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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款名为《守护汉字》的HTML5小游戏在朋友圈刷屏。用户在该游戏内输入名字后，游戏会返回一个请该用户守护的罕用汉字，以及该字的释义和例句。 （守护汉字） 以“复活”罕用字为主题的活动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第二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也曾与搜狗输入法合作推出“全民焐热冰封汉字行动”。 （全民捂热冰封汉字行动） 《守护汉字》这类活动的一时走红带给了一些“过气”汉字难得的“翻红”机会。但热闹过后，我们也不禁会思考，拯救罕用字的意义是什么？语言文字未来会如何发展？我们有能力“守护”已经“过气”甚至快要消失的语言吗？ 我们需要多少汉字？ 汉字的总数有多少？没人能够说的清。从电脑编码的角度看，国际通用的 Unicode 统一码和国标字符集GB 18030都各已经收录了七万余汉字，可即使是这样，还是有不少的汉字没有编码。 我们常用的汉字又有多少呢？中国大陆现行汉字标准《通用规范汉字表》一级字表收录了3500字。香港教育局《常用字字形表》收字4762个。台湾的《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收字4808个。
这些数据和《守护汉字》开场动画中的描述相一致。只是，这“而……却”的句式给我们带来一种遗憾、惋惜甚至责备的感觉：几万个汉字，一般人却只能用上三四千，我们是不是愧为炎黄子孙？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中国历史上不存在这么一位熟练掌握几万字的炎黄子孙，且任何语言的日常表达都不需要非常丰富的词汇量。 美国语言学家亚历山大·阿格利斯（Alexander Arguelles）是一位知名的多语者（polyglot）。他可以讲大约五十种语言。他表示，掌握2500个单词就可以让你表达几乎所有你想表达的概念，掌握5000词就可以媲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母语使用者。 英语里九成的话可以用2700个词就表达出来 （Aaren Knight / Phrase Mix) 《守护汉字》希望保护汉语言文化的想法值得我们称赞。但现代汉语中，我们所“守护“的汉字，或“焐热”的词汇，其实并没有办法用。除非我们每天和自己的朋友都这么聊天：“你今天好葳蕤啊。”“哪里哪里，还是您比较懋。”。 “翻红”和真正的“复活”毕竟还是不一样的。强行拾起罕用字的做法忽视了人类语言重要的自然规律：语言一刻不停地在改变、进化，以及适应使用者的需求。 语言被人用得越来越差？你能阻止语言变化吗？ 一谈到语言，不少人就开始恋旧，变得极其保守。讲英语的人总觉得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更优雅。在中文环境里，我们也时常见到有人抱怨现在人说话掺了太多“大IP”“APP”一类的字母词，损害了汉语的“纯洁性”。 香港连锁茶餐厅餐牌写普通话常用的“土豆”而非粤语常用的“薯仔”引发争议 （香港高登） 举一个语言变化的例子：“尬聊”一个常见的网络用词，想表达的意思是“尴尬地聊天”。然而“尴尬”本是一个连绵词、就像琵琶、葡萄一样，单拆出来一个“尬”字其实是没有任何意思的。 “尬X”的用法来自闽南话，“尬”的推荐写法是“较”，意思应为比拼、较量。台湾人会把赛车、斗舞说成尬车、尬舞。而这些词流行到大陆后，因为我们不理解其在闽南话中的含义，所以望文生义将其解作“尴尬”之意，后来再派生出了“尬聊”一类的词汇。 “尬舞”本是“斗舞”的意思 （这群人） 不过，你能说这种用法是错的吗？语文老师可以说它是错的，但是语言学家不会说它错。凡是人能用能理解的，便不是错的。语言学家的任务是要负责解释，为什么语文老师觉得它“错”了，我们却还能理解。他们在意的是人是怎么用语言的，也就是所谓描述性语法（descriptive grammar），而语文老师在意的是书上写的规范性语法（prescriptive grammar）。 世上没有错误的语言变化，但难免有的语言变化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那么，我们有可能人为地阻止语言变化吗？ 我们看看法国的例子。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 française）是法国负责规范法语的学术机构，但他们所制定的推荐性法语规范甚至时常都不被政府部门所遵守。近年来随着性别平权意识兴起，法国人发明了许多性别中立的名词。保守的法兰西学术院严肃警告这些新造词对法语来说是致命危险的，却只遭受到批评。 法兰西学术院 （myfrenchlife.org） 《语言变化》一书的作者Jean Aitchison写道，法兰西学术院规范法语的努力，基本上是浪费时间。即使他们多少规范了书面用法，也规范不到口语。人为立法制止语言变化，就像立法禁止鸽子在喷泉旁边停留一样，并不实际。 许多人能接受自然界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却接受不了语言的新陈代谢。语言一直在变并不意味着它会越变越差。它只是变得不一样了。既然没有人能抵挡语言的变化，我们不妨学着用更开放地态度拥抱它。 语言会不会死？怎么拯救语言？ 语言学家应该挽救濒危语言吗？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我想引述已故著名语音学家，《语音学教程》（A Course in Phonetics）的作者彼得·赖福吉（Peter Ladefoged）的看法。 赖福吉一生最卓越的贡献之一就是赴世界各地进行田野调查，记录许多濒危语言的独特发音。他数十年来所制作的录音档今天还在被语音学学生们学习和使用。但这位致力于记录语言的语音学先驱，却不主张拯救濒危语言。 Peter Ladefoged （UCLA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赖福吉在一次讨论中举例称，印度南方尼尔吉里丘陵里的托达人（Toda）所使用的一种达罗毗荼语言只剩不到一千名使用者。年轻人希望能继承先辈的语言，却也想成为现代化社会的一份子，而现代化的代价就是放弃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他们的语言。他说，对于语言消亡的不舍出于情感，而非理智。 赖福吉生前的最后一次田野调查还是在印度研究托达人，他在这张照片拍摄两天后于伦敦转机时离世 （UCLA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他一次在肯尼亚调研正在快速消亡的达哈洛语（Dahalo）时，曾询问一位讲达哈洛语的先生他的孩子还会不会讲达哈洛语。这位语者笑着说他的孩子只会听，不会说。他们只会说斯瓦西里语（肯尼亚的官方语言）了。而这位先生并不为此感到后悔，他为自己的孩子可以去学校接受教育而感到骄傲。赖福吉最后说：“那我有什么资格说他错了呢？”
但语言死了并不等于就是失传了，只要有人肯说，它就有机会复活。希伯来语的复兴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19世纪末时，希伯来语只是宗教典礼语言，并没有犹太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但随着犹太复国运动的发展，第一次和第二次犹太人回归，以及希伯来语学校的建立，这门古老的语言逐渐被重拾，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以色列人的母语。
1884年创立的希伯来语报纸《哈哲维报》 希伯来语复兴的例子令我们倍感鼓舞。想到这儿，我们或许就能明白为什么赖福吉认为语言学家只要负责记录语言，而不一定要保护濒危语言。即使一种语言在当代消亡了，只要当代人留下了足够的资料，后代便有能力重拾这门语言。 满语也是一个值得一提的例子。堂堂大清的国语，发展到当代仅存的母语使用者数量用一双手就能数得过来。许多满族人意识到了满语的生存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近年来东北逐渐涌现出许多满语培训班。现时，可能已有数千人能将满语作为自己的第二语言使用。也有家长尝试着对自己新出生的孩子讲满语，这样他的孩子便可以成为一位真正的满语母语者。
东北师大的满语班 无论是汉字的兴衰，词语用法的改变，还是一门语言的消亡，它们都是人类语言自然的变化过程。对待语言变化，我们不需要太过紧张，也不应恼怒，而应更客观理性地看待这些变化。 在快速全球化、现代化的当今社会，弱势语言式微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语言没有人用便会死，但是希伯来语和满语的例子也让我们看到，语言有人说就能活。对于任何语言的未来，我想我们都可以更有信心一些。 参考资料 Aitchison, Jean. Language change: progress or deca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Birner, Betty. “Is English Changing?”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www.linguisticsociety.org/content/english-changing Ladefoged, Peter. “Another View of Endangered Languages.” Language, vol. 68, no. 4, 1992, pp. 809–8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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