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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字乐天，晚年自号“醉吟先生”，又称“香山居士”，唐华州下县（今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人。他是中国唐代继李白、杜甫之后又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前后历官二十任，从政四十年，自校书郎开始，以刑部尚书致仕；勤于笔耕，诗作成就辉煌，影响深远；为官清廉，政绩卓著，事迹感人。 仕途生涯 唐大历七年（772）正月二十日，白居易生于其父白季庚为官的郑州新郑县（今河南省新郑县）东郭宅。白居易少年时受家庭影响，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几岁便写出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千古名句。贞元十五年（799）秋，白居易在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县）试作《射中正鹄赋》《窗中列远岫诗》，为宣歙观察使、宣州刺史崔衍所贡，往长安应进士试。次年中进士，时称青年才子。贞元十九年（803），白居易三十二岁，参加了“拔萃科”的考试，入甲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四月，白居易参加了“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试，入第四等。但因出言太直，不得为谏官，而授盩厔（今陕西省周至县）县尉。元和二年（807）秋天，白居易调任京兆府考官，试毕任命为集贤院校理。十一月四日，翰林院派人带来五道制诰的题目，让白居易撰写制书。白居易写成的制书，符合皇帝旨意，第二天授翰林学士。次年四月二十八日授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元和五年（810），白居易左拾遗任满应当改官。因在任上直言上书，言词激烈，宪宗多有不悦。白居易迫不得已上《陈情状》，以“臣母多病，臣家素贫”为名请求改授京兆府判司，结果授京兆府户曹参军。元和六年（811）四月三日，白居易的母亲陈氏病逝于长安宣平里第，时年五十七岁。白居易遵礼丁忧，率家人扶灵柩回到下故里。元和九年（814），白居易丁忧期满，皇帝诏他再度入朝，授左赞善大夫职务。第二年，平卢（治所今山东东平县西北）节度使李师道密派中岳寺僧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白居易即刻上疏请捕杀刺客。但朝廷一些权贵借口白居易不是谏官越位上书与法制不合，唐宪宗听信了这些话，便任白居易为江州（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市）刺史。王涯复上疏言白居易的母亲，因看花堕井而死，白居易作《赏花》《新井》诗，有伤名教，不宜治郡，宪宗就贬他为江州司马。 元和十三年（818）十二月，白居易由江州司马转升忠州（治所今四川省忠县）刺史。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宪宗卒，穆宗即位。夏，白居易自忠州诏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接着又升为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821）夏，白居易加朝散大夫又转上柱国。这时，河北一带兵祸复起，白居易屡上书论事，都遭到穆宗的驳回。白居易的政治策略得不到采纳，便决定离开长安，上书请求外任。 长庆二年（822），白居易任杭州刺史。长庆四年（824），白居易任期已满，诏为左庶子分司东都。宝历元年（825）三月四日，白居易受诏改任苏州刺史。宝历二年（826）九月，白居易眼病久治不愈，免郡事休官。大和元年（827）春天，回到洛阳。三月征任秘书监，赐金紫，复居长安新昌里宅。冬，奉使洛阳。次年春，白居易从洛阳返回长安，任刑部侍郎。 大和三年（829）春，白居易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大和五年（831）被诏为河南尹。大和七年（833），白居易任太子少傅。会昌元年（841）春，罢太子少傅。第二年，以刑部尚书致仕，给半俸。会昌六年（846），白居易身体每况愈下，卧病不起。八月，这位一生勤政为民的官吏和诗人便与世长辞了，时年七十五岁。朝廷赠他右仆射衔。十一月，葬于洛阳龙门东边的香山上。 诗坛圣杰 白居易一生勤奋写作六十年，创作了大量的诗文，晚年自己动手编成了75卷的《白氏文集》，诗文共计3840首（篇），在宋朝散失四卷，现存71卷，诗文共计3494首（篇），其中诗2672首，文822篇，在中国诗坛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人称“诗魔”。他的文学主张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还提出诗歌应该“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的观点，并把自己的诗划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集”，而最看重讽谕诗。正因为这种观点，所以使他在创作实践中竭力想把“嘲风雪、弄花草”的脱离现实作风洗刷掉，大力提倡“篇篇无空文”（《寄唐生》）的与社会现实密切结合的创作方法。 白居易认为诗歌一定要从形式主义的樊笼中解放出来，文学必须在社会上起作用。他对当时“虚美”“愧辞”徒具形壳的诗歌非常不满；他认为那些粉饰现实、歌功颂德的虚伪诗文“若行于时，则诬善恶而惑当代；若传于后，则混真伪而疑将来。”（《策林六十八》）他曾气愤地说，那些“淫辞丽藻”就像谷地里的荒草秕稗一样，不能结出任何有益于人民的果实。他最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讽谕诗，曾经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与元九书》），引起了统治阶级的不安和戒惧。他鼓励朋友的赠诗，增加了朋友坚持正义斗争的信念，而对于不合理的现实和自己的事业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白居易的这种强调文学的社会性和文学在改造社会现实中具有巨大功能的理论，对于他同时代和后代的许多作家起了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使他们能够更为自觉地以文学创作来参加改进社会现实的斗争。 白居易诗歌成就最辉煌而受到普遍重视的乃是讽谕诗，即“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与元九书》），其中包括《秦中吟》《新乐府》等共一百七十多首，题材的广泛和锋芒的尖锐都是很惊人的。每一首诗都是针对现实，给社会的不合理现象以无情的揭露，以鲜明的艺术形象绘出了当时社会的面貌。 白居易讽谕诗中最具代表的为《秦中吟》及《新乐府》。《秦中吟》作于元和五年（810），为五言体十首，前有小序云：“贞元、元和之际，予于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这十首诗所写，确为诗人直接感触到长安社会的现实。它的内容涉及许多社会不良风习，其讽刺锋芒，更直接指向政府官僚。其中《重赋》及《轻肥》二首，揭露出政府对农民的残酷压榨及宫廷内臣生活之奢侈，可谓淋漓尽致。难怪“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与元九书》）了。至于其《新乐府》古体五十首，则为其精心结意之作，作于元和四年（809）。诗前有序，表明其创作的形式上“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新乐府·序》）全诗以《七德舞》始，以《采诗官》终，以见本于古诗人美刺之意。至于五十篇中的内容，涉及时间及范围，则极为广泛。从唐朝开国直至当代，举凡政治得失、君臣善恶以及社会风习，悉纳入歌咏。其中如《杜陵叟》《卖炭翁》《红线毯》《缭绫》诸篇，皆直刺现实弊政，申诉出人民遭受的苦难，凝集着人民的无限血泪。另如《上阳白发人》《新丰折臂翁》《缚戎人》诸篇，则表达了老百姓无处申告的沉痛心声。《城盐州》《蛮子朝》《骠国乐》《西凉伎》《阴山道》等篇，则反映出诗人对边地形势及对外关系的各种看法。《别母子》《时世妆》《杏为梁》《井底引银瓶》等篇章，是针对社会不良风习的。也有立意颂美的，如《七德舞》为颂太宗创业之功。《青石》及《道州民》乃颂美忠直之臣，并意在激励当代君王，于颂中寓有针刺之旨。 白居易诗歌中最为读者欣赏的要数《长恨歌》及《琵琶行》二首长诗。《长恨歌》是一篇以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恋爱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前面极写杨妃“扬蛾入宠”之得意情状，直觉是春风骀荡，春色无边。“回眸一笑百媚生”活现出光艳之极的美人神态，系神工之笔。继写马嵬事变，又觉繁红扫地，春色遽尽。续写蜀道、行宫及玄宗重经马嵬而归到南内，期间种种情景，皆人生所极难堪者。诗人以其生花之笔，一路写来，实贯注了深刻的同情，也自然地感染了读者与之悲欢。随后至终一大段，写方士上下求索，幻出玉真接见汉使，以至临别致词，结出长恨题旨，读来只觉余情袅袅。其中妃子形象劫后重现，“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对照初入宫时“回眸一笑百媚生”，真觉春秋异象，仙凡殊致。诗歌中有云：“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两句说玄宗有了杨妃，便耽于淫乐，怠于朝政，轻轻暗示出国家的危机，伏下明皇杨妃人生悲剧产生的因由。总观全诗，诗人在其中流注的情意是复杂的。玄宗沉溺色欲，荒怠国政，酿成国家大乱，事实历历，足为殷鉴。 《琵琶行》是白居易被贬江州的次年，即元和十一年（816）创作的。诗中描写长安的一个色美技高的歌妓年轻时曾得到过无数公子王孙的赏识和宠幸。可是到她年长色衰以后，那些朝跟暮从的公子王孙便抛弃了她。她门庭冷落，不得不委身一个重利寡情的商人，离开长安漂沦江湖之上，在寂寞、幽怨中挨延自己下半世的年月。白居易听了女子的自述，一方面对她的身世表示了无限的同情，但也立刻联想到自己过去的经历和目前的遭遇。将近二十年前，他也曾抱有多么美好的理想走进长安，想以自己的才能来为国家、人民做出一番事业。可是他的理想和才能却遭到了权贵们的嫉恨，和这可怜的妓女一样，被抛出了长安，贬官到这个偏僻荒凉的地方来，故遂引为同调，“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正因为感慨之深，亦不嫌比拟非类了。在诗中，人们看到这位女艺人从开始露面到最后终场的一系列行动以及在行动中流露出的心理状态和适当点缀其间的时节景物，都表明诗人善于运用细节描写，勾勒完整的人物形象以及给读者以生动鲜明感的艺术手法。和《长恨歌》相比，《琵琶行》显示着更浓厚的艺术功力。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除了以上论到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谕诗及两首七言歌行名篇最为读者注意外，其他古近体诗数量还很多。那些诗从其内容言，大致不外乎感伤和闲适两方面生活情绪的抒写。诗人自贬江州后，一变自己早年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一味独善其身，知足保和，诗风也随之而迥异。以往那种干预时政的尖锐笔锋，全都收敛起来。吟咏所及不越个人的生活景况及情绪和与朋友交流情感的酬唱以及山川胜迹的观游。在诗人的这类创作中，人们可具悉诗人一生的经历和体现在诗中的情绪。这些虽都是从其生活实感中来，但由于所咏的生活内容都很凡近，情思不免有所局限，因而颇乏高远思致。 总之，白居易创作的诗歌具有高度的人民性。“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创作目的，广泛的内容、明确的主题、清新的风格、质朴的语言以及客观的描绘与警语式的说理相结合的表现形式，乃是白居易诗歌创作极为鲜明的一个特征。他的诗歌在当时影响深远，在两都、六宫、八方乃至海外近邻各国无不传唱，士庶、僧徒、孀妇、处女无不咏歌，乡校、佛寺、旅驿、行舟无不传抄。特别是他的《长恨歌》《琵琶行》两首长诗流传得就更为普遍了，故当时有“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吊白居易》）的诗句。这两首长诗不但在当时不胫而走，传遍天下，就是对后来的文学也有显著的影响。如元曲中的《梧桐雨》《青衫泪》，清代戏曲中的《长生殿》等等都是在《长恨歌》《琵琶行》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白居易的作品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通俗派的一面鲜明的旗帜”。他虽然去世一千多年了，但是他那伟大不朽的忧国爱民的光辉诗篇，高尚的人格品质及精神风范，名扬四海，传颂万代，为古今中外的一些文人墨客所折服和赞叹，为全世界人民所敬仰。 兼济天下 白居易一生的座右铭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为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歌取得了辉煌成就，这是举世公认的。作为官吏，他在为政期间做出的贡献也是十分显著的。他一生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位皇帝，做了四十年官。在京城为言官，他是诤臣；在地方主政，他是亲民爱民的清官。 元和十三年（818）十二月，白居易由江州司马转升忠州刺史，这是他一生主政一个地方的开始。白居易的治郡方略是：“铲土壅其本，引泉溉其枯。……养树既如此，养民亦何殊？将欲茂枝叶，必先救根株。云何救根株？劝农均赋租。云何茂枝叶？省事宽刑书。移此为郡政，庶几谷苏。”（《东坡种花二首》）唐代的忠州是块荒凉的地方，四周都是高山，忠州城筑在山腰上，市井非常萧疏。白居易作了三年施政计划，采取了宽刑狱、均税赋、开山路、植树木等重大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他针对山区交通不便、行路艰难、物流不畅的实际，实施了修路工程：“龙昌寺底开山路，巴子台前种柳林。官职家乡都忘却，谁人会得使君心？”（《代州民问》）白居易以忘我精神，干的民心工程，确实得到了当地人民的衷心拥戴。接着，在城东山坡和东涧，进行大规模的绿化造林活动。他在《东坡种花二首》和《东涧种柳》诗中记述了这次种花植树过程：“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杏梅。百果参杂种，千枝次第开。”“野性爱栽植，植柳水中坻。乘春持斧斫，裁截而树之。……无根亦可活，成阴况非迟。三年未离郡，可以见依依。”当白居易离开忠州时，东坡已经“绿阴斜景转，芳气微风度”（《步东坡》）了。 白居易在任只有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忠州就呈现出政通人和的景象。在离任时他总结道：“安可施政教？尚不通语言！且喜赋敛毕，幸闻闾井安。岂伊循良化？赖此丰登年。桉牍既简少，池馆亦清闲。”（《徵秋税毕题郡南亭》）白居易在离开忠州时，老百姓步出家门，夹道欢送，依依惜别。这种感人的场面，正如他诗中所说的：“二年留滞在江城，草树禽鱼尽有情。”（《别种东坡花树两绝》） 长庆二年（822），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他每日“凌晨亲政事，向晚恣游遨。”（《初领郡政衙退登东楼作》）杭州当时是江南重镇，政务繁忙，白居易上任后，就遇到城区市民吃水困难和钱塘江洪水泛滥等棘手问题。对此，他首先实施了疏浚城中六井工程，一方面清除堵塞之物，一方面整修井壁，使六口井发挥了效能，解决了城区市民吃水问题。随后，他又实施了增修湖堤的水利工程。工程建成后，若水暴涨，即于缺岸泄之；又不减，兼于石函南笕池之，为泄洪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同时，可以引水灌溉一千余顷良田，使当地庄稼旱涝保收。为了确保堤防安全和蓄水泄洪及时，白居易亲自草拟了《钱塘湖石记》，就用水量、用水程序、管理方法、湖堤维修保护及泄洪要求都作了明确规定，使湖水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这是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人民为了纪念他的功德，便把湖上的白沙堤叫做“白公堤”。白居易离开杭州时，把自己多年积攒的俸禄中相当一部分留给杭州府，作为公用经费的补充，使用了五十余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当地老百姓的负担。白居易作为封建官吏能做到这一点，在当时实在是寥若晨星。 宝历元年（825）三月四日，白居易受诏改任苏州刺史。他在接受苏州刺史的时候写道：“换印虽频命未通，历阳湖上又秋风。不教才展休明代，为罚诗争造化功。”（《答刘和州》）他到苏州上任后，提出了自己的施政方针“候病须通脉，防流要塞津。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削使科条简，摊令赋役均。以兹为报效，安敢不躬亲。襦袴提于手，韦弦佩在绅。敢辞称俗吏，且愿活疲民。”（《自到郡斋……湖州崔郎中仍呈吴中诸客》）白居易不仅有施政规划，而且有具体的实施措施。他总是尽力为人民多做一些事情。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一件事是修建了从阊门（苏州城门）到虎丘（又名海涌山，离阊门七里）的道路，以利游人，就是后来的山塘路，又称白公堤。堤下是一道宽墚，直通运河。渠至虎丘，又绕山麓一周。白居易又在堤上和渠里，栽种桃、李、莲、荷数千株，使这一地方的环境面貌大为改观。春夏秋三季，红男绿女，游人如织。他曾在《武丘寺路》诗中云：“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银勒牵骄马，花船载丽人。”盖纪实也。 宝历二年（826）九月，白居易因眼病久治不愈，免郡事休官。他临行的一日，河岸上欢送的人群扶老携幼，对这位刺史依依不舍，随行了十多里。故白居易曾有《别苏州》诗云：“青紫行将吏，斑白列黎。一时临水拜，十里随舟行。”由这里可以看到，白居易热爱人民，同情人民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会昌四年（844），已经七十三岁的白居易完成了他一生最后一件善事。他晚年客居的洛阳龙门潭的南面，有一段水路，叫做“八节滩”“九峭石”，是一个天然的石滩，阻碍舟楫上下的去路，往来的船只经过这里，常常触石遇险。在大寒之日，舟人也要赤足下水去推拉渡筏，因此，常常“饥冻有声，闻于终夜”（《开龙门八节滩诗二首并序》）。白居易听到这种声音，总是很难过。于是他便倾自己多年积蓄，开凿了龙门石滩。完工时白居易作了《开龙门八节石滩二首并序》题刻于石上。其二云：“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夜舟过此无倾覆，朝胫从今免苦辛。十里叱滩变河汉，八寒阴狱化阳春。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德，如今在洛阳龙门东山修有白园，以供人们瞻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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