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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挑战 Philip G Altbach and Hans de Wit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全球格局正发生着巨大改变。过去的25年（1991-2015）被称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时代”，它塑造了大学思想和行为。这一时代也许已经完结或至少处在了维持生命的（奄奄一息）阶段。 各种国际化的无限增长似乎突然结束，特别是在欧洲和北美地区，包括全球学生的大规模流动，分校扩张，特许经营的联合培养学位，英语在全世界作为教研语言的使用以及许多其他要素。 我们之前曾讨论过，特朗普主义，英国脱欧，以及欧洲民族主义和反移民政策崛起正在改变全球高等教育的格局。后续的事件也使我们更加相信，我们正见证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根本性转变，它将意味着全世界大学整个国际项目的重新思考。 首先，好消息 知识一直是国际化的。跨国研究合作持续增加。大部分高校普遍认为为学生提供国际化视角是21世纪的核心要义。尽管较之前增加速度有所降低，全球学生流动仍在继续增长，如今约有500万学生在异国他乡学习。
国内国际化（Internationalisation at Home）和全球国际化已添加进入世界高等教育词典。 坏消息占主导地位并可能继续扩张 但这些积极趋势并不能阻挡2018年将比2017年更为麻烦的事实。2016年的几大爆炸性事件——英国脱欧后紧接着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都证明了和预言的一样问题重重。 签证申请困难，外国人受欢迎程度较低，再加上一些其他问题使得英美国家留学生不断减少。 近期发展预示着至少在中期，未来趋势会可能深刻影响国际高等教育。有几个例子可以解释这些趋势。 国际学生增长与英语使用限制 可以说荷兰是世界上最具国际化思维的国家之一。在荷兰，正展开一场有关媒体界，政治界以及高校本身国际化限制的激烈辩论。 阿姆斯特丹大学校长认为，英语教学的学术课程太过广泛，应该有所缩减，除此之外，得到广泛资助的留学生数量过多，应削弱或减少这类项目。 有关英语对教学质量的负面影响，德国丹麦等其他国家也展开了讨论。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展开了一场针对“研究生教育中英语的使用”的激烈争辩，最终法院决定，在宪法的基础上，大幅限制英语在米兰高校中的使用。 多国社会科学家对于需在国际学术英语期刊发表论文的要求表示忧虑，认为这会使他们难以在国家民族话语上掌握积极主动权。英语虽仍将是科学交流和学术的主流语言，但其主导性应有上限。 跨国教育挑战 跨国教育也是值得注意的另一趋势。荷兰格罗宁根大学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在中国山东烟台建立的分校被紧急叫停，原因是格罗宁根大学师生联合抗议，担心在中国学术自由会受到限制且对此项目缺乏本地咨询。 这可能会影响中国或其他地方的跨国联合经营，毕竟双方都对分校发展在结构,学术,政治等层面上的考虑更为慎重。 总的来说，分校、教育中心、特许经营机构以及其他跨国教育形式顺利扩张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了。 学术自由VS控制
这些趋势反映出人们日渐担心中国或许还有其他国家对大学的影响。学术自由——作为取消格罗宁根分校以及取消在美国中国和中东设立分校过程中的一个强有力论点，正给跨国教育及留学生招收带来挑战，特别是在那些不能保证学术自由的国家。 对道德规范日益关注 另一趋势有关道德规范——丹麦政府发现一些外国学生和有移民背景的丹麦学生使用虚假地址来谋取经济利益。据其他几个国家报道称留学生一直在考试中作弊。这些情况都增加了对留学生的负面看法。 留学生免学费时代的结束 挪威对留学生增加了签证费——评论家称这一举动是开始向留学生收费的第一步。德国两州也已经开始向留学生提出费用，彻底打破了过去的局面。 随着各个国家都试图从留学生下手以补贴国内高等教育（澳大利亚已用此方法几十年），有关外国学生费用上涨的讨论也愈加普遍。当地学生免学费的辩论越来越激烈，依此看来国际学生的学费还要往上涨。 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因素 在许多欧洲国家，民族主义以及民粹主义势力取得了成功，这将对高等教育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尽管具体细节还不明确。与匈牙利中欧大学相关的那场争论表明将不断有权威政府试图取缔以倡导观点自由闻名的国际大学。 奥地利，捷克共和国和波兰国家开始由民族主义政府掌权，这很可能会对高等教育政策以及这些国家的国际高等教育产生影响。德国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虽然并非政府一部分，但已向整个高等教育提出严格限制。 在如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家，虽然极右势力没有掌权，但这些政党曾经不被采纳的观点如今却有了一定分量。 英国保守党政府仍挣扎在摆脱脱欧对英国大学参与欧洲项目造成的影响，挣扎于国际学生的重要性及其知识经济能力培养之中。 对抗趋势？ 欧洲及北美地区国际化进程面临着越来越强劲的政治、经济和学术层面的挑战，而非西方世界却对国际化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但尽管如此，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大的两个参与者，中国和印度就面临着一些挑战。
很多人认为，中国在某些方面越来越“学术封闭”。加大互联网限制，愈加强调意识形态课程，学术自由问题（尤其在社会科学方面）等等问题都在暗示这种趋势。 尽管选择来中国的留学生越来越多，但总的来说中国并非学生想去的国家首选。很多学生，特别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学生并不会选择在中国获取学历学位，来中国主要是学习语言和文化。 印度第一次将国际化作为其高等教育政策的主要目标。但印度既缺乏相关基础设施，又苦苦挣扎于建设足以容纳大规模留学生的学术机构。后勤保障也是个大问题。如今，只有45000个留学生在印度接受教育，他们主要来自于南亚和非洲国家。 南非和巴西政治经济严重不稳定,这对过去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寻求的国际关注有负面影响。俄罗斯及其他金砖国家也都在国际化上有各自的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说，学生们在寻求海外学术学位或留学经历时的关注点可能会从北美和欧洲的主要东道国转移，因为它们看起来不太欢迎外国人。像加拿大、德国这些似乎对国际学生接受度更高的国家，如果政策保持稳定，可能会从此趋势中大有受益。 学生们可能会在中国，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国寻找选择。但这些潜在受益人也有各自的问题。 改变了的现实 所有国际高等教育的参与者都需要认识到这些已经改变的现实，当前，以及可能未来的发展已经超出学术界的控制范围。 这些新的现实将对整个国际高等教育，特别是国际化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是否正面临国际化的结束？或者上文所述的消极趋势能否经过我们的努力也提供新的机会和更好的关注？ 目前对英语教学的无限制增长，国际学生招收和分校发展的批评来源于两大截然不同的方向。 一方面来自反国际主义和反移民的民族主义以及民粹主义论调。 更为相关的是对高等教育界本身学术自由，质量和道德的关注。 为了实现更包容的国际化，阿姆斯特丹大学校长以及琼斯和德威特呼吁另一种方式，提出要更加强调“国内国际化”，这可能是一个机会，帮助高等教育完成从量到质的转变。 但是，如果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论证占上风，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国际化的结束。 全球高等教育领导者必须坚定支持质量方针。 文章来源：http://www./article.php?story=201802200916486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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