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徐关系的基础是二人在北京画坛受到的压力和艺术上的认同(主要是徐悲鸿对齐白石的认同)。 徐悲鸿与北京画坛的正面接触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1917年12月至1919年1月,因结识蔡元培而受聘于北大画法研究会,并以《中国画改良之方法》一文崭露头角,但对于相对传统和保守的北京画坛来说。 第二次是1928年11月至1929年1月末(或2月初),受北平大学校长李石曾之聘,出任当时已是“残局”的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仅三个月就辞职南返。 第三次是1946年8月至1953年9月去世,尽管他深知北平画坛的状况并接受了上一次的教训,带来了一大批教员,但还是闹出“三教授罢教”这样激烈的事端。 历次的经历表明,徐悲鸿是不见容于传统画家阵容相对强大的北平画坛的。 齐白石遭到北京画坛的排斥,是双方面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北京画坛普遍认为齐白石的诗书画印都太过粗野(所谓“如厨夫抹灶”)、没有来历,连带对齐白石的穿戴、做派也看不惯。 另一方面,齐白石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也起了一定作用,他不善交际、寡言语、怕惹事、厌是非,只想关起门来,清清静静地做自己的诗、画自己的画。 徐、齐二人虽然都是从艰难困顿的生活环境中走过来的,但是却造就出不同的性格。 徐悲鸿因此而有着强烈的改变境遇并有所作为的抱负和固执的性格,欣赏和依恋英雄侠义所带来的心理安慰,不仅在绘画上钟情于古典的英雄侠义精神的表现,而且侠义精神也成为其日常行为的巨大动力,在面对困难时往往意气用事或越挫越勇。 齐白石本有直率的性格,但由农民而画家的身份使他屡遭白眼,对此他选择了退避三舍、慎言慎行,尽量让自己远离是非。 在艺术上,徐悲鸿是勇敢的,齐白石也是勇敢的。齐白石所说的“胆敢独造”四字,也可以概括徐悲鸿的艺术态度。这是二人关系的首要基础。 齐徐二人对山水画的看法是有同有异的。在反对动辄论宗派、讲来历,反对重临摹、轻创造,提倡师造化上,二人观点相近;但在如何创造上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徐悲鸿对齐白石的山水最看重的是其创造性,而非临摹来的,正如他给齐白石的信中所说:“吾推重齐白石者,正因其无一笔古人而能自立(此节尤重要)”,“闻师造化矣,不闻师古人也,试问古人何师?甚矣!浅人之误人也”,“翁之山水独创一格,深合自然。俗子偷懒,惟知四王,复好论是非。鄙人因号之曰:有目用以无视最为可耻”,“翁写(山)水特妙,他日愿得一帧”。齐徐二人在艺术上的这一点“同”,是他们保持后半生交往的很重要的因素,而同样是尊重齐白石的林风眠,或许就是因为缺少这样的基础而没有继续交往。 这提示我们,对艺术的某些认识上的共同话语,也许是画家交往的相对牢固的基础,哪怕他们被划分在不同的类型里,哪怕他们只在某个方面存在“同”,哪怕他们各自还存在很大的“异”。 在对齐白石山水的推介上,徐悲鸿有可能是贡献最大的一个人。1930年9月开始谋划、1931年6月为之撰序、1932年出版的《齐白石画册》,可以说是徐悲鸿尽心竭力的结果,这是齐白石的第一本以及生前最后一本以山水为主的画册。 针对齐白石山水突出的独创性和被认为粗野、无来历的指责,徐悲鸿在《齐白石画册》序中,从头至尾抓住的是一个“变”字,并对“变”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一向崇尚儒学的徐悲鸿,在艺术上也以“中庸”为追求,这从他和谐、含蓄、温润浑融、不浮滑、不刻露、极少剑拔弩张或顿挫沉郁的绘画面貌上即可见出。他理解的中庸,就是“致广大、尽精微”,“奉平正通远温顺良好为中,而斥雄奇瑰异者为怪”,崇尚“气度雍容”,鄙夷“犷悍疾厉”。他认为艺术要“变”,而且“变”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所谓“至变而止”,但一定要“正变”——“正者能知变,变者系正之变”,既不能为变而变,也不能从一开始就变。“变”是“经验所积”,但也不是所有有积累的人都能达成的,它是一种“拟之不得,仿之不能”“出诸意料以外”的境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除了积累,还一定要“具精湛宏博之观”,绝不是“似是而非”的“浅人”的“粗陋荒率之败象”所能体现的。他认为齐白石的山水就是这种具“中庸之德”的正变,既有“具备万物,指挥若定”的雍容气度,又有“真体内充”的广大,“妙造自然”、不“断章取义”的精微,更有儒家所行之大“道”,在艺术面貌上不“徒袭他人形貌”,在品德上也不是“尽得人形貌者犹自诩”者所能相比的。总之,这区区四百字的序言,可以看做从艺术和为人双方面为齐白石“正名”,将之推至儒家的最高境界,列入不多见的大画家的行列,所谓“虽翁素称之石涛,亦同斯例也”,极尽褒扬,无以复加,而且毫无客套,非常真诚,这从持续半生的友谊和不遗余力的收藏中可以得到证明。在徐悲鸿著文评价的近四十位同时代画家中,唯有齐白石获得了如此至高的评价。 对此,齐白石将感恩体现在赠徐悲鸿的一幅山水画上:“少年为写山水照,自娱岂欲世人称。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倾胆独徐君。谓我心手出怪异,鬼神使之非人能。最怜一口反万众,使我衰颜满汗淋。”只要是徐悲鸿认定的,他的“胆”量几乎是无边的,这一方面源自其艺术上的自信和判断,一方面源自其个性,所谓“一意孤行,固执己见”,又何惧“一口反万众”? 年龄、经历、艺术追求等各方面存在很大不同的齐白石和徐悲鸿,能建立起如此深厚的情谊,成为相知相惜的知己,除了他们有上述不多的共同点,还因为他们有“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宽厚和容量,有视艺术为生命的情感,性情中都有纯净、单纯、诚挚的东西。也许,这就是所谓“古道”,是值得我们怀想、记取和学习的一种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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