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庄子哲学思想

在先秦诸子中,庄子是一位个性鲜明、独具特色的思想家。他决然不与宋君合作的态度，他在妻子去世后“鼓盆而歌”异乎常人的举动，充分显示了他特立独行的性格和超越凡俗的精神境界。在他看来，不仅一般的生活是无聊的，即使南面为君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及各级官吏，其生活也是无聊的，对超越生死超越时空的自由精神境界的追求才是他的最高理想。在本文中，笔者试就庄子追求生命自由的哲学特质作粗浅分析。

一、追求生命自由的最基本的范畴

“道”是《庄子》中的基本概念，是追求生命自由的最基本的范畴。《庄子》基本继承了《老子》中“道”的思想，庄子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①老子的道重客观的意义，庄子的道从主体上升为一种宇宙的精神。庄子把道和人紧密结合，使道成为人生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庄子认为，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宇宙万物运动的法则，“道”是无形相的，在时空上是无生灭的。“道”的特点，具有绝对性，创造性，永存性，普遍性，无为性。“道”的存在是无条件的，“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无为”形容道的幽隐寂静，“无形”形容道的超乎名相。道虽然幽隐寂静，却在作用上可取得信验（“有信”）所以具有绝对性；道具有创造性，“神鬼神地，生天生地”，在品位上与时秩上都先于天地鬼神，是产生万物的最后根源，也是一切存在的始源；道“自古以固存”，“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出上古而不为老”，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无限的，故具有永存性；“道”遍及六合四方，“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又具有普遍性；“道”还具有无为性，道无为而万物自化，“杀生者不死，彼为本末非本末，彼为积散非积散。生生者不生”②，万物常因特殊的际遇而兴起而消失，道运作万物而自身却永不消失。庄子详细地阐述“道”，向世人宣告自已体悟的宇宙观，这也正是他追求生命自由的逍游境界的思想基础，要达到生命的绝对自由，就必须深刻体悟“道”这个基本的范畴。

二、追求生命自由的理想手段

在庄子看来，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道的境界。如何扩大人的内在生命，便是庄子所关注的问题。人被生存的环境所蔽，为知见所囿，形成锁闭的心灵。庄子所关心的，不在于生理我的满足，不在于家庭我的实现，也不在于社会我的完成，而在于体现宇宙我的理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便是宇宙我的体现。宇宙我的体现，有赖于超越精神的展现。超越的意义，在于扬弃与提升，扬弃俗世的价值，而提升到更高更辽阔的精神领域中。“不从事于务”，即扬弃利禄、名位，权势，毁誉之俗世活动。“游乎尘垢之外”、“游乎四海之外”、“出六极之外”，心灵活动超出于物质世界形相之拘限，冲破现实的藩篱而精神上达。真正的自由是“无待”的，它不依赖于任何条件。那么怎样才能做无待呢?那就是“心斋”与“坐忘”。“心斋”，庄子解释为“若一志，无听之于耳而听之于心，无听之于心而听之于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③。“虚”即虚无，指无执无为的心境而言。“心斋”作为方法，是一个“致虚”、“守静”的过程，亦即去执去为过程，其要旨是“一志”和“唯道集虚”。“一志”者，义为专一心灵，神不外驰，不为外物所动。这一过程同时是“唯道集虚”的过程。道之性为虚，冲虚自然。人要“体道”，心灵也要冲虚自然。这一虚静之心是需要不断地化欲，反复提升的。在《人世间》篇中，庄子认为心不断地集虚，则可以“虚实生白”，使之呈现为一种虚灵空白、无执无著、自然无为的状态，即与道合一之境。“忘”是对外物的超越，“坐忘”是对自我的超越，《大宗师》曰：“堕肢体，黔聪明，离形去知”，即忘掉形体，消除欲心。世人往往寄情于外物，驰心外求，故需返归自观。庄子所说的这两种“执”如同佛学所说的“法执”和“我执”，“忘”的过程就是去掉“二执”的过程。外忘于物，内忘于我。内外俱忘，即为至境。庄子在谈论“心斋”时说：“闻以有翼者飞，未闻以无翼者飞”。谈论“忘”时，把“坐忘”称为“同于大通”。庄子反对“以有翼者飞”，赞成“以无翼者飞”。有翼之飞受肉体的局限和外部条件的束缚，因而是有待的。“无翼”是对外物和自我之执的化解，唯其如此，才能“游无穷”，实现自由。“同于大通”亦即“同于大道”。道是大通的，意即通达无阻、所在皆顺之意思。主体与道为一，则无往不通，来去无滞，自由自在。

三、逍遥游，追求生命自由的最高境界

“逍遥游”才是“无所待”的自由即绝对的自由。“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逍遥”一词始见于《诗经》，“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岂不尔思，劳心忉忉。”（《桧风·羔裘》）“絷之维之，以永今朝。所谓伊人，于焉逍遥。”（《小雅·白驹》）意即“到处游逛”。但庄子首次作为哲学概念使用。对于“逍遥游”支道林这样解释：“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遥然靡不适。”④“可见庄子的”逍遥游“，是一种人道合一后实现了对人生各种困境的超越的忘物忘我、无功无名无己、无待无累无患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超越了一切，无时空之限，无是非之辩，解决了人生一切苦难，内心充溢的是一种妙不可言的喜悦和快感。这是人生最佳的境界。在庄子看来，只有无己的至人（真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才能达到这种境界。“于无何有之，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⑤到达这种境界便能和天地万物同体而无偏私，和天地万物融化而不偏执，“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便是大通境界的写照。

四、“道通为一”的齐物观

庄子认为，人生问题的产生，源于人的“成见”，世人站在自我的立场对万物加以分别与追逐，不但引起内心欲望的膨胀而劳神伤体，还引起无休止的纷争乃至战争。要想在纷繁的现实面前不动心，使心灵在无限中遨翔，就要从自我的局限性中解脱出来，以开放的心灵观察事物，认识问题，做到和是非，齐万物，泯生死。万物始于“无”，自然而不知所以然，故应顺应自然。既因自然而生，便无是非真假之争、死生物我之辨。一切源于道，故“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万物的种种差别不过是世人的一已成见，它们其实各禀自然之形、之性，并无大小寿夭之别。“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⑥世间本无是非，“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土，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⑦如果“以非指喻指之非指”，则一切是非之辨都不攻自破了。至于死生之辨，庄子认为：“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⑧这是说人不必畏惧死亡。庄子进一步又说明了死不但不可怕，而且和生一样，是自然的安排与规律，人要安然顺处。“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⑨所以要“不知说生，不知恶死，”“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庄子承认万物齐一，社会中的贵贱、富贫、荣辱、是非、名利、得失、生死都成为了可以退忘、遗弃的东西，这样，就可以在动荡之中不动心，永远保持虚静、逍遥的境界。

五、有无合一与理想境界

庄子认为走向逍遥莫过于安时处顺、委运任化。安时才能随顺事物的变化，精神体会到自由的满足，并通过化执的来实现对自身的超越。人生所面临的生死、贫富、穷达等问题，存在于现实界，属于有。但庄子超越并不疏离于现实，隔绝于现实。从庄子哲学的本质看，它不主张两方面的割裂。这意味着，庄子哲学是不离现实有而另求空，不离现实而求自由，这是安时即自由更深一层的义蕴。庄子哲学的这一义蕴，建立在它对道与万物关系的理解上。在庄子哲学那里，道无疑是超越的，它“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生天生地”，圆满自足，为万物之本；但又是非超越的，诚如庄子在《大宗师》篇中所说的那样，它“在太极之先”、“在六极之下”，既内存于万物，又遍存于万物。《庄子》外篇《知北游》对道体的这一特点说得更明白。道“不可闻”、“不可见”、“不可言”，但它又是“周遍咸”，“无所不在”，它存在于“蝼蚁”、“瓦盆”、“屎溺”等具体事物中。庄子这一本体论观念，决定着对规律与自由关系的特定理解。“体道”表现为对“物”的超越，但又不是离“物”而求超越，而是在“物”中求超越。“物”代表俗谛的有，无待的自由则是胜义谛的无。因而庄子所追求的理想的自由之境既超越于物，又不离物，它存在于现实之中。庄子主张有不离无，无不离有，即有即空，空有不二。这就意味着，必须不离规律而求超越，不离现实而求理想。也就是说，超越即在规律中，超越即在现象中，理想即在现实中。这就是”命”与“逍遥”的合一，规律与自由的合一，亦即安时处顺的根本义蕴所在。

人的一生面临着种种问题，有些确实是人力无可奈何的，但追求自由乃人的本性所在。庄子正是从人类生存的根源处揭示了这一矛盾。对此，庄子主张“安命”，采取不执的人生态度。心不受外物所牵，即可享受自由的快乐。这种追求自由的方式，虽然在实然领域并没有消除矛盾。但在超然领域又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的解决，正如佛教所言，烦恼即是菩提。一念悟即是佛。人生需要这种解决矛盾的方式，它可以化解人的结缚，平衡人的心灵，使人从欲望的牵引中解脱出来。庄子的心境说是一种真正的解决。它为人类如何生存指明了一条路径。在我们所处向市场经济大转变的现实社会之中，人们所缺乏的并不是一种对自身物质利益最大化追求的竞争意识，许多人溺于无止境的五欲的满足而不能自拔，他们真正缺乏的是从欲望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逍遥自由的精神。这正是庄子所提倡的逍遥自由的精神境界的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