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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却很少有学者对汉代画像上表现的“董永故事”进行系统研究。汉代画像石作为董永故事传播的一个重要阶段，与“董永故事”的早期形象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对汉代画像石上所表现的“董永故事”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对探讨孝子董永的早期形象、以及董永故事的演变十分有帮助，进而了解中国早期孝文化的核心内涵。本文正是基于此目的进行地初步探索。
一、汉代考古发现的董永图像资料 新中国六十多年来，全国考古发掘了数以万计的汉代墓葬，其中在东汉画像石墓出土了不少“董永故事”画像石，主要分布在山东和四川两个地区。其中山东地区的“董永故事”画像目前发现于嘉祥县武梁祠的画像石群和泰安大汶口汉代画像石墓中；四川地区的“董永故事”画像集中在乐山市和达州渠县的汉阙之上，此外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中也有董永事父图像。具体情况如下： 1、山东嘉祥县武梁祠画像石 董永孝行画像石在武梁石室第三石第二层的位置。该画像石中有一大树，树下有一独轮车，上有小罐，大概是田间劳作盛水之器，一老人坐于车上，左手执鸠杖，右手前伸。老人上方刻“永父”二字。其左为一男子，右手持农具，回首望其父，身旁刻“董永千乘人也”六字。 学术界一般认为武梁祠西阙铭文所提及的公元147年是武氏墓地的始建年代，墓地中的纪念性建筑，包括所有祠堂，都修造于这一年之后。 2、泰安大汶口画像石 此画像石墓位于山东泰安市汶口镇东门外约0.5公里的汶河北岸。墓室平面呈倒凸字形，为东汉中晚期流行的形制。画像石图像有车马出行、孝子故事、历史故事等，其中位于西前室通耳室的门楣的一幅孝行图像标题为“孝子赵苟”，但内容实为“董永事父”的故事。该图左起为一棵枝叶繁密的大树，枝上挂两盒。树下有一车，一人推车，一人坐车车前辕上，鸠杖斜倚肩头。上方有榜题“此苟？父”。其右一人戴圆顶帽，着窄袖长袍，手持长柄锄，回顾苟父。此人上方有榜题“孝子赵苟”。车上方有三羽人追逐嬉戏。 3、济南长清大街1号墓画像石 该墓葬位于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大街村西北约100米的地方，年代为东汉晚期。画像位于中室第4小室的西壁。该画面右侧一独轮车，一老者（董永父）坐在车上，一个大树完全将独轮车护在树荫之下，树梢挂一壶。中央一农夫（董永）双手持长锄正在耕作，未作回视状，其前一排高高的禾苗表示田地。左侧又一大树，树下两人，一人驻足前视，一人倒挂树上，地下一“工”字形物。画面上空有三只飞鸟。整个图像内容与武梁祠画像石中董永侍父内容十分相似。 4、临沂吴白庄墓葬画像石 该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孝子图像位于墓葬双拱形门的左端门楣画像石上。内容为树左下一独轮车，一持鸠杖老者（董永父）坐在车上；树枝上悬挂一半圆形提篮和一扁方形陶壶，树叶间有多只小鸟；车右侧一小儿持长杆仰首捣鸟，一狗仰首对着树上小鸟犬吠；车左侧三人（或猴），左侧一肩上有翼四肢生毛的猴，其左手向上托举一带翼羽人，四肢生毛，右侧一带翼的猴与左侧猴相向，目视托举之羽人，手足显得无措，车前一大鸟站立在地上。拱形门顶端为一戴进贤冠的男子（董永）扭身回视老者，双手持长锄，并刻画出方格形田畦；田畦上侧一鹿角带翼异兽，最左侧为牛角异兽，另有飞鸟。整个孝子图像内容表现的是孝子董永侍父故事。 5、渠县燕家村沈府君阙 沈府君石阙位于四川省达州市渠县汉碑乡汉亭村，时代约为东汉延光年间（122-125）。画像位于石阙的楼部，内容为“董永事父”图像。图中有一大树，上面挂着两个小罐，应该是或者喝水带饭用的。树下 坐着独轮车上的老者是董永之父，右边站着，手中拿着农具的那个青年人便是董永。董永一手握锄，象征一边在田间劳动，一边照顾其父。画面表现的是董永对其父无微不至的照顾，以及充满田间劳作的情节。 6、蒲家湾无铭阙 蒲家湾无铭阙也位于四川渠县汉碑乡汉亭村，其年代可能比沈府君阙稍晚。画像也位于石阙的楼部，画面布局及刻画大致与沈府君阙相同，内容也为“董永事父”图像。 7、乐山市柿子湾1号崖墓 该墓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城东柿子湾工区，由墓道、墓门、前堂和墓穴2个组成，其中墓门南向。前室左壁分别刻孝子韩伯榆、老莱子、闵子骞、董永图像故事，其中董永侍父图中董永之父坐在独轮车上，位于树荫下纳凉，董永手持锄在旁，表现他在帮别人下地做活时仍不忘孝顺父亲的情景。 8、乐山市柿子湾22号崖墓 该崖墓也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城东柿子湾工区，该墓画像中有董永侍父图，内容与1号墓相关画像内容相似。 9、乐山市麻浩1区1号崖墓 该墓位于乐山市麻浩1区崖墓群北部（该地有100座以上石刻画像墓），编号为1号墓。在前室北壁、东壁和南壁刻画有10幅墓门画像，其中第8幅甚残，其构图为“一男子在田间劳作，一手执锄，一手执便面，为坐在大树荫下独轮（鹿车）上的老者扇风取凉，树枝上系有一口袋，当为食物”，画像内容应约略可辨为董永事父的画像。 10、乐山市麻浩2区40号崖墓 乐山市麻浩2区40号崖墓中也有董永侍父图，其图像构图与1号崖墓董永图像相似。
11、和林格尔壁画墓 1971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新店子西红河北岸高地的和林格尔壁画墓，时代为东汉晚期，是目前除武梁祠外保存汉孝子画像最丰富的遗存。孝子画像除“七女为父报仇”位于中室西壁甬道门上方外，其余皆绘于中室西壁至北壁，画像均有榜题，其中中室西壁有孝子董永图像，其题记有“孝子父”。 到目前为止，考古文物中所能见到有关“董永故事”的十一幅图像，其内容大致相同：董永手拿农具在田中劳作，董永父亲坐在树荫下的独轮车上休息，旁边的树上还挂着水或者事物。画面主题是董永耕作孝养父亲，鲜活生动地记录了当时民众的真实想法，彰显的是庶民日常孝养之义，即所谓“生养”。《孝经》将“孝”分为五等，分别对天子、诸侯、大夫、士和庶民的“孝”做出了不同的要求，而汉代画像石中的孝子董永图像所表现的正是“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的庶民之孝。 二 、早期文学中“董永故事”形象及流传 梳理“董永故事”演变和传播脉络，大致可以分为最初的体系、敦煌文本、戏曲系统、说唱文学系统、民间歌谣等。而记载“董永故事”较早的材料除了汉代画像石以外，还有一些文学作品，主要有西汉刘向的《孝子图》、三国曹植的《灵芝篇》和东晋干宝的《搜神记》。至于隋唐以后的作品，比如唐代的《法苑珠林》、五代句道兴的《搜神记》等，时间距汉代比较久远，不适合用来讨论“董永故事”的早期形象。 有关西汉刘向的《孝子传》历来颇受争议。事实上，有关西汉刘向是否著录过《孝子传》一书就值得考虑。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和司马光《资治通鉴》等都没有提到刘向编《孝子传》，因此可以推测北宋《太平御览》中所谓引刘向《孝子传》实为后世版本。后人注明转引或辑佚该书者甚多，核心情节也大概相同：都是董永卖身葬父，路逢天女，助其偿债。根据故事总是由简到繁发展规律看，该故事叙事情节复杂，记载失真，后人修改痕迹明显，故此处不再引用。 三国时期曹植的《灵芝篇》中对“董永故事”的记载： …… 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 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 责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 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 …… 东晋干宝《搜神记》中关于“董永故事”的记载： 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疋。”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 十日而毕。女出门， 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 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从文学作品来看，此时的“董永孝行故事”已经远远超出汉代画像石中所表现的内容。三国时期曹植笔下的董永故事开始提到了神女的出现，而南北朝时期干宝笔下的董永不仅有董永及其父亲生前的描述，还包括董父逝世以后，董永为葬父卖身，后感动天帝，娶得天之织女为妻并得到其帮助的情节。该故事由画像石中的董永侍父转变为董永侍父得神女帮助，再到董永侍父，待父亡卖身葬父，而后又得织女相助赎身。故事内容越来越丰富，情节也越来越细致。比如由曹植作品的“神女”到干宝作品的“织女”，后人想象成分明显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故事的传播，该故事的文学创作色彩越来越浓。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作品中董永故事在此时的考古文物中也有所体现。汉代的董永画像主要表现董永鹿车载父的情节，北魏孝子画像仍延续了这一传统，同时内容与形式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鹿车改为双轮车，山林背景的复杂化，织女的形象也开始出现。宁懋石室、孝子图石棺、卢氏石围屏以及上海博物馆藏石床上都描绘了董永以车载父、耕锄于野的情节。而北魏中期的“孝子图石棺”，其中“子董永”线刻图画分别在左右两边表现了“卖身葬父”和“遇仙”的情景。 比对汉代考古文物中孝子董永图像与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和文物图像资料，我们会明显发现“董永故事”的重心开始发生变化：由耕作孝父到卖身葬父，由强调身前的孝道到死后的孝道。汉画像石中的董永是孝养在世的父亲，表现的是这位孝子“肆力田亩，鹿车载父”的场景。曹植笔下的故事依旧强调董永对其父生前的孝道，但已经出现卖身和神女两个因素。而干宝所记则简单介绍董永生前照顾父亲，重点强调他卖身葬父，娶织女为妻并得其帮助的情节。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董永故事”形象转变的关键环节。 北魏中期的“孝子图石棺”中的“子董永”图 事实上，无论从汉代画像石与文学作品出现的时间早晚判断，还是从故事情节的真实性考虑，“董永故事”在汉代画像石上所表现的内容更加接近于该故事的原来面貌。可见，“董永故事”早期形象应该是董永在其父生前尽心服侍的情景，即使是去田间耕作时也用车载父同去，以便更好的照顾父亲。
三、早期董永故事变化的社会学意义
如果我们长时段考察董永故事的演变历程，我们会清楚地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故事的传播，“董永故事”的文学创作色彩越来越浓。 董永早期的“生养”孝行故事得以广泛的传播应该与汉代官方倡导并积极推行的“孝文化”息息相关。至于发展到魏晋时期，出现了董永遇仙的情节，则是广大民众在故事的传播过程中加入了个人感情想象的结果，使故事本身更加具有传奇色彩，也更加符合下层民众的需求。当然，这与东汉时期的神仙观念和道教文化应该也有一定的关系。而官方和民间两个阶层侧重中心的不同导致后世“董永故事”发展的两条线索：一是以“孝”为主题的董永侍父孝行故事，董永成为元代郭居敬《二十四孝》中的孝行人物之一；一是以“爱”为主题的董永与七仙女的情感故事，董永故事成为民间故事、口头传说和戏曲文化的题材之一。该故事的发展变化符合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造成的古史的三个特点：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在这点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我们在前文梳理考古图像资料和早期文献材料清楚地知道，“董永故事”的早期形象应该是汉画像石表现的董永肆力耕田奉养其父的场景，后来其故事情节发展为“卖身葬父”。这一变化体现了该故事由事人之生向事人之死的转变，可能与汉代孝文化的异化有关。汉代“以礼奉孝”发展成“居丧过礼”，厚葬之风蔓延，尤其是东汉非常重视丧葬，对孝子服丧做了许多规定，上至皇帝下至庶人均要严格遵守。“居丧过礼”是当时人们追求孝的最高境界，甚至鼓吹“丧亲自尽，孝子终也”，从而把孝的观念引向极端的误区。孝文化异化最突出的表现是对父母身后事的铺张与祭奠逐渐地重于生前的敬养。这一看法也影响了后来社会的发展。有学人统计显示，因“善事父母”入正史“孝传”的孝子仅占总数的12.73%，大大落后于因“送终尽孝/葬亲以礼”入传的孝子（35.83%），“善事父母”不再是统治者倡导、张扬的重点。 正是在这种大的社会导向之下，“董永故事”的重心发生了变化。“汉代孝文化异化，社会上形成向孝的风俗。正常的孝被视为平淡，许多人不惜超越礼制，孝出个高水平、高难度，以引起社会和朝廷注意。”董永耕作养父的正常孝行已经无法与极端的孝行相比，因此才会出现后来“卖身葬父”，甚至孝感动天的结果。“卖身葬父”的故事经过当时人们的加工和创作，体现出的是一般社会的孝子观，反映了孝文化在发展过程时期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与汉代画像石上彰显孝道本源意义的“孝，善事父母者”有很大的区别。北魏中期的“孝子图石棺”中“子董永”线刻图画分别在左右两边表现了“卖身葬父”和“遇仙”的情景，正是孝文化异化的产物。 汉代以“孝治天下”而著名，以孝作为自己治民安国的主要理论基础。孝的思想渗透到汉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汉代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汉代的孝文化对加强家庭和谐与家族稳固，维护社会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孝伦理逐渐走向纲常化、神秘化、片面化、绝对化，汉代社会出现了伪孝、厚葬、复仇、孝感等严重的陋习，尤其是东汉时期伪孝现象严重滋生和泛滥。比如，赵宣服丧期间生有五子；甄邵任职期间，母丧，为不影响升迁，将母体埋进马棚。东汉末年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直白地反映了现实问题。这些陋习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发展成中国封建社会“愚忠”、“愚孝”的滥觞，对此后中国社会伦理道德以及中华文化心理的发展产生极大影响。 以史为鉴，古代孝文化的发展对我们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孝行为规范有着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我们应该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一方面我们要继承孝的精神，重视孝道教育，广泛推行孝文化；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正确地看待丧葬习俗，倡导薄葬。“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在现在的老龄化时代，我们应该“敬老爱老”，不仅保障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同时也从保障老年人的精神生活，真正做到关心长辈，关爱老年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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