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彰 正月里唱大戏,是冀中农村过大年、迎新春的隆重庆典,仿佛不唱戏就不像过年,就没有“年味儿”。这种庆典式的演艺活动贯穿整个正月,经久不衰,迄今亦然。农村是戏曲的土壤,城里的剧团一过正月初三四就纷纷下乡,每个地方的人们,绝不会放过这个演出的旺季。 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过上新生活的农民,虽然士气旺盛、欢欣鼓舞,但是文化生活却相当贫乏。那时,缺少图书,没有电影,更不知电视为何物,逢年过节只能以唱戏的形式愉悦身心,祈福一个丰收年。 以故乡蠡县李岗村为例,这座冀中腹地较大的村庄,与高阳县毗邻,素有“戏子窝”之称,人们不仅爱看戏,许多人还会唱戏。下地干活,背起锄头,总要吼上几句河北梆子:“戴乌纱好一似愁人的帽……”或唱上几句老调梆子:“金牌调来银牌宣,把我寇准调进京……”每年农历大年初一过后,必定邀请外地剧团来村里演出,年年尽量不重样。孩提时,我就多次看过保定市京剧团马又良先生主演的《闹天宫》,保定市评剧团新艳琴先生主演的《天河配》,还有保定老调《调寇》、定州秧歌《锯大缸》等等,至今想起来,还能勾起很多温馨的回忆。 外地剧团到村里演出,一般是卖票,在宽阔的打麦场上搭起席棚舞台,观众座位是一排排的长圆木头,四周用席箔围起来,只留一个门,收票进场。席棚外也热闹非凡,拉洋片的,吹糖人的,卖甜秫秸的,人来人往,喜气洋洋。尽管门票只是毛儿八分的,但许多穷人家的孩子买不起票,他们在棚外听着棚内铿锵的锣鼓和丝竹之声,急不可耐,就趁着看门人不备,偷偷从席棚的缝隙间钻进去……当年,我就常有此举,也过足了戏瘾。 最热闹的是本村剧团的“高台”演出。即在打麦场上搭起比人高的舞台,男人们在台下站着看戏,一拥挤,前面的人拥到台板下,不会有挤伤之虞。有时一些勇敢的小伙子,从台下侧身而入,硬拱进去站在最前面,用手扒住台板用背往后猛一靠,身后千人,为之披靡,一片人浪,向后涌去……没有一把子力气,谁也不敢站在里边看戏。“高台”演出都不卖票,一切开销由村里打理了。 当年,故乡村里有个鸣声剧团,京剧、梆子、评剧都演,袍带大戏、生活小戏一应俱全,行当上生、旦、净、丑,一个不缺,文武全活儿,那真叫棒。文戏能演《打渔杀家》《杀庙》《斩子》《武家坡》《四郎探母》与《藏舟》,武戏能演《长坂坡》《芦花荡》,还能演现代评剧《小女婿》《罗汉钱》。尤其武戏令人叫绝,庄稼汉演员们不仅能翻、打、扑、跌,而且还能表演“窜猫”“摔僵尸”等高难动作,而这些动作,竟是在用木门板搭建的舞台上完成的,功夫之深不亚于现在的专业剧团。后来,鸣声剧团的不少演员参加了保定、沧州的专业剧团。 童年时因看戏看得太多了,迷恋戏曲的人们不仅深深地爱上了大剧院、小戏台,而且,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许多剧目。比如《打渔杀家》《斩子》的大段大段唱词,能一字不落地唱下来。1954年,我从本村高小考入建于缪家营村的中学,周末学校举办文艺晚会,我就曾教本班同学排演全出《打渔杀家》,我扮萧恩。虽然没有文武场伴奏,也没有戏装,但是演起来,带有蠡县口音的唱腔、念白,总是引得师生们捧腹大笑。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新农村建设日新月异,农民的文化生活有了很大变化,电影、电视、歌舞、卡拉OK应有尽有,唯一不变的是,正月里依旧遍邀城里的剧团唱大戏,年味还是靠民族戏曲来烘托。这种有趣的现象,说明戏曲在农村有着深厚的人文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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