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晚年的幸与不幸

元辉

唐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白居易写过一首题为《中隐》的诗。朝政紊乱，仕途险恶，迫使官员不得不考虑归隐以明哲保身。归隐也有不同的选择。有道是“大隐隐于闹市，小隐隐于山林”。白居易选择的是“中隐”，既不在朝廷做官，也不退隐于偏远的山林，而是去东都洛阳任一个虚设的官职。这样，依旧可以享受做官的好处，又避开了政治矛盾的中心——险恶的朝廷。中唐时期宦官弄权，权臣倾轧藩镇割据，朝中不时波涛汹涌。白居易屡经宦海风波，加之进入了暮年(写《中隐》一诗时已58岁)，意志走向消沉，做这样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他似乎有先见之明：他离开长安六年之后的太和九年，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遇害的宰相中有两个是白居易的好友。白居易一贯反对宦官专权，此时如在长安，很有可能被卷进去，遭遇不测之祸。

从白居易个人的角度看，他晚年选择到洛阳“中隐”，应该说是他的幸运。那么，题目上的“不幸”，又怎么讲呢?

白居易自太和三年春来到洛阳，到唐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秋去世，在洛阳居住了18个年头。其间除在河南府尹(驻洛阳)任上当了约两年半的行政长官，其它时间基本上处于休闲状态，终日饮酒赋诗，以文会友，放情于山水之间。他常去的游览之地，便是洛阳城南伊水边上以众多石窟佛雕闻名于世的龙门及与龙门石窟隔水相望的香山寺一带。由于宦海浮沉而萌生的消极遁世思想，想来也由于地近佛窟，由于“交游一半在僧中”，耳濡目染，这位曾经意气风发、敢于针砭时弊的诗人，晚年也皈依佛教，遁入空门。这在他的《醉吟先生传》中也有剖露：“栖心释氏(释迦牟尼)，通学小中人乘法。”太和六年，他的至交、诗人元稹去世，他用为元稹撰写墓志所得六七十万钱的笔润，重修香山寺。此后，更成了香山寺的常客，乃至临终之前，遗嘱“葬于香山如满师塔之侧”。后人为尊重他晚年不得不作出的人生选择，将他葬于香山，并将其大子白道、实为其晚年生活写照的《醉吟先生传》，刻在一方大然巨石上，立于墓侧。

这位本来入世甚深，志在匡济天下，且在任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等地方官时体恤民情、政绩卓著的大诗人，是不是就此完全出世，只管“独善其身”了呢?

我们来看他在退隐洛阳后写的一首诗：“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他不只是吐露一下心声而已。他把这颗恤民之心，吐在了贯穿龙门的伊水之上。龙门口南面的伊水河段，有一处被称做“八节滩”、“九峭石”的险滩，礁石狰狞，水流湍急，水道经常阻塞，船筏过此，常常翻船、搁浅。因此，即使在数九寒天，船夫筏子们也得光着身子，赤脚下水拉船推筏。常来香山寺的白居易，耳闻目睹，深为同情，忧虑之思常常形之于言。去世前两年，他倾注自己的财力，并借助香山寺僧的支持，开通了八节险滩。

这位寄情山水的诗人，终归未忘民瘼。但是，从他晚年留下的诗篇来看，放情山水、遁入空门的诗人，已经和“中隐”以前那个意气风发，敢于针砭时弊、仗义执言的白居易拉开了很大的距离。“龙门涧下濯尘缨，拟作闲人过此生”(《龙门下作》)。“空门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且共云泉结缘境，他生当作此山僧”(《香山寺二绝》)。他这个时期诗作的基调，大致如此。他依然保持了平易自然、不事雕琢的诗风，可烟火气明显淡化了。

我们从他当谏官(元和三年白居易迁升左拾遗)时期所作《秦中吟》《新乐府》中读到的那些反映民生疾苦、抨击权贵和政治弊端的诗篇，从《有木》那组寓言体中读到的讽喻诗，在他晚年的诗作中，几乎消失了。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新乐府》)已经淡出了他的视野。那些震撼人心的警世之句也和他一起退隐。《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那种悲辛之叹已经绝响。环境变了，心情变了，要他再掬一把“江州司马”之泪，是弄错了时空。

应该说，这是白居易晚年的“不幸”。这“不幸”，是从文学史的角度说的，是千载而下读者的不幸。

当然，对古人，我们不能苛求。由于历史局限而造成的白居易晚年诗作上的不足，并未影响他在中国诗歌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位“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的大诗人，已凭其大量的杰作，在诗坛上奠定高高的座位。他晚年的那些诗作，对中国、特别是对他选择终老的洛阳来说，也不失为诗心别寄、很值得研究的一份遗产。伊水有幸，它两岸的龙门石窟和白居易墓，同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纳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的事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去洛阳参观龙门石窟和白居易墓。那时候墓园荒芜，记得在墓地上只看到那块刻着《醉吟先生传》的巨大的石碑。今年春天，我再去洛阳，看过龙门石窟后，特意重访白墓。墓地已扩大成占地四十多亩的“白园”，和龙门石窟隔伊水遥遥相对，构成一幅意涵丰厚的文化风景。在白园，我留意到两处景点。一处是“乐天堂”。堂门两边一副对联，左为：“西湖筑白堤，龙门开八滩，倡乐府，诗讽谕，志在兼济天下”;右为：“履道凿园池，香山卧石楼，援丝竹，赋青山，乐于独善其身”。把诗人“中隐”前后的生活经历和创作道路都照应到了。堂内的那尊诗人塑像，也兼具入世、出世两种神态：身处园池，目接山水，一派闲散氛围;一手扶地，表情肃穆，又透出忧国忧民之情。而在南北两道诗廊中陈列的中国书法家和日本书法家所书碑刻，则多为诗人忧国忧民之作，如《卖炭翁》《杜陵叟》《赋得古原草送别》。以白居易的诗眼，对于他“中隐”前后留下的诗作，历史的评价、历史的选择应该是他生前可以预料的，可对他自己所作的选择，我们只能抱憾了!

原载：《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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