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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就有关汉佉二体钱（和田马钱）上一系列的不解之谜进行了连续的探讨，其中最重要是关于马钱上佉卢文王名的转写（辨识与转写双重之意，为方便叙述，以转写称之）和释读。 在此之前，学界普遍认可马钱上佉卢文王名转写为：maharaja rajatiraja yiti（yidi）raja 即译为：大王、王中之王、于阗之王。我们认为，大王、王中之王之释读没有疑义，而“于阗之王”的转写与释读，跟马钱上的佉卢文有着很大的差异。认为应当转写为shatiraja 比较恰当，并且拥有充足的实物为依据与之比对。虽然只是一个字母或是一个音节之差，但对马钱的解析却是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展开更加深入的探讨。 先来回顾一下有关于马钱上王名的转写与释读的历程。我们先把大王、王中之王没有疑义的王名搁置，重点探讨存在疑义的王名。 最早是赫恩雷对这一王名进行转写与释读，大概在上世纪初，转写为juthabiraja，认为它表达为“大地之主”的意思。 四十年代，英籍学者托马斯对这一观点持保留意见，认为汉佉二体钱很有可能出自莎车，当然，也不排除于阗。日本学者榎一雄比较倾向托马斯之说，但认为于阗可能性更充分些，因而有了“于阗国王”之说。 八十年代，英籍学者克力勃据称受榎一雄的影响，依据大英博物馆丰富的藏品，最终将其转写为yiti（yidi）raja，译为“于阗之王”。之后，北大教授林梅村认为上述转写与释读都不够准确，将其转写为thabiraja，译为“都尉之王”，并特指此王为《魏书·西域传》记载的于阗王秋仁，时间大致在公元175年至220年。 不可否认，上述专家、学者对此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解析。使我们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比实物进行更深入拓展和对比。坦率地说，笔者不懂佉卢文，对西域使用的胡语没有了解。但钱币铭文是一个特定的语言环境，根据钱币的历史状况，不妨碍我们对此进行探索和比对。 马钱上的王名，关键在于大钱上的第三位王号、小钱上的第二位王号，究竟应当怎样转写和释读，对探讨马钱的意义就格外重要（不包括新和出土的“重五铢”，即龟兹马钱）。诚然，前人在转写和释读这一王名时，都各尽所能加以阐述。如果，选择使用的信息不够准确，或有误判，那么，关于马钱的所有论述必然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偏差。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为一王号展开更深入探讨的原因所在。 我们通过比较，将这个非常疑惑的王名转写为shatiraja，并根据中文史料关于西域的记载，推测应译为：莎车王。我们认为马钱采用汉式的计重单位“铢”，以汉字、汉语标定钱币的数值，必然与汉钱“五铢”发生联系。而且马钱制作者应是亲汉，仰慕中华文化。 也就是说，在转写与释读的两个方向上，与以往形成的主流观点分道扬镳。那么，我们的观点能否成立呢？让我们先来找出佉卢文这一王名的差异，不妨将学者们已有的成果，与马钱实物进行对比，看看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依据马钱上汉字的风格，我们以数字“六”特殊状态，用不同的“六”字形态来给马钱命名。即：“穴字六”、“元字六”、“大字六”和“平六字”、“小六字”等版别。以版别形式与具有代表性的克力勃分型法进行比较。 我们发现，汉字命名的版别与克力勃的的分型法有重合和相似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根据我们对马钱的认识，将马钱版别以时间顺序重新排列，以求证这个王名的真实性。我们将两种形式一一列出，希望从对比中，找寻更合乎马钱原始状态的信息。  1、“穴六字”版别 根据马钱上“六”的奇异写法，我们将这一类马钱命名为“穴六字”马钱。在这个版别内，又分为两大版块，也可以称之为“穴六字”（1）和“穴六字”（2）。其中“穴六字”（1）与克氏的一型相同。而“穴六字”（2）在笔者之前，鲜见有学者进行过展示和论述。因此，我们先就“穴六字”（1）与克氏的一型手绘图进行比较。而作为重要实物的“穴六字”（2）我们只好依照我们的理解来进行阐述。先来看克氏一型的手绘图：
从汉字的临摹来看，克氏的一型与我们所划分的版别“穴字六”是同一类马钱，因马钱上的“六”的写法与“穴”十分相像，故我们将这一类马钱命名为“穴字六”。 克氏对这一类马钱命名为一型，佉卢文的转写为：maharaja yidiraja gurgdamasa。我们在克氏的手绘图上将“于阗之王”的yidi 用红点标注。我们来看一下实物“穴字六”马钱上这个王名的真实状态。
我们选择了五枚“穴字六”马钱，通过两种摆放形式，并加注红点，能更好地反映佉卢文这一王名的姿态。就这一版别来说，克氏描摹的字母形状应当算是相当的准确。但转写为yidi 是不是佉卢文的原始语态，我们认为值商榷。 我们与克氏的分歧在于到底是转写为“yidi ”，还是应转写为“shati ”，关键点是yi 与sha，从我们获得的佉卢文字母表看，di 与ti 的形状非常相似，暂不作重点考虑。那么，yi 与sha 在佉卢文字母表是个怎样的形态呢？ 我们截取这两个字母加以比较。 北大教授林梅村就将其转写为thadiraja，译为“都尉王”。从克氏的描摹字母图，对比与我们展示的实物照片看，无论转写成yi 和sha，还是tha，似乎都不能铁板钉钉。但也不能说我们与克氏没有共同点。
克氏认为一型钱是马钱的早期产品，这和我们的认识是相同的，但是概念上并不完全相同。关于六的“穴字”写法，与之其它版别的汉字比较，这种写法在时间上更加古老些。有人“穴字六”版别的“六”字写法比小篆还要早，应该是籀文，笔者不了解文字的起源，在这不敢妄评。 马钱的这个版别，我们命名为“穴字六”，克氏定型为一型，从内容看是同一类钱币。从佉卢文的转写过程看，克氏转写为yidiraja，或是林氏转写为thadiraja，还是我们转写为shitiraja，都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一是马钱上铭刻的佉卢文不够精美，令人无法准确的判断。二是马钱历经两千年的雪藏，而当时并不会引起争议。好在马钱并非这一种版别，即使在这个版别不易判读，并不代表其它版别也是如此。 我们说，“穴字六”版别中，还有另一大版块，即“穴字六”（2）。这种式样的马钱，在以往学者们的研讨中，从未展示过。我们来展示几枚实物照片：
从汉字“六”的写法来看，与“穴字六”（1）的六写法是一致的。但另外两个汉字“铢钱”反转为“钱铢”，就字体而言，也不似“穴字六”（1）的小篆体，更像是汉隶。 从我们关注的佉卢文王号看，与“穴字六”（1）状态大体相当。至于其它佉卢文的书写，虽然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不在本次的讨论范围内，故不作过多论述。 在“穴字六”版别中没能够得出清晰认识，我们继续展开其它版别的比较，也许迷雾会渐渐地被揭开。  2、“元字六”版别 这一版别的马钱，因“六”字类似于“元”字，故命名为“元字六”马钱。与克氏的四型基本一致。克氏的手绘图如下：
克氏四型，佉卢文转写为：maharaja yitiraja gurgamoasa。 这一版别的实物如下：
对比我们展示的照片，从汉字的临摹看，“元字六”与克氏的四型应该是同一类钱币。就我们对马钱的认识而知，“元字六”版别的马钱在马钱体系中是比较少见的品种。品相绝佳的更是稀有。 而对比佉卢文，克氏的手绘图显然不够完美。这个版别的马钱通常佉卢文书写体比较硕大，而且易于辨认。另外，钱币上马的形体比“穴字六”要健美的多。克氏手绘图没能把握着这一版别的精髓。 因为字母硕大，对于辨识与转写非常有利。依照我们的判读转写为：maharaja shatiraja gurga moya （五枚马钱的组合图片由何峻峰先生提供）。
通过展示实物照片，我们从中看出，关于佉卢文的整体转写，与克氏转写的差异是明显的。但通过照片辨认佉卢文状态依旧不尽如意，我们采用了中国古老的办法，打拓片。 拓片真实地反映了钱币原始状态。结合实物、照片与拓片综合来看，shatiraja 的转写是清晰的、可信的。尤其sha，与佉卢文字母 那么，是不是应该转写成shatiraja，还是转写成yitiraja，以就此得出结论了，也未必。因为，在实际模具雕刻中，又产生了不同的变体，给辨识带来了不小的困惑。我们接着分析其它版别。 3、“大字六”版别 这一版别上的数字“六”，与“大”字相同，故命名为“大字六”马钱。与克氏分型法三型基本一致。克氏的手绘图如下：
克氏三型佉卢文转写为：maharaja yidiraja gurgamoasa。 这一版别的实物照片如下：
对比照片，克氏三型临摹的汉字与“大字六”马钱是同一类品种。为什么我们要展示九枚照片呢？因为这一版别在马钱总量中大致占到33%以上，式样繁杂，制作粗糙。因“大字六”版别数量众多，故而所包含信息量更为完备，是甄别与辨识马钱的重要标本。 从“大字六”马钱上的佉卢文看，尽管这一版别制作的比较粗糙，但佉卢文的铭文却显得比较干练，不像其它有花里胡哨的修饰，因而更易辨认。从照片上加注的红点看，转写为shatiraja 应该说更加清晰了。那么，这就存在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克氏在临摹时，不遵从钱币的原貌？
我们对临摹与绘图不在行，拓片打的也不地道。显而易见是，这一版别的佉卢文的辨识度非常高。如若不能在这一关键的王命上有一个准确的认识，那么，对于马钱的整体解析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偏差。 从我们展示的照片和拓片来看，“大字六”马钱上，处于第二位王名佉卢文字母如何转写应该不成问题，Sha 的佉卢文原型非常的真实和清晰。如若转写成tha 或yi，毫无疑问与事实不符。对这一字母判断清楚了，转写为shatiraja 似乎就应该顺理成章。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反反复复地讲述着一个推测，那就是马钱很可能是由莎车国创制的，并把其中的版别与史书上记载的莎车王一一对应。从列举的版别来说，推测“穴字六”（1）与莎车王延（Yanraja）有关；“穴字六”（2）与莎车王康（Kangraja）有关；“元字六”、“大字六”与莎车王贤（Xianraja）有关。我们是根据钱币的现象和史书的记载综合分析反推而来，这在以往的文章中已强调过。
虽然，马钱上的汉字铭文，除了计重货币的数值与计重单位外，还画蛇添足增加了一字“钱”。这与纯粹的汉代中原货币多添加的一字，对于货币本身没有意义，或者说意义不大。 从这一点说，马钱的制作者，对金属货币的概念，或者说对汉语语义下的货币表述并未精准的把握。那么，使用胡语的佉卢文表述马钱的定义时，会不会也是概念不甚清楚呢？从马钱上佉卢文表述的双王名或是三王名看，其核心还是这个颇受争议的yiti（yidi）raja、thadiraja 或是shatiraja 的王名。诸如maharaja、rajatiraja 的王名，在中亚、印度西北部比较常见。 我们为什么倾向于shatiraja 的转写，并将其译为“莎车王”。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向心力和实力的体现。纵观两汉交替之时，至东汉前半段，西域诸国中只有莎车国符合这两点。
莎车王曾独立承担了在两汉交替的动乱年代，以一己之力抵抗匈奴对西域的进一步指染，一心向汉。也只有亲汉，才会采用汉式的货币法则及计量标准，才可能借用汉语词汇来定义货币币值。我们认为马钱正是在上述基本点，表现相当到位，并略有部分的创新和不必要的加注。 似乎到此，关于如何转写马钱上的佉卢文王名，和释读为“莎车王”，已可以做了结。但事物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马钱不止仅有“穴字六”、“元字六”、“大字六”这些版别，还有“平六字”、“小六字”、大马钱及骆驼钱，仍然需要对这一王名继续判别。 4、骆驼钱 汉佉二体钱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版别，就是骆驼钱。这种钱既有六铢的小钱，又有二十四铢的大钱（重廿四铢铜钱）。
因为我们手中没有可以与克氏手绘图进行对比的清晰的实物，截取一张公开刊物上的图片，略加说明。克氏的佉卢文转写为：maharajasa rajatirajasa yitirajasa inabasa。 从克氏的转写看，骆驼钱上有三个王号，我们暂时不理会关于王号的转写，而是把重点放在最后一个词汇上inaba，从图片上，克氏的转写是准确的。我们也采信克氏关于inaba 是于阗贵族、自立为王的休莫霸释读。我们认为克氏这一释读是天才的发现，并对此极为赞赏。骆驼钱非常少见，无论佉卢文、汉字铭文也极为特别，因为缺少实物，不能进行类比，还是将重点放在马钱上。 5、“平六字”版别 这一版别从命名看，“六”与“字”的顺序进行了调换，这是因为钱币上的数字“六”不能类似某个汉字，只能以它的结构特点来命名。与克氏的五型、六型基本一致，先进行五型的比较。手绘图如下：
克氏五型的佉卢文转写为：maharaja yidiraja gurgamoya。 这一版别的实物照片如下：
从我们展示的七枚实物照片上看，转写成莎车王的理由似乎更加充分。尤其最后一枚钱币，它是一枚复打加叠打的特殊钱币，即佉卢文加马面叠打了汉字，而汉字面又复打了佉卢文。而且，sha 在正反两面都非常清晰。这是一枚币商使用化学液体做过彻底清洗的钱币，因而字体的形态非常传神，当时购买时花了不菲的价值。 “平六字”马钱上，佉卢文字母 不仅是sha 有变化，就连最常见“大王”的书写也有几种变形写法。如转写成常见的maharaja，也有的可以转写为maharaya、maharaye。 我们认为，克氏在这一版别的转写中，对ya 与ye 的把握不是很准确。更有甚者，如克氏的六型佉卢文大王最后一位字母为V，竟然无法转写。克氏在解释V 时说，贵霜丘就却王时比较常用，因无资料，不敢妄加猜测。克氏六型的手绘图与实物照片对比如下：
我们认为，从汉字“六”的特点来说，这一版式与“平六字”没有太大的差别，故没有将它列为一个版别，而是将其与“平六字”放置在一起。 我们认可克氏骆驼钱关于inaba 的转写与释读。克氏天才地认为inaba 即为于阗贵族休莫霸，其自立为王，率于阗与邻近诸国的百姓抗击莎车王贤的暴政，不幸的是只持续了两年时间，在围攻莎车军队时，中流矢而亡。 于阗国民推举休莫霸的侄子广德为王，继续与莎车对垒。最终智擒莎车王贤，吞并莎车，成为西域新的霸主。期间，莎车王贤为了削弱于阗的反抗，将女儿许配广德为妻，与于阗结成翁婿关系。广德正是利用了这种亲情，在莎车内应的帮助下，毫无惊险地将莎车王贤捆锁，押解至于阗，一年后处死。
按理说，于阗吞并了莎车，也开始自制货币，其货币上应铭刻于阗的王号，但事实上，马钱上的王名依旧是shatiraja，即“莎车王”。这似乎难以理解，这就不得不从西域诸国的地位说起。 通过史料我们知道，在西汉开发西域以前，西域诸国受制于匈奴，为匈奴的“僮仆都尉”的领地。且各自为政，互不隶属。到汉宣帝时，匈奴在汉持续打击下，已逐步退出了西域。汉在西域龟兹国设置“西域都护”，统管西域南、北两道事务。都护成为了西域实际上的最高行政长官。如首任都护郑吉只是一名骑都尉、秩比二千石的中高级武将，相当于郡域的军事主官。而西域诸国的王，大多持爵位辅国侯的印绶，受西域都护管辖。最特别的是龟兹国，职位靠前的是“大都尉丞”，很可能是西域都护的兼职。 到了王莽时期，因王莽虐政，匈奴侵扰，西域除莎车外，几乎整体叛汉。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派五威将王骏、都护李崇及戊己校尉出西域平叛焉耆背汉，莎车、龟兹出兵七千助阵，此役失败。王骏战没，都护李崇退保龟兹。天凤五年，莎车王延死，谥“忠武王”。其子康为莎车王。建武五年（公元30年），河西大将军窦融僭越朝廷，拜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国皆属焉”。建武九年（公元33年），康死，谥“宣成王”。其弟贤为莎车王。 西汉末，“西域都护”自段会宗两任都护、三赴西域至乌孙，至孙健、但钦等都护，工作重心在于羁縻乌孙，防范车师反复，提防匈奴侵扰。南道诸国基本淡出都护的视线。而段会宗以七十五的高龄逝于乌孙的任上，说明朝廷对西域的管理已力不从心，人才几近匮乏。成帝之后，连续几位短命皇帝，朝政难以为继，致使汉室皇权旁落，王莽篡汉。
从史料记载看，西域诸国中拥有朝廷颁授的王名是莎车先王获得的两个谥王号，即王莽颁的“忠武王”，光武帝颁的“宣成王”。康获得的“汉莎车建功怀德王”的王号，是河西大将军窦融承制也好、僭越也好，不能算是是朝廷正式的封号。贤几番欲求光武帝赐封的“西域都护”的印绶，因敦煌太守的阻隔，得而复失，只得了“汉大将军”的印绶，因而怀恨生乱，称霸西域，穷兵黩武三十余年，最终死于于阗之手。 从莎车王贤请都护，到十分在意“西域都护”的印绶看，都护具有管辖西域诸国的实权。虽然“汉大将军”位列三公，但在西域并无实际意义。因而贤诈称“大都护”遗书诸国，以示汉权威的尊贵和正统性。 于阗吞并莎车，已是公元63年，明帝继位，朝廷的目光再次投向西域。而处在腹地的于阗，因败于匈奴、龟兹的联合围攻，置于匈奴监国之下。虽然于阗受制于匈奴，但毕竟打败了西域霸主莎车贤，那么莎车曾管辖的五十五国的治权，于阗自认为可以全盘接收。而莎车行使的权力来自于汉朝封赐，“汉莎车建功怀德王”即莎车王，也是西域诸国所臣服与敬畏的汉王封号（虽然此王号并非真实）。从这方面说，莎车王权力在于管辖西域五十五国。因而，在于阗制作的钱币上的“莎车王”王名，应看作是继承了汉朝赐予权力。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其实非常不容易。我们节选一段《汉书·匈奴传》中关于匈奴的习俗的描述：“其俗，宽则随畜田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字。”匈奴奴役西域诸国长达一百余年，其习俗难免或多或少地传导给西域诸国。而于阗打败贤吞并莎车，获取莎车原有的印绶及封号，乃理所当然。此时的汉，更迭罔替，对西域乃至于阗的影响甚微。
我们再拿中印洞朗对峙从侧面来看待这一现象。 中印对峙，起因是印度军方非法越界阻止中方在境内道路修筑。从6.18至今7.30已月余（看大阅兵有感而发，坚决支持国家立场）。以国人的角度，中印两国在近代有着相同的历史遭遇，两国差不多同时独立建国，又是仅有的人口超十亿的邻邦，本不应有历史积怨。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网上有篇文章写的很诙谐，恰恰说明了不能一厢情愿地看待问题。“中国人之所以想不通，是因为想当然地以为‘中印平等’，而在印度统治精英层心目中‘中印不平等’。第一，印度自认为是高种姓的雅利安优等生，中国是低种姓的亚洲土著，中印岂能平起平坐？第二，印度是大英帝国亚洲殖民体系的合法继承人，过去是大英帝国皇冠上最明亮的宝石，如今在亚洲照样最明亮（自由与民主）。而中国是大英帝国的半殖民地，对大英帝国卑躬屈膝矮三分。如何对老爷毕恭毕敬，就应该如何对老爷的继承人少爷毕恭毕敬。因此印度一直认为中印之间没有‘争议’（麦克马洪线及藏南），印度说什么中国只有照办，即使曾被中国打惨过，印度依旧像个不可一世的贵族。” 从现实的印度人的表演上看，两千年前，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对西域影响的基因，依旧顽强地保留在印度人的躯体内，这样来理解于阗钱币上的“莎车王”是不是也能够找到一点感觉。（发稿时，我国不战而屈人之兵圆满结束洞朗危机，8.28印度士兵退回印度一侧。） 把shatiraja 译为“莎车王”就算有些道理，又有一个很现实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为什么说“平六字”马钱，就一定是于阗制作的钱币呢？这个问题并不比把马钱上的王名译作“莎车王”来得简单。好在本篇不讨论除王名以外的问题，姑且认为“平六字”就是于阗王广德制作的钱币。
我们认为于阗王广德的人生经历也是蛮丰富的。随叔父起兵反抗莎车，叔父战死后被推举为于阗王；与莎车贤势均力敌时，做了贤的女婿，又以女婿的身份干掉了岳丈，吞并了其国莎车；后来战不过匈奴联合的十五国三万兵马，降于匈奴，受匈奴人监国；班超入西域，震怖其英雄气概，杀匈奴监国臣服，质子侍汉；章帝诏班超返汉，广德与百姓拼死拦马相阻，向天长啸：“倚汉与依天等”（“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感动班超，与三十六随从建功立业西域三十载，成就“定远侯”一世英名。 然而，史书似乎对广德及于阗王有所隐讳，从公元76年至103年班超归汉，再未显现于阗王的名字。这期间，班超三打莎车，收姑墨、平龟兹，于阗都是班超最借重的力量。于阗王放前再次登场时，已到了公元129年。这当中，史书对于阗的记载差不多有半个世纪的空白。 马钱中的大钱“重廿四铢铜钱”，克氏分了二个型号，即七型、八型。我们不太清楚克氏的分型意图，在本文中不对大钱做比较。从克氏的佉卢文转写看：maharajasa rajatirajasa yidirajasa gurgamoyasa，焦点依旧是王名的转写和释读。我们认为，大马钱与“平六字”是同时期的两个品种，佉卢文的书写手法和字母的应用与“平六字”大体一致，故将大钱归于“平六字”一起讨论。所谓第三个王名，也应当转写为shatiraja。 6、“小六字”版别 马钱中，数量居第二多的就是这个“小六字”马钱了。钱币上的这个“六”字，既是今天小学生的辨识也不会出现偏差，尽管马钱可能距今差不多两千年了。“小六字”版别与克氏的二型基本相同，手绘图如下：
克氏佉卢文转写：maharaja yitiraja gurgasa。 克氏在分析此钱背景时认为，二型钱币与一型钱币为同一时期钱币，即属于马钱的早期产品。我们认为克氏的这一推测可能与事实不符。从汉字的角度来说，将二者放置在一起，似乎欠缺基本常识。二者的文字的书写体、排列的结构完全不同。纵观马钱的全过程及历史背景，我们认为，“小六字”与“穴字六”的时间间隔至少在半个世纪以上，而且，就地域而言，就不是一国（西域诸国）的钱币。 从佉卢文来说，“小六字”是马钱中唯一一款从钱币底部、即马蹄下部起首的钱币。就佉卢文的词汇来说，gurgasa 即为结束，少了被误认为王名的七七八八的后缀。而广受质疑的第二王名居于马首正右位和上部位，这种独特现象足以应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先来看看实物照片：
就汉字而言，从展示的这四枚币看，与克氏的手绘图有些不太一样，是不是克氏临摹的汉字不够准确呢？也不是。克氏临摹的仅仅是“小六字”版别中的一个类型，或者说只相当于一种版式。 从佉卢文的转写看，克氏的描摹的佉卢文字母略显夸张。若是转写为yitiraja，那就无法解释同版别其它版式关于王名的一致性。本篇主要讨论佉卢文的王名，在遇到佉卢文王名转写困难时，就不能以一种版式的式样来概括整个版别的状况。 从上列的四幅照片看，第二位王名转写为shatiraja 的依据是相当充分。然而是不是“小六字”马钱所有的版式都能毫无顾忌地直接转写shatiraja 呢？也不是，至少克氏手绘图描摹佉卢文形态并非空穴来风，确实有像克氏描摹相像的版式。我们认为，若是转写为thati 至少比转写为yiti 更符合钱币的状态。确定这一版别的一是汉字“六”的写法，二是佉卢文的“大王”从底部起首，并且gurga 之后没有后缀。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展示两枚特殊的版式说明“小六字”马钱的奇特性。如下图：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钱币上的佉卢文一改惯常的逆时针旋转排列方式，而是反向顺时针排列，佉卢文字母的形状、词汇没有改变。 其它我们暂不讨论，就说佉卢文的王名。在这种马钱上，佉卢文王名maharaja 大王，从9点方向顺时针起首，而我们所关注的第二个王名，首个字母恰好在12点位置，sha 的弧形⌒倒置在马首上，然后是“|”一竖，一个非常真切的佉卢文字母 我们在介绍“平六字”时说，sha 的原型字母在铭刻时，有略微的添加部分，即在弯弧的左侧添加了微小的一笔，似一个手柄。而这种现象不独独反映在“平六字”，“小六字”马钱上也有，添加部位却在弯弧的右侧。虽然，这种现象在“小六字”上十分罕见，它恰恰打消了以往关于这个字母判读的种种误会。我们不清楚加注这一笔带不带音值，若带音值如何发音。也许在西域诸国，尤其是在于阗，工匠在雕模时，对字母的稍许添加，并不影响对文字的辨认，也不改变词汇的定义。而对我们今天判读佉卢文的原意、及原形，帮助甚大。示图如下：
我们认为，“小六字”马钱是马钱中版式丰富、字体规整、马型骏美、制作精良的钱币，它所处的环境应当相对宽容、和平，商贸繁荣，与域外的交流更加畅通。 综合分析这段时间大概在班超进入西域的后二十年。期间，虽然贵霜七万大军短暂地越界侵入过疏勒，但在班超的英明的抗击下，狼狈而返。此后，姑墨、龟兹及焉耆先后降汉，东汉恢复都护设置，西域整体重归大汉。而这段时间，南道诸国未在史书的记载中出现，说明于阗、疏勒、莎车诸国安享太平，“小六字”马钱应该就出自这个阶段。 从货币的角度看，马钱已是相当成熟的计重式地方性货币，对西域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与此同时，作为中央集权的东汉，在货币营造，及货币标准上，并未完全恢复西汉时“重如钱文”的标准计量，虽然恢复了“五铢”钱的铸造，但豪强兴盛，门阀势力坐大，货币始终处于无规范的混乱时代，东汉“五铢”的持续减重，对马钱这种计重如实的货币影响至深。 7、分析 本篇重点是讨论马钱王名的转写与释读，我们提出马钱上的佉卢文王名中，其中一位应转写为shatiraja，并译作“莎车王”。所展示的实物照片、拓片，与克力勃的手绘图进行了细致的比较，我们认为，克氏将王名转写为yiti（yidi）raja，译作“于阗之王”，与马钱的佉卢文语音并不一致。并捎带对juthabiraja（大地之主）、thadiraja（都尉之王）也提出了质疑。那么，转写为shatiraja，译为“莎车王”，是不是马钱的原始生态呢？其实，就这个问题完全打消人们的质疑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近年所接触的马钱，主要来自于疑似喀什的不明窖藏。尽管传言数量可观，但并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无论是来自于官方或是民间。就出土地域而言，来自喀什应该确信无疑。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以往讨论这种钱币时，人们总冠以“和田马钱”的称谓。而大数量地出现在喀什，就使人们对这种钱币的原产地产生了好奇。从目前学界、或民间藏家的共识来看，喀什，古称疏勒，并未纳入马钱原产地的框架内。这是因为古疏勒在两汉时期，一直比较平庸。虽在疏勒王臣磐（公元127年至168年，有深厚的贵霜背景，为“汉大都尉”）时，有过短暂的辉煌，但不足以奠定和铸造一种西域不可或缺的货币体系。 尽管我们将马钱的一个王名转写为shatiraja，译为“莎车王”，但并不排斥和否定于阗作为马钱的产地这一基本学说。我们甚至认为，于阗对马钱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我们非常赞同克力勃将骆驼上inaba 与于阗王休莫霸对接。 莎车，西域古国名，能查到的最早源头是《汉书·西域传》。汉语“莎车”这个地名或者说国名是由何人最先启用，或是何人将两个汉字组合在一起，我们无从知晓。查许慎著的《说文解字》，莎：苏禾切，即suo（索）。车：尺遮切，即che（车）。又，韦昭辩释名曰：车，古惟尺遮切。自汉以来始有居音ju（象棋车为居音）。这样说古汉语“莎车”就有两个音调，即：suoche（索车）和suoju（索居）。尤其是suoju与现代汉语shache（莎车）读音相差甚远。 两年前，好友陆稚平先生对我们说：三十年前，在喀什听一位老师讲过，莎车（shache）也叫suoju（索居）。我们问：是那两个字？陆先生说记不起来了，大家以为是民语叫法，也就没有放在心上。今天才弄明白，莎车（cuoju）是地道的汉语读音，只是离我们非常久远的古汉语读法。 2016年春节前，钱币天堂网站西域钱币版块发起介绍西域钱币的征文倡议。本人贴了一篇“和田马钱尚未揭示的秘密”的短文，并展示了一枚“小六字”马钱图片。引起了站内许多人的关注，其中著名藏家何代水先生十分感兴趣，连续跟帖，今年7.13跟帖如下： 1. 比较钱币上“莎车王”的第一个佉卢文字母都有出头，对照字母表应比较接近 tha，而 sha的字母类似雨伞形状没有出头。是否可翻译成 thatiraja （莎车王）？ 2. 如以闽南语来发音“莎车”，thati 与 shati 都近似。“车”古音与“居”同，闽南语为“gi”。 3. 克力勃 (Joe Cribb) 将 inaba 对应为于阗的休莫霸是很大的发现，然而对休莫霸之前史书无载的于阗王，却无法自圆其说，所以就牵强根据音译创造出“矩拉戈陀摩”、“矩拉戈”、“矩拉戈牟耶”等于阗王，这点始终让我感觉不太严谨。 4. 版主独创翻译成莎车王，将莎车的延、康、贤王与于阗的休莫霸、广德王、无名王与放前都对应上，是更为伟大的贡献，实在佩服，谢谢！ 何先生的第4点，有些过誉之嫌，实在不敢当。对照实物照片，就钱币上的佉卢文王名究竟是转写为shatiraja，还是转写thatiraja，何先生的疑虑我们也曾经历过，也就是说，辨识马钱是一项系统工作，单枚或数枚钱币展示，往往使人产生错觉。但可以肯定的是，转写为yitiraja或yidiraja不在认可的范围之内。 何先生以闽南话的发音来比较与佉卢文音节的近似性，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闽南话最接近古代中原河洛官话，某些音调、读法比普通话更加原汁原味保留、继承古汉语的语风。因而促使我们从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查寻“莎车”的古汉语读音，进而验证了陆稚平先生以前提到的suoju（索居）的确是汉代“莎车”的念法。 从古汉语“莎车”suoju（索居）的发音来看，初到西域汉人在记录shati（莎车佉卢文音标）时，选用的汉字是比较准确的。尽管佉卢文湮灭在大漠戈壁之下，然而，马钱却奇迹地保存下来。马钱上的文字到底述说着什么，一堵无法逾越的语言障碍横亘在世人面前。恰巧汉语曾经记述过这里发生的一些事，虽然不是很完整，但汉语词汇千年不变的词意，比较容易使我们跨越了这道障碍，找寻原始的出发点。 史书告诉我们，莎车国在西域最辉煌的时间是在公元前10年至公元62年，时间超过半个世纪。这正是两汉交替、新莽乱政、刘秀汉室复兴之时。有人说，货币是历史之笔。我们来测验一下，看看马钱是不是一支真实的历史之笔。 在西域都护设置前的公元前65年，莎车曾发生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汉书·西域传》记载：“宣帝时，乌孙公主小子万年（解忧公主的次子），莎车王爱之。莎车王无子死，死时万年在汉。莎车国人计欲自托汉，又欲得乌孙心，即上书请万年为莎车王。汉许之，遣使者奚充国送万年。万年初立，暴恶，国人不悦。莎车王弟呼屠徵杀万年，并杀汉使，自立为王，约诸国背汉。会卫侯冯奉世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发诸国兵杀之，更立它昆弟子为莎车王。还，拜奉世为光禄大夫。是岁，元康元年也。”关于这件历史事件，《汉书·冯奉世传》记载的更为详细。 我们所要了解的是，莎车在两汉交替之时，尤其是莎车延王、康王高举大汉旗帜，以一己之力抵御匈奴对西域的侵蚀，是源自于深厚的大汉底蕴的。如《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匈奴单于因王莽之乱，略有西域，唯莎车王延最强，不肯附属。元帝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 莎车王延的身世，我们可以就此推测出，应当是光禄大夫冯奉世更立莎车新王的儿子或孙子。从小生活在长安，沐浴者系统的汉文化熏陶，因而治理莎车格外有方，使莎车在西域诸国中成为数一数二的强国。期间，西域成就了一位绝代名将陈汤，驰兵千里，入康居，灭匈奴，将郅支单于的头颅悬于槁街（长安外使官邸）。最近超火的《战狼2》中一句台词：“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就是源自陈汤的上书：“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因此，延不惧匈奴是有着强大汉文化作为力量支撑的。
马钱作为西域首创的货币，采用上朝的计量单位“铢”，就一点不奇怪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单枚马钱比较，差异很大。而以百枚、千枚来测，马钱就非常接近标称的“六铢”之值。这其中除“平六字”版别整体超重，为4.5g，“大字六”有域外复打币的掺入，为4.23g以外，马钱的均重在3.9g，与标称重量非常吻合。若与“平六字”等版别一起平均，重量在4.18g，就超过了标称重量。马钱这种微观计量不够准确，而宏观计量与标称数值相近，说明马钱的衡量尺度是相当明确的。而超重的钱币的制作者，恰恰是缺少汉文化底蕴的于阗广德王和莎车贤王。 从马钱的实测重量数值来看，其创作标准与西汉的“金钱本位”的信用货币是一致的，与东汉的“名义货币”持续减重完全不同。因此，我们可以推论莎车王延是马钱的创制者，秉承侍子亲汉的天赋，在乱世危机之时，擎举大汉旗帜，为历史的经历者，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 由此而言，马钱佉卢文王名shatiraja 莎车王，并非我们毫无根据的杜撰，而是拥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是中华历史之中开拓与进取，融合与反分裂的完美写照，因而，佉卢文莎车王的铭文真实可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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