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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天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其重实践，轻理论以及由皇家垄断不准民间私习的传统，加之明清两代的闭关锁国，造成了古代中国天文学发展慢慢落后于西方。 不过先辈们仍然留下有很多宝贵的瑰宝，比如星图。星图，是恒星观测的一种形象记录，它是天文学上用来认星和指示位置的一种重要工具。古时的星图最初只以小圆圈或一样的圆点附以连线表示星官与星座，如敦煌星图，后期才陆续加上标示黄道、银道等等参考线。十四世纪以前的星图﹐只有中国保存下来。 下面是现存的一些著名星图 首先不得不提一个人：陈卓，三国时吴国天文学家，在吴、西晋、东晋三个朝代中历任太史令约40年，活跃于天文界半个世纪多，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天文与星占学家。 陈卓的最著名的工作是综合将源于战国或秦汉的甘、石、巫咸三家天文学派所定的星官，汇集并同存异构成了一个有283官、1464颗恒星的相对完整的全天星官系统（由于依据的原始材料不同，各研究者所列星数略有差异）。 《丹元子步天歌》 （关于作者一说在宋代起有两种说法，北宋欧阳修等人认为著作唐代开元年间曾任右拾遗内供奉一职之王希明所撰，但郑樵《通志‧天文略》中提到此歌乃为隋朝一位不知姓名的，号曰丹元子的隐者所著。故原始作者严格来说还不可考）。它以七字一句的诗句介绍了陈卓所总结的283官，1464颗星，并创造性地把全部天空分作31个大区，即后世流传的三垣二十八宿分区法。这一分区法一直到近代都是我国观测星象星象的基础。陈卓所总结的全天星官名数一直是后世制作星图、浑象的依据，在我国历史上沿用了一千多年。我们现在见到的星图和星表，如著名的敦煌星图、苏州石刻天文图、常熟石刻天文图等，其所收星官数都未超过陈卓星图，直到明末西方星图和星表知识传入后才有所突破，可惜的是此原图早已失传。 丹元子步天歌 另一个著名的星图是敦煌星图,又叫全天星图、或称敦煌星图甲本（以与现存敦煌博物馆的另一较小星图即敦煌星图乙本相区分），是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的星图册，也是现存世界上绘录星数最古老、最多的星图。敦煌星图是1907年被英国人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掠夺的数万件敦煌经卷中的一幅,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敦煌星图全图 敦煌星图部分 敦煌星图乙种本 敦煌星图北半球星空 苏州石刻天文图，是中国和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星数最多的石刻天文图。 苏州石刻天文图总高约2.45米，宽约1.17米，星图本身直径为85厘米。该图分两部分，上部分是星图，下部分刻着说明文字，图文对照，相得益彰。它是根据北宋元丰年(公元1078-1085年)的观测结果，由黄裳于南宋光宗元年(公元1190年)绘图，王致远于南宋淳佑七年(公元1247年)刻制而成的。石碑原保存于苏州府学，现存于苏州市文庙。 苏州石刻天文图以北天极为圆心，刻画出三个同心圆。图中外圆是南天星可见的界限，包括赤道以南约55度以内的恒星;中圆是天赤道，直径为52.5厘米;永不下落的常见星用直径为19.9厘米的小圆(即上规)界开;黄道与赤道斜交，交角约24度，并按二十八宿距星之间的距离(赤经差)从天极引出宽窄不同的经线，每条经线的端点处注有二十八宿的宿度。再外边还有两个比较接近的圆圈，圈内交叉刻写着十二次、十二辰及州国分野各十二个名称。全图共有星1440余颗。图中银河清晰，河汉分叉，刻画细致。 苏州石刻天文图 苏州石刻天文图 北魏元乂（yì）壁画墓被发现于孟津县朝阳镇，由于惨遭盗掘，墓室四壁的壁画已经残损，仅有四神图依稀可辨，但绘于墓顶的大型星象图保存完好，是一件艺术瑰宝。 星象图中绘有星辰300多颗，星辰大小相差不大，这些星辰用线相连，呈淡蓝色波纹的银河纵贯全图南北。经学界调查考证，这幅星象图是我国现存年代较早、幅面较大、星数较多的一幅星象图，比著名的苏州石刻天文图早约700年，比敦煌星图早约400年。 北魏元乂（yì）墓星图 宋代苏颂所撰《新仪象法要》中的浑象紫徽垣星图，此图共有37座星官，183颗星。 浑象紫徽垣星图 此外还有些其他墓葬中出土的星图。 长沙马王堆出土天文星象杂占图
宣化辽代星图 除这些绘制有所依据的星图外，唐代还有许多表意性星图，如贞观四年（630）的李寿墓以及懿德太子、永泰公主、章怀太子等墓，都有墓室天象图，图中绘有日月、银河及星象。甚至在远距长安的新疆吐鲁番，也有唐墓星图，但与长安的那几幅星图比较，少了表意性，多了装饰性，并且二十八宿图案经过艺术化处理。 除了这些之外，在一些古代典籍和器具上都有星象图出现，不过更多是以艺术化的面目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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