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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亮 杨建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一、我国资源的基本条件决定国内资源的自我保障能力较差 （一）总量相对丰富，矿种齐全，人均不足 截至2010年底，中国已发现171种矿产资源，查明资源储量的有159种，包括石油、天然气、煤、铀、地热等能源矿产10种，铁、锰、铜、铝、铅、锌、金等金属矿产54种，石墨、磷、硫、钾盐等非金属矿产92种，地下水、矿泉水等水气矿产3种。在45种主要矿产中，有24种矿产名列世界前3位，其中钨、锡、稀土等12种矿产居世界第1位；煤、钒、钼、锂等7种矿产居第2位；汞、硫、磷等5种矿产居第3位。但中国人口众多，矿产资源人均探明储量占世界平均水平的58%，位居世界第53位。石油、天然气人均探明储量分别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7%和8.3%，铝土矿、铜矿、铁矿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2%、28.4%和70.4%；镍矿、金矿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9%、20.7%；一般认为非常丰富的煤炭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70.9%，铬、钾盐等矿产储量更是严重不足。 （二）我国矿产资源的基本特点是“三多一难” “三多一难”是指贫矿多、中小型矿床多、共伴生矿床多，开发利用难。铁矿平均品位为33%，富铁矿石储量仅占全国铁矿石储量的2%左右，而巴西、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铁矿石平均品位分别为65%、62%和60%；铜矿的平均品位仅0.87%，不及世界主要生产国矿石品位的1/3，大型铜矿床仅占2.7%；锰矿平均品位仅22%，不到世界商品锰矿石工业标准的一半；铝土矿几乎全为一水硬铝石，三水铝石和一水软铝石很少。中小型矿床多，大型、超大型矿床少：以铜矿为例，我国迄今发现的铜矿产地共900余处，其中大型、超大型矿床仅约占3%，中型矿床占9%，小型矿床则多达88%。共伴生矿床多，单一矿种的矿床少：约80%的矿床中都有共伴生元素，开发利用的139个矿种中，有87种部分或全部来源于共、伴生矿床。[2] （三）结构不理想，事关国计民生的战略性矿产储量相对不足 已发现的171种矿产资源中，有探明储量的159种。但是结构不理想，我国部分用量不大的矿产具有较强竞争力。如稀土矿、钨矿、锡矿、钼矿、铌矿、菱镁矿、萤石、重晶石、膨润土、石墨、滑石、芒硝、石膏等矿产，不仅已探明储量可观，人均占有量居世界前列，且资源质量高，开发利用条件好，在国际市场具有明显的优势。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用量较大的战略性矿产储量偏低，如石油、天然气、铁、锰、铬、铜、铝、金、银矿、钾盐等需求量较大的矿产品的保有储量占世界总量的比例较低。据统计，2011年我国92.6%的一次性能源来自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主要矿产资源，其中，煤炭占70.4%、石油占17.7%、天然气占4.5%。我国石油探明储量仅占世界的0.9%，天然气探明储量仅占世界1.5%。 （四）分布相对集中，但与经济发展布局不相匹配 能源矿产主要分布在北方，煤炭90%集中分布在山西、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总体上北富南贫、西多东少。我国金属矿产具有明显的分区分带特征。在全国范围内划分出若干个铁、锰、铬、铜、铅、锌、铝、镍、钨、锡、钼、汞、锑、金、银等矿产资源富集区。如铁矿50%的探明储量集中于辽宁、河北和四川等地；铝矿近90%的储量集中在山西、贵州、河南、广西。铜主要集中在江西、西藏、云南、甘肃和安徽等地，产业布局与能源及其他重要矿产在空间上不匹配，加大了资源开发利用的难度。 二、我国资源消费的现状 （一）我国资源消费总量迅速增加，已成为世界资源消费增长的重要区域 过去的10年，是中国矿产资源和能源消费快速增长的10年。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2010年，中国石油、煤炭累计消费量为35亿吨和290亿吨，与1950年～1999年累计消费量34亿吨、241亿吨相比，最近11年间的消费量基本与之前的50年持平、甚至略高。而中国累计粗钢、精炼铜、原铝、水泥消费量在2000年～2010年11年间，分别为39亿吨、43亿吨、91亿吨、62亿吨，分别是1950年～1999年50年间累计消费量的1.9倍、2.5倍、3.1倍、2倍。2011年我国总能源、原煤、石油、粗钢、精炼铜、电解铝等矿产资源消费量分别达到34.8亿吨（标煤）、24.9亿吨（标煤）4.5亿吨、6.5亿吨、786万吨和1724万吨，除石油消费量位居世界第二外，其他均为世界第一。煤炭的消费占全球总消费量的比重从2001年的30.27%增加到2011年的49.7%，精炼铜的消费量占全球总消费量的比重从2011年的15.71%增加到2011年的39.32%，粗钢的消费量由占全球的比重从2001年的19.8%增加到2010年的44.9%。 （二）重要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 随着国内矿产品需求的增加，我国矿产品的进口增长迅速，短短几年间就翻了一番多，由2006年的2303亿美元增加至2010年的4829亿美元，年均增长20.3%。从2000年到2010年，石油生产增长24.5%，消费增长91.5%；精炼铜生产增长2.3倍，消费量增长3.3倍。石油进口量由0.88亿吨增至2.76亿吨，增加2.1倍多，进口额由185亿美元增至1575亿美元，增加7.5倍，进口来源主要为中东和非洲。铁矿石进口量由0.7亿吨增至6.19亿吨，增加近8倍，进口额由19亿美元增长到794多亿美元，增加42倍，进口来源主要为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钾盐进口基本保持在400万～500万吨，但2009年由于价格过高，进口量大幅下跌至270万吨的低谷（具体见图4）。从近10年的统计来看，几大主要矿产品的进口额均有了大幅的增加，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如图5所示，石油、铁矿石、铜、钾盐、铝等产品的对外依存度都超过了50%。除原油进口量仅次于美国外，其他均是世界第一进口大国。 （三）我国的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我国资源消费量不断增加的同时，资源浪费十分严重，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一直较低，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较大。一方面我国矿产开发较为粗放，一些地方采富弃贫、一矿多开、大矿小开的现象较为普遍。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和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分别为30%和35%左右，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金属矿山采选回收率平均比国际水平低10%～20%；已综合利用的矿山，资源综合利用率不到20%；尾矿利用率仅为10%。大中型矿山中，几乎没有开展综合利用的矿山占43%。另一方面，开采后的利用效率较低，以单位GDP能耗为例，尽管我国的单位GDP能耗一直处于下降态势，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较高水平，据计算，2010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为4.18千克油当量/美元，是同期美国的2.7倍、日本的4.5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 三、我国资源消费的前景展望：未来10年～15年将是我国矿产资源消费的快速增长阶段 （一）基于国际经验的几个典型事实
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系统变化使资源的消耗弹性先增后降。在一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的工业化阶段之前，以农业和轻纺工业为主导的“温饱”产业往往是经济增长的主导行业，对能源和资源的消耗水平较低。进入工业化阶段以后，对资源的消费开始持续增长，并在以重化工业主导的工业化中后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此后，随着重化工业增速放慢，比重减小，服务业增长速度加快，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强度因此进入持续回落状态，并在一个较低水平保持较长的稳定状态。 2.人均GDP与资源消费 对金属的需求与整个经济的发展水平是密切相连的。整体而言，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10000美元（约合7000～18000G－K国际元）之前，大多数金属的人均消费量增长都比较缓慢；在5000美元～10000美元（7000～18000G－K国际元）这个阶段，人均金属消费量几乎呈对数增长；超过这个阶段后，就会保持平缓状态。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金属矿种都表现出相似的增长模式，或在其支撑经济的金属使用强度上表现出相似的变化。金属人均消费量增长曲线变平缓的绝对高度取决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和产业结构。工业所占份额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其金属人均消费量通常会高于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具体来看，不同种类资源，由于功能和作用不同，其到达顶点或峰值点的时间不同。如钢和水泥消费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和基础设施完备程度密切相关，其消费的零增长点则主要集中在人均GDP10000美元～12000美元（G－K国际元）；铜和铝由于其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更加广泛，其消费零增长点到来的时间稍晚，主要集中在人均GDP18000美元～20000美元（G－K国际元）左右。 3.国家累计资源消费量与经济发展 从各个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经济发展离不开巨大的资源消费量作为支撑。从国家累计资源消费量来看，据统计1945年至2005年的55年间日本累计消费101亿吨石油、31亿吨钢、5100万吨铜、7200万吨铝、约40亿吨水泥。1900年～2005年美国累计消费436亿吨石油、65亿吨钢、1.58亿吨铜、2.5亿吨铝、约100亿吨水泥。截止2005年左右，我国累计消费石油约45多亿吨、钢34亿吨、铜3700万吨、铝5800多万吨、约78亿吨水泥（按国际接轨质量换算约50亿吨）。石油累计消费仅为美国1/10左右，钢铁相当于其一半多一点，铜、铝不足其1/4，与日本比较石油累计消费量也不及其一半，铜铝累计消费均赶不上日本的累积消费水平[3]。 （二）对我国资源消费的基本预测 从当前的发展现实来看，我国目前的工业化正处于中期阶段，但已出现向后期阶段过渡的明显特征，在2020年～2025年左右完成工业化；2011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8500G－K国际元，据预计，GDP在2025年达到18000G－K国际元左右。 结合典型国家的工业化、人均GDP与资源消费的历史经验，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①在未来10年～15年（2025年～2030年前）将处于矿产资源的快速增长阶段，并且若干大宗矿产资源消费将陆续达到峰值。例如，粗钢人均消费的拐点大致在2015年～2018年前后，人均490千克～520千克峰值期年度粗钢消费约6.8亿吨～7.2亿吨；铜的人均消费拐点大致在2022年～2025年左右，铝的人居消费拐点大致在2025年左右。 ②结合累计消费量的数据，预计未来20年，中国能源与矿产资源需求量将远远超过过去60年的总和。 ③鉴于能源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功能更加广泛，起到关键的支撑作用，其峰值可能相对滞后一些，预计人均能源消费的拐点大致在2030年～2035年，人均能源消费约3吨油当量，峰值期年度能源消费43亿吨油当量～46亿吨油当量。 四、当前我国资源保障能力的基本评价
（一）重要矿产的总量保障不足 我国人口多，大部分矿产资源的人均消费量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就更低。如我国虽然是世界第一大钢消费国，但是人均消费量仅为世界人均量的88%，不足日本的1/5；作为世界第一大铜消费国，人均铜消费量仅为世界的59%，不足美国人均消费量的14%；作为世界第二大铝消费国，人均铝消费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7%，不足美国人均消费的13%。因此，如果至2050年我国铁（钢）、铜、铝等主要矿产品的人均消费量能达到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目前的水平，则我国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将十分巨大。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消费需求的不断增加，我国矿产资源的保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以“储采比”表达资源保障程度以及储量可供开采的年限，显然中国主要矿产资源的静态储采比大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就连储量丰富的煤炭，静态保障程度也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如果以“储消比”来衡量，保证程度将会更低。据对石油、天然气等21种主要矿产的储量、产量和消费量的统计显示，储量占世界10%以上的11种，产量占世界10%以上的16种，消费量占世界10%以上的18种，从图7中也可以看出，石油、天然气、铁、铜、铝、镍、锰等主要矿产的消费量所占的比重均远远高于产量和储量所占的比重。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研究数据，在大宗矿产中，2010年国内铜储采比为9.5，比2003年的29.8下降20.3；铝土矿储采比为16.9，比2003年的32.8下降15.9。另据有关研究表明，到2020年，我国已探明储量的45种重要矿产中，仅有9种可保证需求，10种基本可以满足需求，21种矿产难以满足需求，5种矿产将肯定出现短缺，其中，26种矿产中11种为国民经济支柱性矿产，到2030年可保证需求的矿种可能由2020年的9种减少到4种～5种，对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二）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大宗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上升 我国资源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钨、钼、锑、稀土等优势矿种产量急剧增加，出口量不断增加，供应着全球的消费。如钨产量占世界产量的80%，锑产量占世界的66%，钼产量占世界的40%。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个别优势矿产的粗放开发，也正在引起优势的逐步丧失，甚至在未来几年也会面临资源保障能力不足的问题。据统计，2010年国内钨的储采比为7.7，比2003年的19.9下降12.2；锑的储采比为3.9，比2003年的5.0下降了1.1。另一方面，石油、铁矿石、铝土矿、铜矿石、铀、钾盐、镍、锰矿石等10余种大宗商品的供需矛盾进一步突出。从供给来看，国内大宗矿产资源储量不足的现实状况，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水平在短期内难以有大的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水平相对较低等多种因素，决定了国内资源的供给能力不可能短期内有较大的提升，同时，我国资源消费的迅速增加的趋势不会变化，因此，继续加大进口，依靠国际资源的态势不会改变，即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上升，据预测，到2020年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超过60%，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在40%左右，铜和钾的对外依存度将维持在70%左右。另外，也从少量矿种向全面发展。 （三）资源的区域保障矛盾加剧：资源分布与工业布局不匹配问题将变得更加突出 从我国的资源分布来看，一是资源的分布相对集中。油气资源主要集中于松辽、鄂尔多斯盆地等11大油气盆地，煤炭资源主要集中于13个大型基地，规划设立的45片国家规划矿区，占资源总量的70%左右；重要金属矿产品主要集中在19个重点成矿区带。二是资源分布与经济发展布局特别是工业布局不相匹配。经济发展程度较高，资源耗费量较高的区域，资源储量相对较少，资源集中带主要分布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区域，因此就产生了北煤南调、西煤东运、西气东输、南磷北调等现象，受运力等影响，使得东部发达地区的资源保障受到一定的影响。 五、影响未来我国资源保障能力的几个潜在因素分析 （一）国际资源争夺战日趋升级，致使获得境外资源难度加大 各国对于资源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资源问题已经成为政治、军事、外交等关注的重要问题，针对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主要表现为，当前资源国对于资源的开发及出口进行一系列限制，尽力增加利益的获得，而一些发达国家则通过跨国公司兼并甚至是直接发动战争等多种方式，实施全球化的资源控制战略，争取获得更多的资源控制权。世界观察研究所在其研究报告《全球预警》中指出，“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获取和控制自然资源的战争，一直是国际紧张和武装冲突的根源”。当前世界已经或潜在发生的一些局部战争，往往都是围绕着资源拥有国展开，均与资源争夺紧密相关。如当前针对南海的争端，也与南海地区的油气资源有着重要的联系。资源争夺的日趋激烈，使得获取境外资源难度加大。 （二）我国重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且来源较为集中，资源保障存在潜在风险 我国大宗矿产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并且个别矿产集中在几个国家，如我国铝土矿有60%以上依赖进口，并且80%以上的进口矿来自印度尼西亚，2011年5月6日，印度尼西亚宣布包括铝土矿在内的14种矿产不能以原材料出口，但有开采许可证的矿业公司目前仍可出口——前提是需缴纳高达20%的出口税，到2014年将全面禁止出口，这一事件就会对我国铝产业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中铝集团在不久后便调整了经营策略。铁矿石也同样面临着较大的政策风险，如2010年4月23日，伊朗禁止出口含铁量66%的铁矿石，2010年4月29日，印度宣布铁矿石块矿出口关税从10%提高到15%。4月30日，印度铁道部再次调高出口铁矿石铁路运费100卢布/吨。2010年5月3日，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开始向本地资源类企业征收税率高达30%的资源税。所有这些时间都推高了铁矿石的价格。 （三）价格高企引致的资源保障成本上升 2006年以来，受矿产资源需求旺盛、政治、市场竞争等多种因素影响，重要矿产品价格高位运行。石油和黄金价格大幅攀升，铁、铜、铝、铅、锌、镍等重要矿产品价格持续走高。尽管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矿产品价格一度大幅回落，但在短期内迅速回弹至高位。据统计，中国大宗短缺矿产的进口成本大幅上升。除氧化铝进口均价略有下降外，其他重要矿产品进口价格均有不同幅度的提高。煤与铁矿石进口价格上涨最快，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3.5%和19.0%；原油和铜精矿进口价格上扬幅度相对缓和，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4%和4.3%。整体而言，资源性产品价格进入上升通道，廉价资源时代已经过去，经济发展的资源保障成本也随之增加。 （四）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重工业化的加快推进，资源需求增加引致的保障难度进一步加大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发展的道路，资源的利用效率较为低下，浪费现象十分突出，因此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伴随着资源消耗总量的过快增长，给我国的资源保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尽管我国实行了一系列节能减排的措施，但是一些高耗能产业仍然占有较大的比重。据统计，2010年六大高耗能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60.5%。各个行业的能耗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因此，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是缓解我国资源保障压力的根本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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