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邓石如及其书法成就

[清]邓石如行书路程单 

19cm×10cm  纸本 安徽博物院藏

释文：邓琰，字石如。住安庆北门外，问分水岭、问祁家塘、问白麟坂、问神宵观、问界牌石，邓家大屋便是。自北来桐城，到练潭，问余家岭、问界碑石，邓家大屋便是。

钤印：芝研审定（朱）

邓石如（1743—1805），安徽怀宁人。初名邓琰，因其性情耿介，为表示“不贪赃、不低头、不阿谀逢迎，人如顽石、一尘不染”的崇高品格，以顽石自喻，字石如，号顽伯。另有古浣子、龙山樵人、凤水渔长等号。17岁后，长期一笈横肩，壮游天下，又自号完白、完白山人、完白山民、笈游道人。54岁时为避清仁宗颙琰讳，遂以字行。享年63岁。

 

邓石如出身寒微，家境窘困，从小便饱尝人间的酸甜苦辣。祖父邓士沅，精书史。父邓一枝，多才艺，工四体书，尤长篆籀，善摹印。9岁时随父进私塾学习仅一年，迫于生计日以采樵、贩饼，赢以自给。后随父到皖北一带教书，“暇即从诸长老问经书句读。又摹其父篆刻及隶古书甚工”。17岁时为“潇洒老人”作篆书《雪浪斋铭并序》，便博得了许多人的赞赏。其学书异常勤奋，鬻书印自给，每日昧爽起，研磨盈盈，至夜分尽墨，寒暑不辍，一生皆然。在皖北，曾为寿春循理书院诸生刻印书篆，时巴东知县梁巘（1710—1788后）见后叹曰：“此子未谙古法耳，其笔势浑鸷，余所不能，充其才力，可以陵轹数百年巨公矣。”36岁时，结识徽州著名学者程瑶田（1725—1814），二人相见如故。程以“箧中书帖数十事”借其钞写临摹，并手书所著书学五篇贻之，且时聆议论，谓“今余以篆隶书颇见称于世，皆先生教也”（《易畴聘君老先生八十寿序》）。后梁巘介谒入江宁举人梅鏐家，遍览其家藏碑帖善本。“山人既得纵观⋯⋯乃好《石鼓文》、李斯《峄山碑》、《泰山石刻》、《汉开母庙阙》、《敦煌太守碑》、苏建《国山》及皇象《天发神谶碑》、李阳冰《城隍庙碑》、《三坟记》。每种临摹各百本。又苦篆体不备，手写《说文解字》二十本⋯⋯复旁搜三代钟鼎，及秦汉瓦当碑额，以纵其势、博其趣⋯⋯乃学汉分，临《史晨前后碑》《华山碑》《白石神君》《张迁》《潘校官》《孔羡》《受禅》《大飨》，各五十本。”苦学博览，书遂大进，风范始成。于梅家学成后，邓石如出金陵，遍游名山大川。客扬州上，获毕兰泉赠家藏旧拓《瘗鹤铭》。游黄山至歙，鬻篆于贾肆。张惠言（1761—1802）时馆修撰金榜（1735—1801）家，偶见邓石如书，语榜曰：“今日得见上蔡真迹。”乃冒雨同访于荒寺，榜备礼客之于家。荐于尚书曹文植（1735—1798），偕至京师。后客于两湖总督毕沅幕下，居三年辞归，以布衣终生。

[清]邓石如 行书小简

26cm×13.5cm 纸本安徽博物院藏

释文：弟于八月二日在舍出行，九月初二到梅公家住廿馀日。于九月二日往维扬，于燕子矶过。五月挈眷回舍，熟船。即附达梅出手扎。七月，余亲来皖，曾有书请近好，谅入目矣！敝矣情事想必具悉。白下迂滞，阅梅公书自详。朱老振处致藏，陈四太爷亦祈致藏。在扬仍寓地藏庵，若遇便人与一信为盛！令孙媳甚旺，相殊可教。小舟如叶，伏板上书。谅恭：后书烦裁递余亲处为感。

钤印：芝研审定（朱）深柳读书堂（白）

邓石如一生壮游，足遍吴楚，早年游匡庐，入越游天台、雁荡，取道新安江，遍览黄山三十六峰，入楚则登衡山，泛洞庭，望九疑。北游燕赵，游盘山、西山，谒昌平十三陵。后渡黄河谒孔林，登泰山。62岁作泰山之游后，尝草书一联“开卷神游千载上；垂帘心在万山中”，当是其一生苦学与游历的总结。

 

邓石如的书法篆刻，博大精深，輘轹千古。其以隶笔入篆，以篆笔入隶，溢而为行草，笔势雄浑，气势开张。其楷书承六朝，兼以隶意，清雅刚正；篆刻则以书入印，印从书出。均可谓雄视千古，开一代风范。包世臣（1775—1855）在《艺舟双楫》卷五之《国朝书品》中，列其“隶及篆书为神品一人”“分及真书，妙品上一人”。阳湖书家方履篯（1790—1831）在《邓完白先生墓表》中说：“窃考先生之书，实始于篆，由篆出隶，由隶出真，由真出行，故其意则同条其贯，其美则自叶流根，情质宣融，修短起伏，力不外傅，险必内含。”可谓言简意赅，深得纲纪。今对其篆、隶、楷、行草书取得的成就，概而述之。

 

对于篆书而言，邓石如初学斯冰，后遍习秦汉而上溯二周，体裁众妙，纵横自成一家。清康有为（1858—1927）云：“完白山人出，尽收古今之长，而结胎成形，于汉篆为多，遂能上掩千古，下开百祀，后有作者，莫之与京矣。”他既能从汉代碑额篆书中吸取婉转飘动之意趣，又能参入隶书笔意，字形方圆互用，姿态新颖，用笔灵活稳健，骨力坚韧，一扫当时呆板纤弱、单调雷同的积习。邓氏本人尝说：“余初以少温为归。久而审其利病，于是以《国山石刻》《天发神谶文》《三公山碑》作其气，《开母石阙》致其朴，《之罘二十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鬯其致，彝器款识以尽其变，汉人碑额以博其体，举秦汉之际零碑断碣，靡不悉究。”可以说，邓石如36岁前尽得家学，其后获梁巘、程瑶田指点，又入梅家得观古今碑帖，苦研三年，“求规之所以为圆，方之所以为矩者以摹之。”后于大半生的游历之中，饱览上古遗迹，贯以山川之气，百炼成蜜。其书以隶笔作篆，用长锋羊毫，不加剪截，轻重疾徐，放笔直书，富于提按起倒的变化而锋芒毕现，充满了书写情趣与韵致，行笔酣畅淋漓，沉着痛快。结字则熔铸史籀、汉篆及金文，形体多变，浓淡疏密富于变化。把篆书体式拉长并呈开放型结构，并以圆转流畅的线条出之，跌宕起伏，变化多姿。可谓“笔歌墨舞”“意与古会”（均见其赠毕兰泉印作），打破了几百年来玉筋篆裹锋截毫以求平整、精谨、匀称而了无生气的传统。风气既开，有清一代篆书得以中兴。后世如吴让之（1799—1870）、杨沂孙（1813—1881）、赵之谦（1829—1884）、吴昌硕（1844—1927）等无不是沿其书路，将笔墨情趣一融于书，卓然成家。清杨守敬（1839—1915）尝评：“王良常、钱十兰以秃毫使匀称，非古法也，惟邓完白以柔毫为之，博大精深，包慎伯惟推其直接斯冰，非过誉也。自完白后，篆书大昌。”所谓篆书古法，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不知商用刀简，故籀法多尖，后用漆书，故头尾皆圆，后汉用毫，便成方笔。”邓石如吸收了汉篆的成分，而以柔毫出之，形丰体实，情合意调，会美众方。对此，张宗祥（1882—1965）在《书学源流论》中说：“至邓石如而一变，起笔收笔及转折处，皆使人有形迹可寻，此实创千古未有之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盖邓氏用笔，已有顿挫起讫之处，此所以大异于他人也。”其虽以篆名，曾谦言“吾篆未及阳冰，分书当过梁鹄”，然于酒酣落墨之际，却慨然自信地说“何处让冰斯！”（《怀宁县志》之《邓石如传》）。可见，在清代书坛，写篆书能突破王澍一统天下，广取秦汉碑刻之不同而加以融通，非石如莫属。正如刘咸炘《弄翰余沈》所说：“⋯⋯是篆之中兴，始于邓完白，正如文之有韩退之。”清撰修金榜亦称誉邓石如：“是实能以钟王之腕力，运史籀之体制者，数百年以来一人而已。”

 

[清]邓石如隶书赠甸园二兄大人词赋轴

134.5cm×59cm  纸本1801年 安徽博物院藏

释文：清源之体势兮，澹澶湲以安流。鳞甲育其万类兮，蛂龙集以媐游。明珠胎于灵，三澨觑朝宗之形，非瞰洞达之友会。嘉庆辛酉冬为甸园二兄大人正隶。完白弟邓石如。

钤印：邓石如（白）顽伯（白）

而隶书，邓石如取法《衡方碑》《夏承碑》《乙瑛碑》诸汉代碑刻，且熔铸篆籀笔意，刚正遒丽、自然含蓄而富于变化。在方履篯作《邓石如隶书赞》一文中，盛赞其隶书：“寓奇于平，囿巧于朴，因之以起意，信笔以赋形。左右不能易其位，初终不能改其步。体方而神圆，毫刚而墨柔。枯润相生，精微莫测。”50岁前，邓石如隶书师承碑刻的“面目”较多，其子邓传密在跋《万寿寺前秋色好》隶书册时云：“笔意在鲁竣、衡方、郙阁之间。”在其57岁作《少学琴书》册时，已初具自己面目。59岁后作的《乾称文》《寄师荔扉》《竹树浓阴》等隶书册，以及《前乘秦岭》八屏、《谦卦》六屏、《古铭》、《沧海日》长联、《元龙未除湖海气》七字联、《张子车铭》八屏、《朱新园捐镌碑》长册、《敖陶孙》十诗屏等，俱已神融笔化，炉火纯青。其隶书《敖陶孙》屏，雄伟瑰丽，宛然天成，包世臣观此屏时跋曰：“是顽翁绝笔也。技至此，足以夺天时之舒惨，变人心之哀乐，造物能听其久住，世间以自失其权耶。”（《宋敖陶孙评隶书屏跋》）。方履篯题赞曰：“断山嶪嶪，悬溜百丈；蜿蜒缪戾，岭奇矫抗。出幽入显，背驰面向；烟飞竹舞，天地昭旷。”（《邓石如隶书赞》）。李兆洛亦赞其“兀奡禅排荡，淋漓尽至，变化不可方物。”应当说，邓石如在隶书的探索中，是以汉碑为基，以篆籀为韵，以自然出之。他学而能变，摆脱了有清一代隶书出之恣肆而少含蓄、隽永的风气。邓石如则以其笔墨情趣调合汉魏，溯源籀篆，我写我法，我熔我境，遂雄睨百家，傲视千古。

 

邓石如的楷书，起收笔处多表现为外方而内蕴，结体上中正平直，稳健中有疏朗之韵致，并间以汉隶之波挑笔画出之，在气格上往往较篆隶书来得清雅灵秀，在活泼中彰显大气。其楷书对钟繇（151—230）及《瘗鹤铭》有所取法，并在扬州获赠毕兰泉家藏旧拓《瘗鹤铭》，欣喜之极，了却了于焦山而未获其拓的夙愿。可以说，他楷书作品开张的气势不能不说是受了《瘗鹤铭》的影响。邓石如40岁时作的楷书长屏《读书乐》，峻美古朴，甚为包世臣赏识，其跋有曰：“完白山人正书，始取于鲁郡张贾两太守，而参以文字之结法，整严沉肃，为赵宋以来所无；晚则出入于《石门铭》，蹈厉风发中，有云鸜阙沤之趣，几与河南方驾。”53岁作《堂设木榻》楷书册，横溢《石门铭》书风。54岁作楷书《沧海日》长联，气象浑穆，铁骨铮铮。康有为跋曰：“完白山人篆分，固为近世集大成，中楷书亦原南北碑而创新体，笔力如镌铁，画法尤厚，入嘉而化之法，可宝。”57岁作《赠肯园》与《洛阳城外》楷书册，结构紧密，隽美浑穆，已臻成熟之品。62岁作《不知明月为谁好》楷书七字联，书势峻宕奇古，豪放万里。其楷书“真气弥漫，楷则俱备”。“真书深于六朝人，盖以篆隶用笔之法行之，姿媚中别饶有中泽。固非近今所有。”在阁帖盛行，赵、董相继，世人莫不以唐碑是尚的时代，尽管碑学之风初露端倪，而师法六朝碑版，以实践成气候而独成面目者，邓石如为第一人。

[清]邓石如 篆书彩毫青案七言联

133cm×28cm  纸本 安徽博物院藏

释文：彩豪闲试金壶墨，青案时看玉字书。华南学长先生雅鉴。顽伯邓石如。

钤印：邓石如（白）顽伯（白）完白山人（白）

陈式金在《跋邓石如寄鹤书》中说：“完白山人书，气体沈确，不规点画间，能得唐以上碑版神髓。而一种排宕浑融之致，非他人所可及。”包世臣评曰：“山人正书方寸以上者，简肃沉深，雁行登善，非徐裴以下所及。”康有为则极尽赞赏：“又得邓顽伯楷法，苍古质朴，如对商彝汉玉，真《灵壁碑阴》之嗣音。”又作诗云：“欧体盛行无魏法，隋人变古有唐风。千年皖楚分张邓，下笔苍芒吐白虹。”“邓山人真书朴茂，自成一种，不倡言唐而自似唐。彼固未见《孟法师碑》，而势乃多暗合，则由深于分法耳。”

 

清人方朔在《枕经堂文钞》中曾说到邓石如行草书：“草，由章帝索靖而下及颠、素；行，则钟、王、李、徐而下，亦染指苏、米。”其行书，以“二王”为底，参入碑意，拙朴自然。大字行草书，气魄宏大，意蕴深沉，线条古拙苍浑，如万丈飞瀑，有强烈的碑意。46岁作《登京口梭诗》、《今年寒到江村早诗》草书册，56岁作《峻爽楼晚眺诗》，均笔墨酣畅，遒劲浑厚。其后《赠肯园》《开卷神游千载上》等草书联，枯涩老辣而气势奔放；《陈寄鹤书》等行书册宛转变化，无所羁绊。对其草书，包世臣颇有微词，谓其“不入晋法”，马宗霍（1897—1976）则贬称“野狐禅”，黄惇先生尤贬诋“以行草所作对联，可谓一败涂地”这种以既定的帖学眼光来品评，以文人之清雅来衡量，是值得商榷的。对此，清人王潜刚则有言曰：“完白山人草书颇清健，包氏《艺舟双楫·论书》故意推尊山人之篆、隶、真书，而特贬其草为‘不入晋法’，且谓‘留草书一席以待后人’，意颇自负。昔人称王弇州为妄庸巨子，吾于包慎伯亦云然。”桐城派学者、书家常州钱鲁斯，服膺邓石如篆分为绝业，乃见其行草，又叹曰：“此杨少师神境也。”

[清]邓石如 四体书都门寓庐记古书屏

136.5cm×30.5cm×4 纸本 安徽博物院藏 1790年

释文：矫慎，字仲彦，扶风茂陵人。少学黄老，隐避山谷，慕松乔道引之术。汝南吴苍甚重之，遗书曰：仲彦足下勒处隐约，虽乘云行泥，栖宿不同。每有西风，何赏不叹！盖闻黄老之言，乘虚入冥，藏身远遁，有亦理国。养人施于为政，至如登山绝迹，神不着其证，人不观其验，吾欲先生从其可者，于意何如？慎答慎答。古浣邓琰。夏统，字仲御，会稽人。每采稆求食，或至海旁拘蝶蛾以资养。后诣洛阳市药。会上已，洛中王公已下兼至浮桥。统时在船中曝药，诸贵车乘如云，并不之顾。太慰贾充怪而问之，余答曰：会稽夏仲御也。问：卿居海滨，颇能水戏乎？答曰：可。乃操舵折旋中流，作鲻鲧濯鯆引，于是风波震骇，观者皆悚。问：颇能做乡土曲乎？统以足扣舷，为《慕歌》《河如之章》《小海唱》，清激慷慨，大风应至，含水嗽天，云雨响集，雷电晦冥。王公已下皆慌，止之乃已，逐命旗幡羽骑，鼓吹乱作，饶船三币。统危坐如故，若无所闻。充曰：此吴儿木人石心也。会稽不知所终。庚戌十月都门庐书以自戏。邓琰。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三年而成。至于精神寂寞、情志专一，尚未能也。成连曰：吾于师子春在海中，能移人情。乃与伯牙至篷莱山，留伯牙曰：吾将迎吾师。刺船而去，旬时不返。延望无人，但闻海水汩没、山林冥冥、群鸟悲号。沧然叹曰：先生将移我情。乃援琴而鼓之，为《水仙操》。古浣邓琰书。严君平，卜筮成都市，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廉而授老子。扬雄着书论当世人士，曰：蜀严湛冥、李强为益州，喜曰：吾得君平为从事，足矣。雄曰：君可备礼与相见。石如邓琰。

钤印：邓琰（白）石如（朱）日日湖山日日春（朱）具体而为（朱）家在龙山风水（朱）

除书法之外，邓石如的篆刻也有很高成就。他早年从家学，取法何震（1522—1604）、程邃（1607—1692）、梁袠、甘旸，而于程邃之印在南京所获甚多。后人称之为“印从书出”“印外求印”，将小篆及《三公山碑气》《禅国山碑》的淳古绵厚而又婉畅磅礴的篆书引入篆刻，以冲刀来表现书法的意趣，对后世篆刻大家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1849—1908）等影响很大。更有吴让之传其衣钵，并使其艺得以发扬光大，遂形成了世人称誊的“邓派”。

 

综观邓石如篆隶真行草的书法成就，以其笃学才情、耿介朴直及广约博取的碑学实践，在尚古微行、碑学未兴的清代，以其切身的实践向人们展示了其艰涩的书学之路，为碑学风气之先导，所评“四体书皆国朝第一”“国朝第一写家”等赞誉实不为过。他在书法理论上提出的“字划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妙趣乃出”，只字妙语，实为至论。于分间布白，书尚意趣，一言以蔽之，可谓金针。他的理论还来源于对自然界长期的观察和感悟。传其“每坐松树下，耳松涛之声，摹其风神，观松树之形，摹其挺拔，故其取法不同乎人，其书法能超乎人”（于繁褆《镜翁杂志》）。心既结于书，以自然之气导之，是若蔡邕（133—192）《书论》、卫恒（？—291）《书势》状于自然之形，亦类张旭（675—750）、怀素（725—785）、雷简夫（1001—1067）之流获之自然之理。书法自然，信哉斯言！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