，粗野的物质上的快感占据了极大的领域；我们如果批评他们说胃肠所给予他们的抒情诗的灵感，决没有比心灵所给的寡少一点，实在一点也不算污蔑那些诗人。” [8] 这种在“低级感觉的快乐范围里选择材料”，很少表现高层次的情感领域，就构成原始诗歌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例如传疑为远古诗歌的《弹歌》就是这样的一首单纯表现原始狩猎过程的诗歌： 断竹，续竹， 飞土，逐肉。 （《吴越春秋》九“陈音”引） 这首传疑的原始古诗，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里说“黄歌断竹”，断定此诗是黄帝时代的作品。许多学人都指出其“未知何据”（范文澜），仅根据黄帝时才有弓箭的发明的传说来判定此诗是当时的作品是不可靠的，多数人认为是黄帝以前流传、后人根据口传写定的“太古的作品”（郭绍虞）。事实恐怕也确是这样，在野蛮低级阶段，人类就能用抛掷石块、用砍断的竹杆弹出石块或飞石索等方法猎取野兽，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甚至就出现了弓箭。“弓箭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复合工具是狩猎经济发展的产物，具有悠久的历史，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有实物证据。……弓箭的使用，在我国也有悠久的历史，旧石器考古资料中，在峙峪和下川遗址中均出土有镞，至中石器时代所发现的镞更为定型，至新时期时代遗址几乎每处必有镞的发现，少则１件，多则数百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 [9] “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时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 [10] 《吴越春秋》作者、汉代的赵晔论曰：“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于古之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歌曰……”弃尸于野原本是原始时代普遍的风俗，弃死去的父母于野，并希望禽兽将其肉啖而食之，并无所谓孝与不孝的观念，把“弹歌”说成是后人对先祖守孝时之作，实际上是用后来阶级社会里的孝道观念来解释原始时代的丧葬，显然是牛头不对马嘴。至于弩生于弓、弓生于弹之论，也并不科学，这里姑且不论。 这首诗中所写的，仅仅是狩猎时的四件前后相联的事：竹子作的弓弩在射猎时被折断了；用竹子把弓弩再修好；把用泥土作的弹丸射出去；向着那飞跑的野兽禽鸟。（断竹，也可解为用一根砍断的竹杆作弓。）每两个字一个停顿，造成鲜明强烈的节奏和韵律，表现出一个完整的射猎过程。狩猎是原始狩猎民族最熟悉最关注的事情，没有比这再重要的了。作者的这首诗就取材自他们非常熟悉的、与他们生命悠关的狩猎生活，而且根本没有涉及他们的任何情感领域。甚至连他们因猎获野兽时可能出现的低级快感也没有描写。这是一首简单的叙事诗，只写了一个过程。在原始诗中，纯粹抒情的诗，是很少的，以叙事诗为多，即使抒情诗也含有很多叙事的成份，正像这首《弹歌》所显示的那样。 我国西南边疆的彝族的先民流传下来一首与《弹歌》十分相似的《撵山歌》： 追麂子， 扑麂子。 敲石子（敲石取火）， 烧麂子。 围拢来， 作作作（吃）。 还有一首《作弩歌》： 砍棵麻栗树， 要做一张弩。 树筒断多长？ 不短也不长； 块子破多宽？ 不窄也不宽； 弓弦结多紧？ 不松也不紧。 背弩打野兽， 只听弩声响。 [11] 彝族先民的古歌《撵山歌》和《作弩歌》，与《弹歌》十分相似，所写的仅仅是原始先民生活的一个场景或过程。但从这两首诗歌所描写的场景中，我们却可以得到原始先民使用火（熟食）和制造弓弩的信息。《撵山歌》的节奏也像《弹歌》那样鲜明：追麂子──扑麂子；敲石子──烧麂子；围拢来──吃吃吃，一共六个动作构成捕猎野兽并烧食的过程，没有任何这一过程之外的东西，自然也没有属于情感领域的描写。《作弩歌》的内容古朴而单纯，而且告诉我们他们的弓弩是树干制作的，而不像《弹歌》里说的是竹子制作的；诗的结构采用的是答问的叙述方式，是后来民间十分流行的“盘歌”的原始形态？还是本身就是晚近的作品？还难以确认。类似《弹歌》、《撵山歌》和《作弩歌》这样的以叙事为特点的原始诗歌，近年来在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其它民族中也有发现。 原始诗歌的第三个特点是与原始巫术和原始宗教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原始巫术是从原始先民求食和增殖的愿望中产生的。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意念或力量直接实现愿望，达到控制外界的自然的目的，于是，就在这种虚幻的信念和错误的类比基础上创造出了原始巫术。而原始咒语就成为原始巫术的一个重要手段。《山海经·大荒北经》中保留下来一首咒语式的原始诗歌： 所欲逐之（魃）者， “神北行！” 先除水道， 决通沟渎。 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一首“消除旱灾及命令自然服从人的意志的咒语” [12] ，亦即出现最早的原始诗歌。原文如下：“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原始先民就是希望依靠这类咒语所具有的语言力量来实现自己支配自然、驱逐旱魃（消除旱灾）的愿望。 原始宗教是通过祈求神灵（超自然力）、讨好神灵的办法来达到支配自然的愿望。祈求的形式就是举行各种不同形式和不同等级的祭祀仪式。与这种原始的祭祀仪式相适应，人们创作了大量的原始歌舞，不过能够流传下来的却极少。《吕氏春秋·古乐篇》里所载的“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就是这种为了敬神灵而举行的原始歌舞。可以想见，人们在神灵的面前载歌载舞，是一种怎样热烈的狂欢的场面。所咏唱的歌词有八段，后人附会出来八个篇名：“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地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载民”的“载”当“始”字讲，这一阕可能是述说祖先的来历，就像当代一些少数民族所搜集到的那些《祖先的来历》的叙事诗。“玄鸟”是原始神话，可能也与族源有关。后面接着是歌咏草木五谷生长的诗篇。葛天氏已不可考，据推测可能是远古时代某一个原始部落的名称。这八首诗歌的篇名是否有根据，是否到春秋时代还有某种形式的流传，也已经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无疑已经留下了春秋时代的印迹。 前面说过，中国很早就进入了原始农耕时代。同时，也就有许多与农耕有关的宗教祭祀仪式。古代有一种被称为“蜡辞”的诗歌，就是用于冬月里举行蜡祭的祝辞。这种“蜡辞”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原始的巫歌。《礼记·郊特牲》谓“伊耆氏始为蜡”，其中记载了一首据传为伊耆氏时代的“蜡辞”： 土反其宅， 水归其壑， 昆虫勿（毋）作， 草木归其泽。 这首与农事有关的原始“蜡辞”可以看作是原始农耕民族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的一种宗教心理的写照。全诗四句都是向神灵祈求的口气：土埂啊，要结实些；水啊，不要漫流，都归到低洼之处吧；虫害不要危害庄稼的；杂草树丛都要到那些有薮泽上生长。伊耆氏相传是远古的“天子”。《诗正义》有“伊耆、神农，并与大庭为一”的说法；《帝王世纪》又说帝尧姓伊祈，指明帝尧就是伊耆氏。总之，伊耆氏应是一个传说中的部落领袖，而蜡祭是在周以前早就流行的巫风。鉴于“蜡辞”所反映的都是农耕社会的生活样相，是否可以推断，“蜡辞”是原始社会晚期的作品？我想，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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