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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柴达木的三个典型农场

 晨光me 2018-03-12


 

  一、盆地粮仓—德令哈农场

 德令哈农场,始建于1954年3月,为50年代盆地开发以后第一个建立起来的国营农场。

德令哈农场位于柴达木盆地的东部,这里是一个东西长、南北窄的扇形盆地。清澈的巴音河灌溉着这片肥沃的土地。

  如果说,解放前这里纯粹是一片野草荒滩的话,那也不完全符合事实,因为生活在德令哈地区的蒙古族牧民在这里零星地种植着一些小麦和青稞,但是,由于人口奇少,专门从事农业的人员则更为有限,所以造成大片的土地被荒置。当时的耕种,除种植了一些零零散散的小片青稞和小麦外,实在谈不上还有什么农业。

 1954年3月,为了配合柴达木盆地的大规模开发,党和政府首先派来了第一批专门从事农业的人员。他们从西宁出发直奔柴达木,在未正式开始屯垦和农业种植之前,首先进行交通建设。这批劳动大军越过莫河,边走边修路,边修路边行进,终于用较短的时间在莫河与德令哈之间的200余公里的地段上,用铁锹、镐头,用干劲、汗水,开辟了柴达木东部的第一条土质公路。

 一路仆仆风尘,一路含辛茹苦。拓荒者们到达德令哈之后,未经休整,便开始向荒原进军。那个时候,条件之差,生活之苦,是可以想象的。没有一间土屋,投有一张犁杖,吃饭的锅碗瓢勺,睡觉的被褥枕头都是自己带来的。劳动者们没住房就睡帐蓬,没有犁杖耕地,就用铁锹一锹一锹地挖。没有耖耙,就用天然的白茨和柽柳捆绑成捆来将土弄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年,他们就开垦了近万亩土地,在8000余亩土地上第一次播下了种籽,长出了庄稼,并获得了丰收,小麦亩产达200余斤。在今天看来,这个数字着实微小,但在柴达木农业开发史上却是一个闪耀着光芒的数字,她揭开了柴达木农业发展史上最为光辉的一页。

 在荒滩野地开垦土地,拓展农田固然是发展农业的根本,但在柴达木来说,改良土壤至为关键,否则,经过辛勤耕耘之后播种的种籽必将被盐碱无情地吞没,德令哈农场注意到了这一点。建场后,开拓者们经过前后3年的时间,修渠筑埂,兴修了160多公里的千渠3条,支渠7条,以巴音河为水源,基本建设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水利灌溉系统,引导巴音河灌溉着几万亩土地,使大量的盐碱地在深翻之后得到了冲洗,同时,为解决干旱,夺取农业丰收创造了条件。

 到1958年,德令哈农场成为柴达木盆地规模最大的国营农场。它下设7个分场,播种总面积达5.2万余亩。经过1959年、1960年的更大规模的开垦发展,到19 60年,德令哈农场的耕地面积占全盆地耕地总数的三分之一。拥有的机械化也占全盆地总数的三分之一。

 德令哈农场以种植小麦、油菜、青稞、洋芋等为主,另外还破天荒地培育、种植了萝卜、白菜、黄瓜、西红柿、辣椒、韭菜等蔬菜。在“大跃进”年代的数据表上,曾有一个萝卜35斤,一棵白菜55斤这样近乎神话传说的记载。但是,那里确确实实生长有特别硕大的萝卜和白菜。据亲身经历者说,成人可以随便在生长着的白菜上头行走,可以随便拿个萝卜当座几坐。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观。

粮食和蔬菜的丰产,有力地支援了全盆地的开发建设。当时的一则报导说,1958年德令哈农场“除了农场自给外,并向盆地工矿区供应了600万斤洋芋和200万斤蔬菜”。同时,还改变了以前德令哈地区蔬菜奇缺,牧民以肉食为主的状况。

 在德令哈农场的四周,有着广阔的草原,为发展畜牧业提供了天然条件。农场的建设者们利用这个天然牧场,养殖了牛、羊,马等牲畜及猪和各类家禽。1958年农场放牧着3800多头牛羊。1960年,农场共有大小牲畜5000余头,并饲养了5000余头猪和3700只家禽。牲畜的发展,一来解决了耕畜问题,二来解决了盆地人们对肉食的部分需要。

 随着农牧业的发展,副业加工厂便成为解决人们生活必需的产物,诸如油厂、面粉厂、发电厂、被服厂以及其它加工厂等应运而生。

到了“大跃进”年代,党中央的“全党全民办工业”的号召,同样响彻德令哈农场。该场制定了“以场扩厂、先土后洋、土洋结合”的方针,同全盆地一道,卷入了大办工业的浪潮之中。1958年,这个农场建立了炼铁厂、铜铅冶炼厂、陶瓷厂、耐火砖厂、机具修配厂及煤矿、云母矿、石棉矿等厂矿。

 经过7年的开发,德令哈农场的规模十分壮观。到1960年,100多台拖拉机耕耘着十几万亩土地,德令哈农场真正成为盆地的粮仓。除此之外,农场的多种经营方兴未艾。贸易公司、新华书店、医院、学校、邮局、浴池等相继建成。葱嫩的花草,挺拔的白杨树,使这块“绿洲”显得更加美好。德令哈农场作为青海省国营农场的一面旗帜,作为盆地农业繁荣发展的希望所在,必将在开发柴达木,建设柴达木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其巨大的作用,必将在柴达木盆地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展示出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二、戈壁绿洲——格尔木农场

 格尔木农场位于柴达木盆地的正南部,盆地内较大的河流——格尔木河贯穿农场。1955年以前,在一片“白霜”覆盖下的荒漠土和盐渍土上面,生长的只是一丛丛野生的红柳。这里的土壤所含盐碱成分很高,经1954年测定,其食盐碱量高达30一43%。因此这块土地曾被“判过死刑”——这是一块不能种植作物的土地!

 但是,时代要求这里必须有农业。格尔木作为未来的综合工业基地,它的附近不能没有农业。经过勘察,人们在认真分析之后得出结论:格尔木可以发展农业,在这里建立农场的可行性是存在的。根据是:格尔木地区有足够的水源,可以利用水改造土壤。于是,1955年8月,格尔木农场宣告建立。这一年,拓荒者们一面开荒,一面修筑渠道,抓时间耕耘,抢时间播种。然而,大自然无情,由于土壤含碱性太高,人们辛苦劳动所得到的回报却是连种籽也没有收回来。1955年秋收后统计的结果是:小麦平均亩产20.9斤,青稞平均亩产是19.7斤。这个无情的现实,对满怀信心的开拓者来说,不啻为一桶冷水兜头浇来,使不少人的心都凉了,部分人甚至对农场的存在从根本上产生了动摇。

 在人心浮动,取舍难决的情况下,柴达木工委提出了“安下心,扎下根,同盐碱作斗争”的号召。实践证明,高碱性土壤不经过三五次泡洗,是不可能有什么收获的,而当年开荒当年播种势必仓促。人们在总结经验教训之后,便下决心在土质改良上下功夫。他们用了几年的时间,开始进行了平整土地,泡洗盐碱和排洗盐碱等试验工作,然后在大面积土地上广泛推广这一试验,其结果是,粮食产量逐年得到提高。比如,1956年全场粮食平均亩产109斤,1957年平均亩产达到165斤,比1956年提高了50%。1958年,在平整土地的基础上又采取了深翻的措施,提高土壤的透水度,便于盐碱更容易翻压到深土中去。这一措施的结果是积极的,这一年粮食产量较以前又有大幅度提高,小麦亩产达到246斤,青稞亩产为250斤。

 粮食的增产鼓舞了人们的干劲和意志,格尔木农场的职工们信心大增,他们种植粮食作物的同时,还成功地试植了一些经济作物及大批蔬菜。到1958年,农场不仅生产青稞、小麦,而且还种植了番茄、辣椒、黄瓜、哈密瓜等。可以说,在盐碱地上,开发者们又一次创造了奇迹。1960年,格尔木农场从土地规模、耕种面积、劳动力数量及耕畜拥有量上,一举跃居全盆地之首位。格尔木农场这块盆地南部的绿洲,遂成为引人注目的盐碱地上的一面旗帜。




三、“柴达木新的血液”——察汗乌苏青年农庄 

比起格尔木农场来说,察汗乌苏地区的农业比较“悠久”。在民国时期,马步芳政权就在察汗乌苏设立过垦务局,并收容了青海东部农业区破产农民在这里从事开垦。1956年以前,该地区曾经成立过察汗乌苏农场。因此,当察汗乌苏青年集体农庄宣告诞生的时候,这里并不是一片未经开垦的处女地。但察汗乌苏青年集体农庄的诞生,却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它是地处中原的河南省500名青年投身青海,开发柴达木、献身柴达木的写照。

 1954年,国务院曾下发关于移民的决定,动员内陆人口密集的省份向边缘省区移民,主要从事开垦荒地和发展农业生产。经过一个时期的动员准备工作,1955年移民工作正式开展。到1956年初,山东、河南、河北、安徽、北京、天津等省、市的移民,陆续到达指定区域。截止1956年3月23日,青海省共接收了上述四省二市的移民(包括河南青年垦荒队)26批,计37967人。移来的农民大部分被安置于海东农业区,海南藏族自治州及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各安置500人,其中安置在海西州的500人就是河南青年志愿垦荒队。

 为了妥善安置河南青年志愿垦荒队及以后的移民,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1955年12月13日第10次行政会议通过,成立自治州移民安置垦荒委员会,自治州副州长王德海为主任,郝全珍为副主任,下设办公室。

 河南青年志愿垦荒队于1956年2月21日下午到达青海省。次日,《青海日报》发表社论,欢迎河南青年志愿垦荒队参加青海建设。省人民政府也发出了关于大力支持河南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决议。

 五百河南青年,在西宁稍事休整,便踏上了赴柴达木的征途,于2月26日到达海西自治州的察汗乌苏,察汗乌苏青年集体农庄很快宣布成立。这支青年垦荒队以其独有的朝气,马上展开了工作。先是修路,到8月3日便修了一条长约四五华里的道路,名叫“青年路”。8月4日,全体青年垦荒者(当时称作“庄员”)正式向荒地宣战。

 察汗乌苏青年集体农庄,位于察汗乌苏小盆地东部的旧完小一带荒原,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将这里的1.6万亩荒地指定为他们的垦荒地。这里具有几个优越的条件,适宜发展农业:一是,水资源比较丰富,原来已修有由察汗乌苏河引入的莫河渠,由于经常不加利用,多有荒废,但在此基础上略加整理即可引入灌溉,解决一般性干旱没有太大问题;二是,这里是盆地,地势平坦,适宜大机器耕作,发展大农业生产得天独厚;三是,土地肥沃,土层深厚,宜种谷类作物;四是,交通方便,既方便于组织领导,又便于物资供应;五是,这里原为地方国营农场的基础,青年集体农庄成立前已开荒1000多亩,经过平整即可播种。

 尽管如此,河南青年志愿垦荒队开始向荒原宣战时,还是遇到了不少困难。3月,在“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江南,正是一年的“黄金时节”,但在青海,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柴达木却是天寒地冻,有时还是冰天雪地。这给集体农庄的开垦造成极大的困难。另外,农庄的耕畜是从牧区买来的牛、马。这些牲畜习惯于在辽阔草原上自由奔驰,何曾受过人的驾驭,因而拉犁对它们来说是一份不易接受的“苦差”。河南青年垦荒队初来乍到,虽有盆地人民的多方援助,但仍有耕畜、农具不足的困难存在,当地农业特点、农业技术与生活习惯同河南地区大不相同,部分青年学生尤其是城市学生,刚刚走出校门就来到柴达木,还未曾参加过劳动,据本谈不上有什么劳动经验,对农业一无所知。加上天寒风大,新到一个地方不服气候、不服水土等等,均给这些满怀雄心壮志的青年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

 但垦荒队人员们,以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决不向困难低头,他们想出种种办法加以克服。比如工具少,他们就用轮流换班突击的办法,在晚上趁月光抓紧开荒,不熟悉当地的农业技术,就虚心向当地农民求教;不会驾驭耕畜,就请附近农业社的当地农民前来帮助调理牲畜。同时,他们也以那个时代的特点,用政治促进生产的办法,在农庄开展红旗竞赛,这样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使开荒成效大幅度提高,由开始每天开荒18—20亩,增长到每天120—130亩。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凭着青年人的聪明智慧,凭着年轻人的勤劳的双手,用血汗换来了丰硕的成果。

 据1956年6月初步统计,察汗乌苏青年集体农庄已播种小麦4100亩,青稞250亩,洋芋180亩,油菜80亩,蔬菜50亩。修筑田间公路5.2公里,渠道8.1公里,植树1万株。农庄在一年内共开垦荒地5470亩,加上原察汗乌苏农场以及当地群众让给农庄的已垦土地,1956年,农庄共有耕地6610亩。全年播种6050亩,生产小麦12万斤,青稞5000斤。同时,他们还修建房屋l53间,补修房子16间,表现了这批青年在盆地安心扎根的决心。

 1957年,当返回原籍成风时(据1957年5月统计,全省返回原籍的移民达15465人),柴达木的五百河南青年志愿垦荒队人员无一人返回。庄员们在安家的第一年,不仅在农业上当年见效,而且还开展了多种经营,年终副业收入达25785元。

 1959年,又有近六千名河南青年来到了柴达木盆地,先后建立了香日德、希里沟、夏日哈、莫河、德令哈等5个青年农场。这些朝气蓬勃的青年,给柴达木盆地带来了生气,有力地促进了盆地农业的发展。因此,他们被称作“发展海西地区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是柴达木新的血液”。

 



张嘉选,河南省南阳市人,原系青海省委党校教授,现为甘肃省委党校教授, 近著有《穿越时空——东乡60年发展的多重审视》、《柴达木开发史(1960——2010)》等。此文节选于张珍连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柴达木文史丛书”第四辑历史文化类之《柴达木开发史》(重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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