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了褒禅山，王安石的“所得”是想到到达“人之所罕至焉”的“险远”之地，见识到“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必须有“志”、“力”、“不怠”，而且还要有“外物以相之”。如果“尽吾志”，结果“而不能至”，就可以“无悔矣”。 王安石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改变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他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动改革，力图革除北宋存在的积弊，推行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措施。他虽有“志与力”，只可惜“外物”的影响之大让他始料未及。改革变法触及到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加上在实施过程中一些官吏借机敲诈盘剥，王安石处于“众疑群谤”之中，宋神宗迫于皇亲贵戚和反对新法大臣的压力，于1074年四月接受王安石辞去相位，再任江宁知府。次年虽又起用为相，但因新法派内部分裂及保守派的挑拨离间，至熙宁九年十月再次罢相，出任江南签判，次年隐退江宁，过着闲居生活。也许，尽力而为的他此时确实可以“无悔矣”。 我们想到达成一个目标，是不是也需要考虑“志”、“力”、“不怠”、“外物”这些条件是否具备呢？ 清朝彭端淑《为学》中写到了两个和尚：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 彭端淑想要说明的是“为学”的道理： “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 而我们从两个和尚的故事中也可以看到，想达成一个“目标”，有两种不同“做法”：富僧历经数年进行准备，但是一直没去成，而贫僧拿着一瓶一钵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结果反而去成了。 不管达成什么目标，很多时候，因为条件很难完全具备，当我们顾虑太多、畏首畏尾、徘徊不前的时候，也许机会正在错失，反而不能很好地达成目标。我们缺乏的是当机立断的勇气，也可以说，缺乏的是单纯和直接。 这可能就像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人际关系一样，前者复杂，后来简单。每个中国人都会被家庭、家族、同窗、师生、君臣、战友等等多重复杂的关系所挟制，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人际关系基本上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情感为桥梁建立起来的，是“封闭”的。正因如此，我们做什么事才更需要反复权衡利弊，考虑各个方面是否合适，不但要考虑法律、道德、亲情，还要考虑潜规则、利益、名誉等等。只是再怎么努力往往也很难做到让大家都合适，结果就是要么不做，要么就会“得罪”其中的一些关系，一些人。 “美国人的人际关系主要是围绕着工作而进行的，为工作的有效展开而获得的。”（许锡良《美国与中国的人际关系有什么不同？》）大家正常的人际交往只需要遵守法律与诚信原则就可以。正因为“简单”，所以无需顾虑太多，做什么可以说做就做。 美国人也许并不单纯，但中国历来不乏“心机婊”，特别擅长勾心斗角，这是铁定的事实。也许这正是复杂的人际关系所孕育出来的“结晶”。 如果说学了又教了这么多年的《游褒禅山记》有什么收获，我也可以说：此余之所得也。 按：上课的时候，就王安石的观点，我让学生谈谈自己的看法，学生大都是简单的回答同意或者不同意，很少有自己的看法。一个来自美国进行文化交流的女生在班里听课，我让学生把所讲的内容翻译给她听，问她有什么看法，女孩说不用考虑那么多，“just do”就好了。结果引发了很多孩子的热烈争论，就此，我也若有所思，所以写了这篇文章。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