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32期） 重用附子是其超常之处 能用附子也许并不难，能用超大剂量者方显胆识与风格。人们争议郑钦安学说， 更多的是惊异于其附子的超常剂量，有人对其重用附子颇有微词，如同敬云樵 在眉批中所论：“古人方效而今人不用，后人方不效，今人乐于从事，反诋古人 之方为太重，后人之方为轻而合宜”（《医法园通卷二》）。对此当然应该议论一下。 重用附子确实是郑钦安的一大用药特色，这是多年传承和经验积累的结果，有多位名家的成功案例可以证明。作者认为，能否熟练应用大剂量附子，是衡量火神派医家成熟与否的一个标志。任应秋先生曾经评价，“郑氏治疗三阴证，确是颇有盛誉，运用附子量重而准。”专门提到“运用附子量重而准”，予以肯定。那么重用附子的意义何在呢？ 中医自古就有“不传之秘在量上”的说法，表明用药剂量有很大的学问。各家用药有较大的差异，乃至形成不同的风格。较为常见的有以经方为代表的峻重简炼，东垣为代表的轻量小剂，吴门温病学派为代表的轻清风格等。火神派擅用重剂（不仅限于附子一药），其实是经方风格的体现和发展，程门雪先生就称祝味菊、徐小圃、刘民叔三家之善用附子，“是仲景一脉的后劲”。火神派各家对重用附子积累了丰富而成熟的经验，“变更附子的毒性，发挥附子的特长”，练就过人的胆识，屡起急危重症，正是其超常之处，就此而言，其它医派难以比拟。善用重剂如同善用峻药一样，也是衡量医家水平的一个标志。 清· 柯韵伯说“今之畏事者，用乌、附数分，必制熟而后敢用，更以芩、连监制之，焉能挽回危证哉？” 按：此言细致的描画出那些“畏事者”畏用乌、附的心态，实质上，是学识不到的表现。 “大病必须大药”（《遯园医案》），许多火神派名家对此看法相当一致。黎庇留说得好：“症有轻浅沉痼之殊，方亦有平易险峻之异”（《黎庇留经方医案》）。一般而论，平常之症可用轻剂，无须重剂，否则药重病轻，诛罚无过，可能偾事；但当大病重症之际，则非寻常药剂所敌，需要重剂方能奏效，否则药轻病重，可能误事，而这需要胆识。 吴佩衡认为：“病至危笃之时，处方用药非大剂不能奏效。若病重轻，犹兵不胜敌，不能克服。……古有‘病大药大，病毒药毒’之说，故面临危重证候勿需畏惧药毒而改投以轻剂。否则，杯水车薪敷衍塞责，贻误病机，则危殆难挽矣。” 李可先生则称小量无效，“几钱几分虽然可以治好一些小病，但是治不了大病，在重危急症领域起不了多少作用”（《扶阳论坛》）。“在急危重症这块，用小剂量的话，只能是隔靴搔痒”（《人体阳气与疾病》）。试举几例说明重用附子的道理： ■罗君玉文，患伤寒已三日，始迎余诊视。脉数大无伦，按之豁如，舌色纯黑，大发热，口渴，头面肿如瓜，颈项俱肿大，食不能下，作呕，夜不能卧。余见病势，殊觉可畏。问：“何以遂至于斯？”答曰：“前日犹轻，昨服余先生附子五分，遂尔火气升腾，头面尽肿，颈项粗大，锁住咽喉，饮食不能下，实是误被五分附子吃坏了。”余笑曰：“附子倒吃不坏，是‘五分’吃坏了。”问：“何以故？”余曰：“此极狠之阴证也。前贤所谓阴气自后而上者，颈筋粗大；阴气自前而上者，胸腹胀满。项与头面俱肿大，正此证之谓也。附子要用得极重，方攻得阴气退。若只数分，如遣一孩童以御千百凶恶之贼，既不能胜，必反遭荼毒。今日若延他医，不能辨证，见此病状，先疑为火，又闻尔被附子吃坏之说，彼必将前药极力诋毁一番，恣用寒凉一剂，病人必深信而急服之。呜呼！一剂下咽，神仙莫救矣。此阴极于下致阳浮于上，今当先用八味地黄汤一剂，攻下焦之阴寒，摄上焦之孤阳。待面项肿消，再换理中汤，方为合法……” 方用：大熟地七钱，附子三钱，肉桂二钱，人参三钱，茯苓、泽泻各一钱，丹皮八分，山萸一钱五分，加童便半杯。服一剂，头面颈项之肿尽消，口亦不渴，始叹服余之认病用药如神。次日，再换用理中汤，桂、附、参、苓、泽俱同前用，去地黄、山萸、丹皮，加白术一钱五分，半夏八分，炮姜一钱。服一剂，脉症如旧，舌上黑苔丝毫未退，仍作呕。乃知一剂犹轻，照方每日服二剂，共用附子六钱，参亦六钱，胸膈仍不开，舌苔仍未退。又照前方将熟附换作生附，每剂三钱，亦每日服二剂。服二日，舌苔始退，胸膈略开。……共服月余而后起。 其后遇余先生，亦云罗某之恙幸赖先生救活，不独罗兄感激，弟亦感激。若遇他医，以寒凉杀之，仍归咎五分附子之害也，不永受不白之冤耶？（《吴天士医话医案集》） 按：此案意味深长，余医以“附子五分，遂尔火气升腾，头面尽肿，颈项粗大，锁住咽喉，饮食不能下。”病人自然认为被“附子吃坏了”。 吴天士指出：“此极狠之阴证也……。附子要用得极重，方攻得阴气退。若只数分，如遣一孩童以御千百凶恶之贼，既不能胜，必反遭荼毒。”后用附子三钱，且日服二剂，直至“将熟附换作生附”，方始奏效，确显吴氏慧眼和胆识。 （未完待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