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建设: 十一省市三大城市群, 哪些城市最受益?

长江，是中国的母亲河之一。在上世纪90年代，由于上游源头破坏，中上游和中游工业化污染环境破坏水质，进入华东上海再到入海口的水质已经堪忧。

1998年九江抗洪应该让许多人记忆犹新，此后才有了对长江的各种保护利用措施（如三江源地区限制或禁止开发），以及国家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公布。

长江经济带是经济战略也是生态战略

长江经济带成员省市

“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我们以前强调生态环境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到了现在更加认识到环境也是生产力竞争力，可变现。

高物流成本、高交易成本、高生产性服务业成本，导致我国企业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小，发展水运迫在眉睫。目前我国水（海河）铁联运量占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的比重不到5%，而欧美国家达到40%左右，江海联运、集装箱多式联运等方面发展空间广阔。

长江本身依靠江河航运（无论出口还是内销），价格低廉。这将极大节约出海物流成本，让河运和海运更高效率集约对接，让河运和铁路运输集约对接。

其次，长江经济带尤其中下游环境压力巨大。沿江重化产业过度集聚，沿江一度分布全国五大钢铁基地、七大炼油厂，流域废污水排放总量持续增加，已超全国40%。如果不及时处理好环保问题，届时治理的成本更加大。

长江源不开发，从源头上保护生态，长江上中下游逐步调整产业结构，降低污染，打击非法码头非法采砂，从而使水质和水深都有了保障，反过来促进河运效率。

所以说，长江经济带是经济战略，也是生态战略，而生态方面的重要性更让人深刻——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进一步协调产业分工，带动中上游

长江经济带的成渝和长三角都属于先进地区

长江经济带，这一新战略涵盖了沿江11省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国土面积占比达20%，承载了6亿人口。但由于历史资源交通等原因，长江上、中、下游发展差异巨大。

上海和重庆开开埠早，有先发优势。长三角城市群，本身就是传统的经济重心，改革开放后发展速度更是全国前列。

但贵州、云南大山阻隔交通不便，中上游的皖江城市带、荆江城市带、川江城市带也远离我国京沪交通干线以及长江航运出海口，经济发展都相对滞后。

产业方面，上游如成渝地区汽车、电子信息，中游如武汉地区钢材、工程机械，下游如南京、苏州、上海科技研发、金融、现代服务业等各具特色。

所以，长江经济带呈现出头中尾都不均衡的状况。长江经济带目的是让长江带一盘棋，让上、中游地区的产业布局更加合理，向西部辐射开放水平将进一步提升，拉动内需、内外贸易将进一步增长。

长江中上游地区劳动力较为充沛，水资源丰富，更贴近市场，是承接长三角等地下游地区产业转移的理想之地。未来长江中上游地区的产业升级将更加明显，并有望和沿海地区围绕新产业形成沿江产业集群。

哪些城市受益最大？

长江经济带，总体来说沿线城市当然都会长期受益，而里面当然有最直接，最显著、最利好的受益城市。

2017年，沪昆高铁贵昆段等一批重大工程建成运营。对于云南昆明等周边和沿线高铁城市来说，交通就是富裕的前提，快速连通中国第一大城市和中国富裕的东部，吸纳投资消费，变得不再难。《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将云南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

武汉光谷（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被列为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重庆成都本身都很强，最利好的是武汉。在长江中游地区，一直缺乏一个响当当的城市。武汉利用“长江经济带”的建设，武汉城市圈可以获得上游廉价资源、下游高新科技和外贸增长，进入新的增长模式。《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提到，要发挥上海、武汉、重庆等超大城市的引领作用，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

此外《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推动区域互动合作和产业集聚发展，打造重庆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撑和成都、武汉等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

武汉被赋予的重任和重要性可见一斑。

其他如长江干线航道上的南京、宁波—舟山等城市的航运地位加更加巩固，黄金水道优良港口角色更明显，因为它们可以分流上海的压力，直接邮轮出海或航空出口。

对于湖南的长长沙、株洲，湘潭来说，物流的进一步提升，为自己输出重工业、进口轻工业提供便利。

而贵州方面，贵州虽然是“长江俱乐部”成员之一，但并不在长江干流或是主航道上，是通过长江支流乌江来融入长江，目前只能算是长江经济带的“间接受益者”，但从中长期来看，随着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的建设，会给贵州以及类似地区带来更多的发展红利。

贵州乌江特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