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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金水，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胡华杰，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江苏 南京 210009 内容提要：作为对政治学研究由相关性分析向因果关系研究转向的回应，政治学实验研究弥补了传统观察性研究在这方面的不足。然而，政治学中的实验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处于学术边缘的尴尬境地。政治学实验研究学术地位的变化不仅得益于政治学研究方法及研究技术上的进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实验研究本身在推导政治现象因果关系方面表现出较强的内在效度，通过合理的实验设计可以达到内外效度之间的平衡。就国内学术界引进该研究方法的意义而言，主要体现在改善国内政治学研究的水平与质量、增强研究结果的现实意义、提升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等方面。政治学实验研究对于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以及因应政治改革的新需求，具有极强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关 键 词：政治学实验研究/发展逻辑/价值分析/政治改革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虚拟社会中的道德自律问题研究”(15BKS105)；全国行政学院科研合作基金课题“网络社会与政府治理现代化研究”(15HZKT041)；江苏省第四期“333工程”科研资助项目“网络舆情治理与社会和谐稳定长效机制研究”(BRA2015256)。 在大多数人看来，实验研究(experimental research)是与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一类的“硬科学”紧密相连的研究方法。正如曾任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的劳伦斯·A·洛威尔(Lowell A.Lawrence)于1910年对同行告诫的那样：“我们(这一学科)被实验的可行性所束缚，所以政治学是一门观察性的学科，而非实验性的”[1]。不过到了1997年，时任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的奥斯特罗姆(E.Ostrom)却宣称：“通过将实验研究作为推力，引入已被学界广泛运用的现场研究方法(field method①)之中。21世纪的政治学研究，将在探求具有牢固理论基础的人类行为理论，及不同制度安排对行为影响的理论方面，获得更为迅速的发展。”[2] 为什么相隔80多年，美国政治学协会的两任主席会对实验研究在政治学领域的应用前景做出截然相反的论述？国外政治学界对实验研究态度的转变能够为实验研究在中国政治学语境下的实践提供怎样的启示？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国外政治学实验研究在方法论与实际研究方面的发展，分析促使实验研究获得学界关注的因素，来对这些问题进行回应。 一、国外政治学实验研究的发展 (一)政治学实验研究的方法论沿革 作为逻辑推理理论的“密尔五法”(Mill Five Methods)可以视为政治学实验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起点。J.S.密尔在1843年出版的《逻辑体系》一书中提出了归纳因果关系的五种方法。②密尔认为其中的求异法(method of difference)可用于在本质规律发现过程中明晰充分条件。具体而言，假设有两种情况｛ABCD｝与｛BCD｝，只有第一种情况下观察到事件X被触发，那么A就是X发生的“充分条件”。求异法的推理逻辑启发了研究者在探究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对特定单个或多个变量进行操控，进而构建出实验研究的大致框架，即实验研究是研究者在探究事物之间确切因果关系的过程中，通过操控与所探究因果关系相关的单个或多个变量(自变量)，并设置用于这些变量经过操控后所产生影响的变量(因变量)。③ 不过，受到当时研究条件与密尔研究逻辑本身的局限④，这种源于“密尔五法”的实验逻辑仅是停留在思维层面的操作。而实验研究能够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则要归功于英国遗传学家、统计学家罗纳德·A·费希尔(Ronald A.Fisher)在20世纪30～50年代对密尔差异法逻辑的改造。⑤其中最为核心的步骤便是随机分配，通过将研究对象随机配置到实验组与控制组，从而排除导致因变量变化的其他干扰因素。具体原理是：实验组与控制组的随机分配使得研究对象总体以相同的可能性被分配至任意一组中。因此，从统计学角度考虑，只要两组样本的容量足够大，那么两组的平均数应当没有差异，即所谓的虚无假设(null hypothesis)。若是在没有进行实验操作的条件下，研究者观察到各样本组之间存在差异，便可以将之归因于偶然性并加以排除。[3]基于此，费希尔改造了探究因果关系的推论过程：假设一个对于研究对象的平均数，通过统计检验发现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在实验操作后出现了统计学差异(statistical difference)，而且该差异不能归因于偶然性(从而加以排除)，那么该差异便可以支持一个可能存在的规律。 这样，费希尔以通过概率统计与推断得出的具体的、排除了偶然性的规律证据，取代了密尔的“绝对规律”，从而使实验研究具有可操作性。与此相对应，随着费希尔提出改造后的实验逻辑，政治学研究实践中的实验研究开始由早期的探索转型为真正意义上的随机实验(random experiment)。 (二)国外政治学实验研究的发展历程 1.政治学实验研究的早期探索 戈斯内尔(Harold F.Gosnell)⑥于1924年秋天在芝加哥研究了无党派倾向(nonpartisan)游说信对该地选区投票率的影响。[4]由于该实验中出现了对随机分配(random assignment)的有意识运用，以及将研究对象划分为对照组(control group)与实验组(treatment groups)的操作，因而该研究被认为是政治学研究中最早的实验研究方法应用实例。⑦此外，政治学实验研究的早期探索还包括霍夫兰、拉姆斯登和谢菲尔德等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为陆军部辖下的研究机构工作时，通过将士兵随机分配为实验组(观看有关法西斯罪恶的系列宣传片《为什么我们要战斗》)及控制组(不观看该片)，研究了战争宣传片对士兵抗击法西斯德国意愿的影响。[5]虽然在一些学者看来，戈斯内尔以及霍夫兰、拉姆斯登、谢菲尔德等人的实验研究在随机分配的操作上存在漏洞，所以只能将其称为受控干预(controlled intervention)研究或受控现场实验研究(controlled field experiment)，而不能称为真正实验研究⑧，并且其中一些学术文献部分涉及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但这些研究还是为如何在政治学研究中采用实验研究方法构建了基本框架，并在方法论上启发了后来的学者。 2.政治学实验研究的“合法化”历程 学界普遍认为，最早于政治学专业刊物上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实验研究文献是厄尔德斯维德(Samuel J.Eldersveld)在1956年发表于《美国政治学评论》上的《实验性宣传技术与选举行为》[6]一文，文中也提到了戈斯内尔实验所起到的先驱性作用。虽然这一时期发生的行为主义革命所标榜的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效法在向度上与实验研究相切合，但学界对这是否推动了实验政治学的发展有争论。例如，仙托·艾英戈(Shanto Iyengar)认为行为主义所关心的是个人层面的政治行为，所以其在方法论上所倾向的是调查研究方法，而实验研究方法被认为不适于研究现实中的政治行为。[7]不过，应该看到这一时期运用实验方法的政治学研究所涉及议题多为当时行为主义革命语境下较为主流的集体一致性(group conformity)、意见形成(opinion formation)与陪审团行为(jury behavior)。[8]然而，总的来说，在整个20世纪50～60年代，实验研究还处于学科边缘的尴尬境地，在70年代以前公开发表的政治学实验研究论文仅有13篇(包括戈斯内尔等人的早期研究)。[9]并且，进行实验研究的学者往往需要“被迫为他们所选择的方法作辩解”[10]。 到20世纪70年代，政治学实验研究的发展前景才出现转机。有感于政治学领域主流学术刊物对实验研究的拒绝态度，一些从事政治学实验研究的学者⑨于1971年创办了专门的实验政治学刊物：《政治学实验研究》(The Experimental Study of Politics，简称ESP，于1975年停刊)。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实验政治学相关学术研究的出版物数量也在急剧上升。整个70年代出版的实验政治学文献达到96篇之多。[11]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学者开始向学界呼吁重视实验研究在政治学领域的应用。例如，理查德·布隆迪(Richard Brody)与查尔斯·N·布隆斯坦(Charles N.Brownstein)在1975年出版的《政治科学手册》(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中对实验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12]虽然他们也表示政治学中实验研究大发展的时代远未来临，但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学界主流已经认可了实验研究作为政治学研究方法之一的“合法性”。而这一切都为此后政治学实验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3.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学实验研究的迅速发展与推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验研究在政治学中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改善。相关研究文献的数量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美国政治科学期刊(AJPS)、政治学期刊(JOP)1990-2007年公开发表的实验研究类文献数量甚至超过了之前的总和(参见图1)。[13]除了相关研究文献在数量上的迅速增长，学界对政治学实验研究的广泛认可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实验政治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奥斯特罗姆等凭借在公共池塘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s)议题方面开创性的实验研究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她被推选为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1996-1997)⑩，则表明了政治学界对政治学实验研究的肯定。 图1 1950-2007年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美国政治科学期刊(AJPS)、政治学期刊(JOP)所刊载实验研究文献的数量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时期实验研究也开始越来越多地为美国以外的政治学研究者所采用。例如，作为政治领域的一次重大尝试，欧盟的建立与运作就为欧洲的政治学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实验研究议题。据朱莉·H·尼尔森(Julie H.Nielsen)研究，2000年以后欧盟相关研究中，对实验方法的应用出现了显著的增长。[14]比较具代表性的有霍博尔特(S.B.Hobolt)和维特罗克(J.Wittrock)针对第二序选举假说(second-order election hypothesis)(11)进行的实验研究；舒克(A.R.T.Schuck)和弗雷瑟(C.H.D.Vreese)针对荷兰2005年欧盟宪法全民公投中新闻影响的实验室研究[15]，以及多尔(N.Doerr)借助欧盟网络论坛内容对欧盟范围内协商民主议题的研究。[16]同样，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也催生了众多针对非欧美国家民主发展的研究议题，其中有关民主选举活动的各类议题无疑是实验方法最为熟悉的研究领域。例如，奇安马可·莱昂(Gianmarco Leon)、伊丽莎白·萨杜莱特(Elisabeth Sadoulet)等人通过随机试验研究了选举相关法律条文中的制度性变化对秘鲁民众在选举参与程度上的影响[17]；土耳其科克大学( 二、实验研究对政治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突破既有实验方法的局限，弥补观察性研究的不足 政治学研究以往所倚重的各种研究方法就总体特征而言都可以归类为“观察性研究”，即研究者往往是被动地观察业已发生或正在进行中的政治活动。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政治学研究需求的不断提升，学界的研究开始从相关性分析转向对因果关系的探索，并由单因解释向多因分析深化，观察性研究的固有缺陷开始逐渐暴露。例如，金德(D.R.Kinder)和帕弗瑞(T.R.Palfrey)在运用调研方法研究电视对美国公众舆论影响的议题时发现，调研方法虽然能够揭示一些因素与结果间的关系，但是这些关系不一定能够被解释为因果关系，单纯的由调研得来的数据根本无法阐明各个因素与结果间的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20]并且，在对政治现象的观察与推论过程中，研究者或多或少会由于主观性而产生研究偏倚，而传统的观察性研究不仅没有对偏倚的自觉，而且也缺乏确保推论不发生偏倚的手段。(12) 而对于解决观察性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实验研究方法都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答案。首先，不同于观察性研究，在实验研究中研究者并不会被动地等待政治现象发生，相反，研究者通过构建实验环境、选取并随机分配研究对象，并对研究对象随机投入实验操弄(treatment)促使所要研究的政治现象发生。而研究者在数据生成与测度中的主动性，让其能够相当准确地辨识出因果关系中的不同变量，例如在传统观察性研究中难以辨识的内生性嵌入变量(endogenously embedded variable)。这使得在具有坚实理论基础支撑的情况下，实验研究在所有研究方法中最有可能赋予研究以稳固的结构效度(construct validity)。[21]其次，实验研究法克服了许多政治学研究中存在的内生性(endogenous)问题。实验研究对内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的关注使得研究者在研究过程的始终都对由于主观性所带来的研究偏倚保持高度的自觉。而解决这些偏倚的重要途径便是实验研究中至关重要的随机化步骤。具体而言，通过对实验操弄与研究对象两者的随机选取，研究者能够将内生性嵌入议题(endogenous embedded question)变量中的特定研究参数分离出来，这样研究者就可以避免期待效应(expectancy effects)(13)、实验者主观偏倚、要求特征(demand characteristics)(14)等问题所带来的影响，最终确保研究中因果推论的准确性。 (二)强化政治学研究与实践的联系，提升研究结果的实用性 2000年由“改革先生”(Mr.Perestroika(15))向美国政治学会及《美国政治学评论》所发出的批评，引起了美国学界及社会对政治学研究发展方向的反思。[22]一些学者指出，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出现了对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study)及其方法论的盲目崇拜，研究思路逐渐陷入“为了方法而方法”[23]的歧路。过分强调对数据的应用，以及对研究方法的堆砌将导致研究结果仅仅成为在学理上严谨而于现实毫无作用的“白象”。在政治学实验研究中为学者所重视的内部效度与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之间的协调表明，该研究一直以来都对研究结果的严谨性与现实性给予了高度关注。 简单地说，实验研究中的内部效度表明了该研究结论在因果关系推论方面的严谨程度，而外部效度则体现了该结论对现实世界的概括能力(或者说将该结论用于指导现实政治活动的可能性)。虽然也有声音认为实验研究的内部效度与外部效度之间充满张力，但如果以一种辩证的眼光来看，这两者却是辩证统一的。原因在于，实验的内部效度是其外部效度的前提，而实验的外部效度则是实验追求内部效度所服务的目的，研究者应根据其研究议题及目的，通过实验设计使两者达到平衡统一。除了能够平衡内外效度的要求，政治学实验研究与其他学科中的实验研究，以及政治学中其他的因果关系推论方法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该种方法的关注焦点是对实验环境的把控。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实验方法的研究逻辑迎合了新兴民主化国家在发展和巩固民主制度方面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迫切需求。一些主流的民主理论往往是以理想化的政治环境或是西方的社会、政治现实为基础构建而成，而通过实验，架起外来理论与当地实际的桥梁，无疑是探索符合各国实际政治运作方式的有效途径之一。 三、政治学实验研究对于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分析 (一)实验研究的引入将极大地提升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水平 当前的中国政治学界尤其是比较政治学领域，研究状况与当下中国的改革发展实际是极不相称的。总体上看，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还没有形成具有体系的研究方法，研究缺乏内涵且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在具体研究层次上，国内比较政治学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深度不足；运用定量方法、形式模型(formal model)等方法与技术展开研究还较为少见。(16)因此，中国政治学研究中有必要引入实验研究的方法和技术。 首先，实验研究能够提升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实验方法是与科学性研究紧密相连的。长久以来，国内政治学研究往往只注重研究结论，而忽视论证过程，这使得大多数研究得出的只能是一些没有论证支撑的、“纯粹主观”的论断。作为将科学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的一种努力，实验研究以追求真实的因果关系而非相关关系为目标，研究者通过实验中对因果变量的辨识与隔离以及对研究各环节的操控(样本选取、随机分配被试、对结果的测度等)，可以构建牢固的因果链条，使研究结论能够最大限度地达到坎贝尔所称的“鱼鳞式全知体系”(fish scale model of omniscience)(17)。此外，对于研究中存在的“证实性偏倚”(18)、“筛选偏倚”(selection bias)等操作性问题，实验研究保持了高度警惕，在选取样本群并随机分配被测的过程中始终注重避免人为因素的影响。这种严谨的研究态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当下中国比较政治学案例研究中的随意性倾向。同时，研究者在实验研究中可以通过构建相应的形式模型、带入现实性设置自变量并对因变量进行测度等方法，检验研究得出的理论观点，从而大大提升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其次，通过实验研究可以发现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自变量。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学界有构建多因分析框架的研究传统[24]，但这些多因框架中的因果变量往往出自研究者的主观论断或观察性研究。一方面，由于立论基础的问题，这些被认定的“因果变量”中有一部分只能算作是相关变量。另一方面，比较政治学中传统的观察性研究还存在无法辨识因果关系中内生性因素的缺陷，这导致在分析如政治制度一类议题时，往往忽视一些内生于制度或研究语境之中的变量。对于这些问题，实验研究可以通过实验中的操作以及对被测对象的随机选取，有效地将内生性因素与其他因素相区分。同时，通过对实验设置的固定，实验研究简化了识别因果变量的过程，加强了辨识的准确度和效度。因为在其他实验设置都被控制的情况下，因果变量之间的区别只要通过实验操作的施加与否就可以实现。[25](P432-434) 再次，实验研究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搭建了理论与实践沟通的平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深受西方理论观点的影响，很多研究者倾向于运用西方的理论成果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实践活动。然而，大量的研究事实显示，“用西方的理论范式来研究中国，中国总是错的”[26]。对此，除了要批判学界“言必称西方”的研究倾向外，纠正对外来理论范式的教条化运用也是非常必要的。与传统观察性研究相比，政治学实验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更关注研究所处的语境。所以，借助实验研究“理论交流”的能力，通过对实验设置的变换(在贴近理论与贴近实际之间进行转换)，研究者可以直观地看到理论预期与实际之间的差距，从而对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必要的修正。应该看到，政治学实验研究兴起的大背景与西方竞争性民主政治下对投票行为的关注息息相关，这与中国的政治生态存在明显差异，但这并不影响实验研究对于解决目前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深层次问题及拓展研究手段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同时，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西方民主政治发展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政治学实验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实验研究的传统研究手段需要回应政治学研究关注点的转移，通过内生性嵌入变量来深度剖析因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西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转向(转向研究部族、非政府组织、社团、工会等一系列非国家性团体)与我国当下的国家治理议题在研究主体上都指向了集体行为，而这正是实验研究所擅长的领域。 最后，实验研究的引入将提升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在国际规则中的话语权不断拓展，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对外交流也会日益频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国内政治学研究与国外的交流还处于低层次水平。不仅国内相关的政治学研究成果无法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而且很少有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外知名政治学刊物上。因此，在国外的政治学研究领域，与中国相关的政治研究议题逐渐陷入边缘化的境遇之中。[27]在这种情况下，国外时常出现“中国崩溃论”等对我国发展现实充满偏见和无知的理论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就亟须加强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国际交流，让中国改革发展的研究成果更多地被世界所认知，增强中国政治学研究在国际政治学研究领域的话语权。政治学实验研究带来的严谨科学的理论构建过程，能够促进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水平与质量的提升，在此基础上，国内研究成果在外国高档次期刊上的刊登情况以及与国外政治学界的交流层次都能得到有效的改善与提高，从而使中国当下的政治学研究议题通过高质量本土研究的推介而获得国际政治学界更多的关注与认同，这将最终提升中国政治学研究以及中国议题在国际政治学研究中的话语权。 (二)政治学实验研究因应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和时代需求 对于比较政治学研究对国内政治运作实际所起的作用，一些学者批评国内比较政治学研究在现实关怀、问题意识、解释力和指导力等方面都存在不足，对现实问题缺乏关注。也有学者指出在具体可操作的研究问题上，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仍停留在“大的话题或话题领域上”[28]。A.罗斯(A.Roth)认为，实验研究的价值存在于三个方面：追寻真相，促进理论交流，以及对现实政治活动具有影响的“循循善诱”(19)。结合实验方法在政治学研究现实性方面的巨大推动作用，我们认为在中国的现实政治运作方面，实验研究的引入将在以下两个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 第一，运用实验研究改造以往的“试点—推广”政策扩散模型，提升政策制定与实施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与很多人印象相反，政治学实验研究的功用并不局限于发现或检验特定政治语境下的因果关系推论。事实上，像现场实验研究这样的实验政治学流派，可以借助其研究中自发政治活动环境(naturally occurring political contexts)的优势，很容易地参与到和政策制定者的互动之中。[29]而在这种条件下，实验研究者借助国家机构的帮助，可以使实验所产生的效用在影响范围及强度上都得到最大限度的提升。实际上，这种思路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策制定方面“试点—推广”政策扩散模型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如何能够让试点成功的政策在经济发展水平、区位、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的不同地区“开花结果”，却是当下中国政治实践中为各级政策制定者及执行者所关注的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实验对以往的政策试点加以改造，借助实验研究在辨析因果关系中不同变量的强大能力，分析政策试点成功真正“着力点”与试点地区本身内嵌性变量对试点成功的影响，从而做到“因地制宜”。而实验研究的科学性又能极大地提升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并预防由于政策失误所导致的种种问题。此外，政策制定者还可以通过实验对其计划实施政策的效用进行比较。(20) 第二，借助政治学实验，发挥基层民众在推进基层民主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同时通过实验对民众普及政治知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要“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同时要求“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30]。这些要求与目标的实现，一方面需要依赖有关职能部门深化改革，在推动制度建设的同时“让权于民”；另一方面更有赖于基层公众政治素养与民主能力的提升。正如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所指出的，这对于基层民主的良好运作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实现的途径除了提供宣传、教育、引导等方式外，通过发动公众参与针对相应议题的政治实验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途径。这一点已经在我国部分地方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例如一些地方的参与式预算实验[31]以及运用“罗伯特议事规则”推动乡村基层民主运作的实验[32])。实验所带来的对政治运作的实际参与和实验结束后对实验结果的讲解与分析，对于更好地培养公民有序、有效地参与基层民主实践，能够发挥其他手段都无法替代的效用。 四、结语 当然，实验研究也并非是政治学中的万灵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也存在不足与缺陷。在学界看来，实验研究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样本的选取范围较窄，影响了实验结论的代表性；实验中的操作介入手段匮乏，减少了研究所能覆盖的因果机制；较少关注到实验研究产生间接影响的心理机制(psychological mechanism)，容易造成研究结论的偏倚等。而针对实验研究中的三种不同研究分支——实验室实验(laboratory experiment)、现场实验、调研实验(survey experiment)，也有学者指出了其各自存在的缺陷。[33]不过，针对不同研究分支各自不同的缺陷，政治学研究中也开始出现类似于“现场式实验中的实验室研究”这样的进行优势互补的融合研究新路径。而对于实验方法为人一直诟病的可操作性问题，根据研究议题的要求，采用“准实验”的方法适当降低实验中对研究操弄的掌控与对随机化水平的要求，增强研究的可操作性，从而提升研究整体的效用，也不失为一种解决路径。如果我们抛开对研究方法本身狭隘的价值判断，更为深入地把握实验研究所代表的研究严谨性与现实性平等关怀，就不难发现对研究议题的正确剖析而非对研究方法孰优孰劣的争论才是学科研究的终极目标。 政治学实验研究是比较方法中颇具主动性的一种，使得研究者能够借助该方法掌控比较的全过程，这就让实验研究具有了其他研究方法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所以，对于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而言，应当借鉴吸收西方政治学实验研究方法中的精华，丰富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方法与路径，通过与中国本土研究特色相结合，争取形成中国经验、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实验研究方法。同时，在政治学研究中要力求避免西方实验研究中在方法论层面及实际操作中存在的不足，要积极探索政治实验与中国实际之间的内在关联和逻辑差异，通过实验中对因果变量的辨识与隔离以及对研究各环节的有效操控，构建政治实验与中国实际之间牢固的因果链条，探寻理论与实际之间真实的逻辑关系。当然，再严谨科学的政治实验也不能代替中国丰富的政治实践，要在政治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再进行归纳演绎为政治实践理论，用来指导政治研究实验，发挥政治实践理论对政治学实验研究方法所具有的支撑作用。 本文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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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者阿尔·查克虏(
)和S·埃德姆·梵塔奇(
)运用列表实验(list experiment)探讨了本国2011年大选中存在的贿选现象[17]；中国台湾学者张卿卿则通过现场实验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台湾地区1998年台北市长选举中，竞选广告党派偏倚所产生的影响[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