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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赵正孝（柳州市中医院） 吴娅娜（湖南中医药大学）柳州市中医院肝病科赵正孝
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由于没有医学和药学理论，人们凭着本能或经验使用身边可以获得的物质用于防治疾病，故只称之为药物。后来，随着医学理论的诞生，用之来指导药物的使用，就形成了药学理论，所以每种药学理论，实际上都是其相应医学理论中的组成部分。中药的认识和使用就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充分反映了我国历史、文化、自然资源等方面的特点。 中药学药性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最早可追溯到秦汉时期，是随着整个中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而产生的。战国秦汉时期确立的中药四气、五味、有毒无毒、配伍法度等，奠定了中药理论的雏形。金元时期形成的归经和升降浮沉理论充实和发展了中药理论的内容，而随之产生的“法象药理”则反映了哲学思辩在中药理论阐释上的深刻影响。明清两代对中药功效认识的进步和功效系统的逐步建立，确立了以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浮沉、有毒无毒、功效、配伍关系、配伍禁忌等内容为核心的中药理论的基本架构。 中医药理学的发展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早在《黄帝内经》时期，中医药理的理论就已基本形成，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当时有用来阐释药理的著作问世。据载，上古曾有《桐君采药录》一书，其中是否有与中医药理相关内容现已不得而知。南宋学者郑樵在《通志·昆虫草木略》中说：“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惟本草一家，人命所系，凡学之者，务在识真，不比他书只求说也。”古代从医者多为儒生，医学所儒家思想影响最为深厚，故后世有“儒书一担，医书一头”的说法。由于医疗行业的特殊性，业医者不可能自己种药（即使有种药者，也仅是少量适合当地培育的品种），业医者既无法详细了解药物的生长、培育、采收等情况，更无法详细了解药物的形态、气味、特性等知识，所以在远古中医中药完全融为一体的时代，中医药理理论反而更容易形成，而在后世由于各行各业的分工更为精细之后，中医药理的发展反而举步维艰。中医药量理论雏形形成后，也一直无法真切的指导临床医药实践。 第一节 先秦至汉代：奠定药性理论基础中医基本理论何时开始形成，至今还是一个谜。从现存的医药著作来说，中医最早的药性理论学说可追溯到中医两部经典著作——《神农本草经》和《黄帝内经》。 《汉书·艺文志》虽载有医经七家，但现仅存《黄帝内经》一部著作。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完整而严谨体系的中医基础理论巨著，它是对先秦医药实践理论上的一次归纳、总结、升华，迄今仍有效的指导着中医药临床实践。《黄帝内经》不仅全面系统的总结了中医学基本理论，也为药性理论的探讨与药物临床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其中直接论述到的药性理论基础有阴阳、寒热、五味、五臭、五色、毒性、补泻等方面的内容，而后世发展的关于升降浮沉、归经、润燥缓急、轻重等药性理论都可以从《黄帝内经》的一些治则等论述中找到它们的渊源。尽管《黄帝内经》对药物应用的原则问题进行了诸多阐述，但对具体的药物未作论述。 对药物的药理首先作初步阐述的著作是东汉末期（约在公元2世纪）的《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中论述到的药性理论方面的内容主要有四气、五味、有毒无毒、阴阳归属等理论；在药物采收制作方面有采治时月、阴干暴干、生熟、土地所出、真伪新陈、宜丸宜散……等理论。在药物分类方面，除了按药性良毒分成上、中、下三品外，还提到了寒药、热药、吐下药、疮药、风湿药等按药性功能分类的记载。这些论述对当时和后世对中药药性的认识、运用和加深理解，无疑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以上这些论述，虽然比较简一单、粗略，但毕竟是药性理论的最早起源内容。它把医疗实践中药物的功能效用结合当时的医学理论进行厂理论上的探讨和说明，使人们逐渐从单味药物的经验用药发展到经理论分析后的组合用药，即后世所谓医方的临床运用，从经验逐步上升为理论，为中国人民临床防病治病发挥了巨大作用。 1、《黄帝内经》药食的气味阴阳与五行五味理论《黄帝内经》系统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疗经验，确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以古代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论思想——阴阳五行学说阐发人体生理、病理、治则等。该书并不是药理理论专著，但书中所讨论的阴阳、气血、经络、脏腑、藏象、补泻、升降等理论，以及包含着天人相应、亢害承治等思维特点的基础理论，无一不是药理理论的基础，其中涉及五味、寒热、归经、五脏苦欲补泻等理论的内容，是药理理论的基本内容。 《黄帝内经》对药物性质进行了初步归纳，将五味与五脏、五色、五臭等相配属，并用阴阳学说归纳了五味及其它性质。如“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阳为气，阴为味”等等。还把药性与运气岁时、五方、五宜、五过相联，显示了更为复杂的层次。药物配伍有君臣佐使之分，五味组合有治六淫为病之别。如“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以甘缓之，以辛散之。”这些与药理理论相关的论说，为中医药理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石，为临床用药都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作用。在临床药理学内容方面，主要体现在： （1）气味阴阳理论和气味形精转化学说 阴阳学说是中医基本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有形为味，无形为气，“阳化气，阴成形。阳为气，阴为味。味归形，形归气。”根据中医学的观点，我们平时的药食，可分为有形的部分与无形的部分。其中，有形质的部分表现以“味”的形式现出来，所以“阴为味”；而无形的部分以“气”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阳为气”。因为“味”出自于有形的部分，所以“味”进入体内后，同质相求，故与形体结合而能养形体。而因为“气”实际上源自于有形质的部分，所以有形质的药食又可养气。“阳为气，阴为味；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这些气味形精转化理论的基本思想对中药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中药气味药理理论奠定了基础。 《素问·至真要大论》还阐述了五味和药质是药物和食物产生功效的主要物质基础：（药物）“五味阴阳之用如何？曰：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或燥或润，或软或坚，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其平也。” 《内经》还将药食的气味进行阴阳归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该篇提出：因为味有形而为阴，气无形而为阳，所以“味厚者为阴，薄者为阴中之阳；气厚者为阳，薄者为阳中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后世刘完素对此有进一步的深化，他举证说：“附子气厚，为阳中之阳；大黄味厚，为阴中之阴，茯苓气薄，为阳中之阴，所以利小便；麻黄味薄，为阴中之阳，所以发汗。”这些论述反映了根据药物和食物的气味厚薄和性味差异进行分类的思想。 （2）药食五行五味说 五行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物质运动观。五行学说认为，大自然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类要素所构成，随着这五类要素的盛衰，大自然不断运动，不断发生变化，不但影响到人的命运，同时也使宇宙万物循环不已。 现存文献中，最早论及五行理论的书籍是《尚书》。《尚书·洪范》载：“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传：皆其生数）。水曰润下，火曰炎上（传：言其自然之常性）。木曰曲直，金曰从革（传：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土爰稼穑(传：种曰稼，敛曰穑，土可以种，可以敛)。润下作咸（传：水卤所生），炎上作苦（传：焦气之味），曲直作酸（传：木实之性），从革作辛（传：金之气），稼穑作甘（传：甘味生于百谷）。”这样，五行学说就将构成世界的物质，根据其不同特性分为五类：具有生长、升发、条达、舒畅等作用或性质的事物属木，具有温热、升腾作用或性质的事物属火，具有生化、承载、受纳作用或性质的事物属土，具有清洁、肃降、收敛等作用或性质的事物属金，具有寒凉、滋润、向下运行特性或性质的事物属水。 《黄帝内经》将五行学说这一哲学观念引入中医药学领域，在宇宙唯物观的基础上，借助五行的归类，揭示药物的功用和配合关系并用以维持人体内外环境的平衡，并将世界上万事万物与五行联系起来。如《素问·金匮真言论篇》将五方、五色、五脏、五窍、五味、五类（五行）、五畜、五谷、五星曜、五音、五数、五体、五臭等联系起来，体现了事物普遍联系性的观点： “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 “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藏精于心，故病在五脏，其味苦，其类火，其畜羊，其谷黍，其应四时，上为荧惑星，是以知病之在脉也。其音徵，其数七，其臭焦。” “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故病在舌本，其味甘，其类土，其畜牛，其谷稷，其应四时，上为镇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其音宫，其数五，其臭香。” “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藏精于肺，故病在背，其味辛，其类金，其畜马，其谷稻，其应四时，上为太白星，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其音商，其数九，其臭腥。” “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故病在溪。其味咸，其类水，其畜彘，其谷豆。其应四时，上为辰星，是以知病之在骨也。其音羽，其数六，其臭腐。” 这样，就以五行学说为中心，将五谷、五果、五畜、五菜、五味、五色等分属于五行，并与五脏等联系起来，对中医药食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灵枢·五味》等篇中也有大量类似的联系，兹将各篇中五行与自然界、人体、食物等的配属关系部分总结如下：
表中，部分内容因各章节中略有出入，所以重出，如耳既可为心之窍，又可为肾之窍；麦为肝之谷，又为心之谷；黍为心之谷，黄黍又为金之谷；鸡为肝之畜，又为金之畜等。因主要分歧在于食物的五行归属，所以影响不大。 五行学说是中医药基础理论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以五行学说对饮食物的研究为例，五行学说不仅阐述了不同食物的营养价值，如《素问·藏气法时论》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养气。”根据五行理论，当五脏虚损时，可以用所对应的谷果畜菜补脏气之虚，通腑气之滞，如《灵枢·五味》指出：“脾病者，宜食粳米饭、牛肉、枣、葵；心病者，宜食麦、羊肉、杏、薤；肾病者，宜食大豆黄卷、猪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黄黍、鸡肉、桃、葱。”这就是所谓的“五宜”。 另外，当五脏出现病变时，还可根据五行生克制化规律来指导饮食，如肝病多实，肝气易乘脾，当先实脾，所以“肝色青，宜食甘，秔米饭、牛肉、枣、葵皆甘。”心病多虚，可补母以实子，所以“心色赤，宜食酸，犬肉、麻、李、韭皆酸。”脾病久则肾虚，可补肾防传变，所以“脾色黄，宜食咸，大豆、豕肉、栗、藿皆咸。”肺病久则多反侮于心，可补心以防病情加重，故“肺色白，宜食苦，麦、羊肉、杏、薤皆苦。”肾病多虚，可补母以实子，使金水相生，所以“肾色黑，宜食辛，黄黍、鸡肉、桃、葱皆辛。”总之，五味入胃，各归所喜，可养所归之脏，所以《素问·生气通天论》说：“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 《黄帝内经》的五味理论对不同滋味和气臭的药食认识已十分深刻，奠定了五味学说和五臭学说的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气味养人理论。 《六节脏象论》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二、五味所入理论。 《灵枢·五味》说：“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素问·宣明五气篇》等强调了药味和五脏的相关性，“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是为五入。”五味所趋论还成为后世归经学说之先导。《内经·至真要大论》则指出，五味不仅养人，也可损人：“夫五味入胃，各归其所喜攻，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入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 三、五味偏嗜理论 由于五味的功用各有不同，所以应均衡营养，调和五味，不偏食暴食。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提出，“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致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 相反，如果偏嗜五味，日久会导致五脏之气有余，这就是“气增而久，夭之由也”。具体而言，过食酸则伤筋，过食苦则伤气，过食甘则伤肉，过食辛则伤皮毛，过食咸则伤血。这种本脏之味自伤本脏的情况，称为“五走”或“五伤”。 此外，偏嗜五味，也可通过五行生克制化的关系，伤及其它脏腑，这就是“五过”：“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肉皱而唇揭；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皮槁而毛拔；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平，骨痛而发落；味过于辛，筋脉沮绝，精神乃失，筋急而爪枯；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脉凝涩而变色。” 四、五味功用理论 《素问·藏气法时论》等篇多处有“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的记载。 五、五味所禁理论 正是由于五味分属五行，各有其用，因而也各有其宜忌。如《素问·宣明五气论》提出：“五味所禁：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咸走血，血病无多食咸；苦走骨，骨病无多食苦；甘走肉，肉病无多食甘；酸走筋，筋病无多食酸。是谓五禁，无令多食。” 六、四时饮食理论 如果进一步将五时、五味、五行、五脏相联系，则五时人体在饮食方面的宜忌是：春宜省酸增甘以养脾，夏宜省苦增辛以养肺，秋宜省辛增酸以养肝，冬宜省咸增苦以养心，四季宜省甘增咸以养肾。 七、五臭理论 五臭，也称“五气”，是指通过嗅觉体验到的药物的五种气味，即臊、焦、香、腥、腐。根据《素问·金匮真言论篇》，肝之臭为臊，心之臭为焦，脾之臭为香，肺之臭为腥，肾之臭为腐。 2、《黄帝内经》十三方体现的中医药理学思想 在药物的具体应用上，《黄帝内经》载方十三首，分别是汤液醪醴、鸡矢醴、四乌贼骨一芦茹丸、生铁洛饮、泽术麋衔散、兰草汤、左角发酒、小金丹、寒痹熨法、马膏膏、半夏秫米汤、豕膏、蔆翘草根饮。后世医药学家这些方药中蕴含的中医药理学思想多有阐述，中医药学理论在这些方中已得到了体现。现就内经十三方中所蕴含的中医药理论概述如下： （1）汤液醪醴 《素问·汤液醪醴论篇第十四》说：“黄帝问曰：为五谷汤液及醪醴奈何？岐伯对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坚。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时，故能至坚也。” 这段经文的大意是说，汤液和醪醴，都是以五谷作为原料制成的。怎样用五谷熬制上乘的汤液醪醴呢？一定得用稻米作原料，用稻草作燃料。稻米要用完好的，稻草要用坚韧的。怎样才能达到这两个要求呢？如果稻米的生长得天地醇和之气，生长在高下得宜的地域，它的质量才能达到最优。而稻草按时收割，则质地坚韧，火力才能强劲而绵久。 本方其实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方，但是它指出：如果要制作出上乘的五谷汤液醪醴，必须使用优质的稻米为原料，以优质的稻草为燃料。生于高下得宜之地域，长养于天地醇和之气中，适时采收稻米和稻草，以这样的稻米和稻薪来人作为原料和燃料，制作出来的汤液醪醴，才能最大程度的达到颐养人身、治病祛疾的目的。 实际上，汤液醪醴的方论涉及了一个重要问题：不论药物、食物，它们的质量均受其生长环境、气候、采收时节、制作方法的影响，这些都是中医药理学的重要内容。 （2）鸡矢醴 《素问·腹中论篇第四十》说：“黄帝问曰：有病心腹满，旦食则不能暮食，此为何病？岐伯对曰：名为鼓胀。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以鸡矢醴，一剂知，二剂已。帝曰：其时有复发者，何也？岐伯曰：此饮食不节，故时有病也。虽然其病且已时，故当病气聚于腹也。” 鸡矢，即鸡屎。古人发现，鸡为杂食类动物，消化能力特强，肉食、草食、甚至砂石均可消化，鸡屎则是其消化吸收后排泄的残渣，其中含有化物的余气。所以鸡屎能助消化，排积滞。醴即甜酒，为五谷所化，故能化五谷，味甘则能健运脾胃，气辛能行气散滞。鸡屎与醴合煎取汁，则积滞消而胃肠得运，所以能治疗饮食不节，食气不消而形成的鼓胀等证。 关于鸡屎入药，人多以鸡屎为臭秽之物而厌之，所以药肆之间多有不备。但本品农村易得，市井间在菜市场屠鸡者也易得。临床观察到，消化不良致腹部胀满者，实为食物积滞成秽浊之物而不下，患者常有嗳腐吞酸，嗳出气体中常夹杂腐浊的酒气，用鸡矢醴方来治疗，取鸡屎消食通便，取醴以消酒秽之气，实为“以秽治秽”的代表方，符合中医药理学的理念。 （3）四乌贼骨一芦茹丸 《素问·腹中论第四十》说：“帝曰：有病胸胁支满者，妨于食，病至则先闻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肢清，目眩，时时前后血，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时，有所大脱血。若醉入房中，气竭伤肝，故月事衰少不来也。帝曰：治之奈何？复以何术？岐伯曰：以四乌贼骨一芦茹，二物并合之，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为后饭，饮以鲍鱼汁，利肠中及伤肝也。” 上段所论的疾病，很难用现代的某一种病概括，但原文命病名为“血枯”。其成因，原文中说或因年少时大脱血，或因醉后行房，肝肾精血耗伤所致，所以如果患者是育龄期女性，可有月经过少甚至停经。肝体阴而用阳，肝失血养，则疏泄失职，出现肝脾不调则胸胁支满而妨于食；胃肠之气不顺而上逆，浊气上逆，故闻腥臊臭；肝虚则目眩，肝不藏血且肾气不固故时时前后血。肾不藏精则出清液，虚阳上越故唾血而四肢清。治疗用方后世称四乌贼骨一芦茹丸。 乌贼骨，又名海螵蛸，为方中主药，是乌贼的内贝壳。乌贼水生、色乌且微咸，故入肾，能吐墨汁则补肾力更强；取其骨，骨为肾所主，则是取乌贼补肾之精华部分；其味涩而能固精止血。芦茹即茜草，为多年生攀援草本植物之根及根茎，表面红棕色或暗棕色，皮部紫红色，木部浅黄红色。茜草汁可染绛，可见其含红色液汁多，故可补血。茜草有多数散在的小孔，故有通利之用。合而言之，茜草能补能通。雀卵，实为未发育的麻雀胚胎，内含先天生殖之精，故能补益精血。鲍鱼是一种海洋贝类，常附于岩石之上，附着力惊人。任凭狂风巨浪袭击，都不能把它掀起，虽无筋骨，而定力倍强，故能补益“作强之官”——肾。 张志聪分析本方中药物说：“乌贼骨，乌贼鱼之骨也，盖乌者肾之色，骨乃肾所生，主补益肾脏之精血者也。芦茹，一名茜草，又名地血，汁可染绛，其色紫赤，延蔓中空，乃生血通经之草也。夫鱼乃水中动物，属阴中之阳，血中之气……夫飞者主气，潜者主血，卵白主气，卵黄主血……故丸以雀卵者，因气竭肝虚，补血而补气也。……鲍鱼味咸气臭，主利下行，故饮以鲍鱼汁以利肠中，而后补肝之伤也。” （4）生铁洛饮 《素问·病能论篇第四十六》说：“帝曰：有病怒狂者，此病安生？岐伯曰：生于阳也。帝曰：阳何以使人狂？岐伯曰：阳气者，因暴折而难决，故善怒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夺其食即已。夫食入于阴，长气于阳，故夺其食即已。使之服以生铁洛为饮，夫生铁洛者，下气疾也。” 生铁洛，即生铁落，即煅铁时打下的铁屑。关于生铁落的作用，原文中 “下气疾”三字，后世有两种解释，一是将“疾”释为“病”，如马莳说：“生铁落者属金，金能克木，则肝气可下而怒不至甚，以其性之能下气疾，故可为饮以服之也。”二是将“疾”释为“速”，如张志聪说：“夫所谓怒狂者，肝邪上乘于心，铁乃乌金，能伐肝木，故下肝气之疾速也。”不管是哪种释义，均认为是以重镇之金，以平肝木之逆，体现了《内经》对药物奏效机理的认识特点。 李时珍《本草纲目》“铁落”条下解释生铁落饮的功用时说：“阳气怫郁而不得疏越，少阳胆木，挟三焦少阳相火、巨阳阴火上行，故使人易怒如狂，其巨阳、少阳之动脉，可诊之也。夺其食，不使胃火复助其邪也。饮以生铁落，金以制木也。木平则火降，故曰下气疾速，气即火也。” 因肝木旺则克脾土，所以用生铁落治疗疾病，可“借铁虎之气以制肝木，使不能克脾土，土不受邪”，则不仅火可降，而且痰可消，食可下，所以怒狂得愈。质重之物具有潜降之性，金能平木，木平则土不受邪而能健，这些都是中医药理学的重要理论之一。 （5）泽术麋衔散 《素问·病能论第四十六》中在“生铁洛饮”后一段接着说：“有病身热解堕，汗出如浴，恶风少气，此为何病？岐伯曰：病名曰酒风。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泽泻、术各十分，麋衔五分，合以三指撮，为后饭。” 王冰指出，“酒风，饮酒中风者也。”即饮酒后伤于风邪所出现的一种病证，酒风与《伤寒论》伤寒中风有相似之处，主要症状是全身发热，身体倦怠无力，大汗如浴，恶风，少气。这是因为酒为湿热之物。湿热酒毒伤筋，筋脉弛纵，则身体懈堕倦怠无力；湿热郁蒸，则汗出如浴，汗多则卫气虚而恶风；湿热伤气，故气衰而少气。 酒风的治疗用方，后世冠名为“泽术麋衔散”。方中各药的作用，据《神农本草经》，泽泻“味甘寒，主风寒湿痹，乳难，消水，养五脏，益气力，肥健。”术“味苦温，主风寒湿痹死肌，痉疸，止汗，除热。”糜衔“味苦平，主风湿痹，历节痛，惊痫，吐舌，悸气，贼风。”因此，用上述药物治疗酒风，是十分精当的，但本方并未涉及药物的功能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该方的服用方法，“合以三指撮，为后饭”，显然是将三药研末，每次三指撮，饭后服用。本方在服法方面，提出了“为后饭”，这是我国对服药时间的最早记载。马莳指出，“此证在表，先服药则入里，故后饭者药在饭后也。”本方为散服，取“散邪”之义；药量小，取“轻扬”之义；饭后服，取力浮于上之义。以上皆符合中医药理理论。 （6）兰草汤 《素问·奇病论篇第四十七》说：“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气之溢也，名曰脾瘅。夫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治之以兰，除陈气也。” 瘅，是热病。脾瘅，即脾胃湿热证。它主要的症状就是口中时有甜味，舌苔腻。其成因多由肥甘厚味太过，助热生湿，脾气滞而不能输布津液，上溢于口，而见口甘之症。治用一味兰草，煎汁内服，可以清化湿热，消胀除满。 兰草是中国古人很早就应用于生活的植物。因其气味芳香，古人常将它装入香囊佩带身边，具有芳香化浊辟秽的功效，故又名“佩兰”。战国末期楚国屈原《离骚》中即有“纽秋兰以为佩”的诗句。此外，将佩兰置于枕芯做成药枕，可起到芳香行散、开窍提神之功效；将佩兰煎水沐浴，可起到开窍提神、祛风散邪等作用。佩兰气芳香故能入脾而行散，味微苦故性凉而能清，质燥故能燥湿化浊，合而能醒脾化湿辟浊，可治疗脾胃湿热引起的口中甜腻等证。原文中“除陈气也”，这是中医药理学理论中芳香化浊、芳香除秽理论的直接体现。 （7）左角发酒 《素问·缪刺论篇第六十三》说：“邪客于手足少阴、太阴、足阳明之络。此五络皆会于耳中，上络左角，五络俱竭，令人身脉皆动，而形无知也，其状若尸，或曰尸厥。刺其足大指内侧爪甲上，去端如韭叶。后刺足心。后刺足中指爪甲上各一痏。后刺手大指内侧，去端如韭叶。后刺手心主少阴锐骨之端各一痏，立已。不已，以竹管吹其两耳，鬄（同“剃”）其左角之发，方一寸，燔治，饮以美酒一杯，不能饮者灌之，立已。” 这是《黄帝内经》针刺、药物结合治疗厥证的范例。原文提到，手足少阴、太阴和足阳明五络，皆会于耳，上络于左额角。若邪气侵犯，五络闭塞不通，导致昏厥不醒。因血脉并未闭塞，所以全身血脉仍在正常搏动。在治疗时，先针刺足太阴脾经的隐白穴（井穴），再刺足少阴肾经的涌泉穴（井穴），再刺足阳明胃经之厉兑穴（井穴），再刺手太阴肺经之少商穴（井穴），再刺手少阴心包经之中冲穴（井穴）、心经之神门穴（俞穴）。经以上治疗若还不苏醒，可剃其左角之发，约一方寸，烧制为末，以美酒一杯同服，如口噤不能饮，则灌之。 众所周知，发为血之余，所以能治血病。而发细如络，故头发善走络脉。而头发经烧制为末，即为血余炭，为止血消瘀之良药。《神农本草经》谓人的头发“味苦温，主五癃、关格不通，利小便水道，疗小儿痫、大人痓，仍自还神化。”张志聪指出，因为发为血之余，“盖血者神气也，中焦之汁，奉心神化赤而为血，故服之有仍归于神化之妙。”但为什么要取左额角的头发呢？因前文提到“五络皆会于耳中，上络左角”，五络有余之气血，灌注于发根，从而长出左角的头发。所以左额角的头发与左额角的气血灌注有密切的联系，这就是所谓的“同气相求”。在五条正经已通过针刺疏通，而五络之气血不能交会灌注于清窍（耳）的情况下，用管吹其两耳以助五络使气复通，再用美酒引药力走行皮表络脉，用左额角头发所制的血余炭直趋左额角消瘀通络，最终络脉得通，气血得续，而人之神明得复。本方中所寓含的中医药理是十分深刻的。 （8）小金丹 《素问遗篇·刺法论篇第七十二》介绍五疫不相染易（预防传染病）的方法：“又一法小金丹方：辰砂二两水磨，雄黄一两，叶子雌黄一两，紫金半两，同入盒中，外固了，地一尺，筑地实，不用炉，不须药制，用火二十斤煅之也。七日终，候冷，七日取，次日出盒子，埋药地中，七日取出，顺日研之。三日，炼白沙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东吸日华气一口，冰水下一丸，和气咽之，服十粒，无疫干也。” 本方所用雄黄与雌黄，实为一物，二者为共生矿物，有“矿物鸳鸯”之称。其区别主要是，产于山之阳者为雄黄，产于山之阴者为雌黄；雄黄红色或橘红色，雌黄则为黄色。《本草纲目》说：“雌黄、雄黄同产，治病则二黄之功亦仿佛，大要皆取其温中、搜肝、杀虫、解毒、祛邪焉尔。”所以现代已将二者合用为雄黄。 小金丹的炼制和服食方法，大有古代道家炼丹和服食的风范。将朱砂、雄黄、雌黄、紫金（金箔），研细，放入盒中（多用瓷罐）封固。在地上挖一个坑，约尺许，将盒子置于坑内，封以薄土，筑实。另用桑柴或桑炭烧地面，到第七日后，候冷，把罐取出，将药刮出，入于另一罐，再埋于地下，七天后再取出药物，研细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服法：每晨当太阳初出时，面向东方，吸一口气，用冷水和气送下一丸，共服十粒。方中四味药物，特别是朱砂、雄黄、雌黄，是辟瘟防疫常用的药物。后世治疗温病的至宝丹、安宫牛黄丸实际上都是在小金丹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解释安宫牛黄丸时说：雄黄，是石中具有香味的药物，能使闭固之邪热温毒透达而出，具有消邪秽的作用。而“朱砂补心体，泻心用，合金箔坠痰而镇固……”芳香辟秽、重镇安神、土消火毒等中医药理学思想在本方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如果不了解中医对药物的功用的认识特点，是无法理解本方用药及制作丹药、服食的深意的。 （9）寒痹熨法 《灵枢·寿夭刚柔篇第六》说：“寒痹之为病也，留而不去，时痛而皮不仁……用淳酒二十斤，蜀椒一升，干姜一斤，桂心一斤。凡四种皆口父咀，渍酒中，用棉絮一斤，细白布四丈，并内酒中，置酒马矢煴中，盖封涂，勿使泄，五日五夜，出布棉絮曝干之，干复渍以尽其汁，每渍必晬其日，乃出干，干并用滓与棉絮，复布为复巾，长六七尺，为六七尺巾，则用之生桑炭炙巾，以熨寒痹所刺之处，令热入至于病所。寒复炙巾以熨之，三十遍而止。汗出以巾拭身，亦三十遍而止。起步内中无见风，每刺必熨，如此病已矣。” 我国是最早酿制酒的国家之一。酒为五谷所酿，五谷味甘，经酿制后甘味转淡而辛味增，辛甘（淡）合化为阳，所以酒性热。酒入于喉则灼热，其性热亦可知。寒冬水凝而酒不冻，也是酒性热的征象。酿酒时蒸腾的酒气遇冷凝集，而后收集而成酒，且酒轻于水（密度小于水），故酒性上浮。又酒轻于水而又溶于水，酒入体内，血液载酒气无处不到，尤善走头面及体表，所以风寒湿痹中常用之，可以药酒口服，或以药酒外用，均可增加药物的疗效。 本方中蜀椒、干姜、桂心三味均为辛热之物，又得酒力及炭火的热力，装入夹袋中，在针刺前后，熨贴患处，久久施行（三十遍），则营卫通，汗液出，寒痹自能痊愈。此方虽然制作较繁，然其理法，颇有深意。 （10）马膏膏 《灵枢·经筋篇第十三》篇说：“足阳明之筋……其病足中指支胫转筋，脚跳坚，伏兔转筋，髀前肿，溃疝，腹筋急，引缺盆及颊，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热则筋纵目不开。颊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有热则筋弛纵，缓不胜收，故僻。治之以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涂；其缓者，以桑钩钩之，即以生桑炭置之坎中，高下以坐等，以膏熨急颊，且饮美酒，噉美炙食，不饮酒者自强也，为之三拊而已。” 张介宾说：“马膏，马脂也。其性味甘平柔润，能养筋治痹，故可以膏其急者。白酒、辣桂，性味辛温，能通经络，行血脉，故可以涂其缓者。桑之性平，能利关节，除风寒湿痹诸痛，故以桑钩钩之者，钩正其口也。复以生桑火炭，置之地坎之中，高下以坐等者，欲其深浅适中，便于坐而得其缓也。然后以前膏熨其急颊，且饮之美酒，噉之美肉，皆助血舒筋之法也。虽不善饮，亦自强者。三拊而已，言再三拊摩其患处，则病自已矣。” 李时珍《本草纲目》说：“《灵枢》无注本，世多不知此方之妙。窃谓口颊喎僻，乃风中血脉也。手足阳明之筋络于口，会太阳之筋络于目。寒则筋急而僻，热则筋缓而纵。故左中寒则逼热于右，右中寒则逼热于左，寒者急而热者缓也。急者皮肤顽痹，荣卫凝滞。治法急者缓之，缓者急之。故用马膏之甘平柔缓，以摩其急，以润其痹，以通其血脉。用桂酒之辛热急束，以涂其缓，以和其荣卫，以通其经络。桑能治风痹，通节窍也。病在上者，酒以行之，甘以助之；故饮美酒，啖炙肉云。” 本方名马膏膏，其主要药物为马膏不言自明。后世本品少入药用。按张介宾和李时珍的说法，马脂也性味甘平柔润，能养筋治痹，此说诚然是对的。但如果说动物的脂肪都有柔润之性而能濡养经筋，那为什么偏要用马膏，而不用更易得的猪膏、牛膏、鸡膏呢？实际上，马为火畜，其性主动，其能日行千里，全赖体内贮存的马膏在活动中源源不断的供给筋以能量，所以能马膏最能养筋。 （11）半夏秫米汤 《灵枢·邪客篇第七十一》说：“今厥气客于五脏六腑，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跷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其汤方：以流水千里已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为一升半，去其滓。饮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为度。故其病新发者，覆杯则卧，汗出则已矣，久者三饮而已也。” 本方中半夏、秫米、长流水均不是治疗失眠的常用药物，但本方治疗失眠为什么会有很高的疗效？后世医家对此方用意多有阐述。卫气行于阳则寤，行于阴则寐。如厥逆之气入侵脏腑，迫使卫气行于阳分，不得行于阴分，则阳盛于外阴虚于内而不得眠。考《礼记·月令》：“五月半夏生”，即是秉火之气而生；而其根成于八月，即是得金之气以成，其性味辛温，正说明合金火之气味。五月为阳入阴之时，故凡阳不入阴者皆可借用，而失眠正是由于阳不入阴所致，故治之有效。方中秫米，即今之高粱，在五谷中，其结实最高，主下垂，由于五谷趋胃，最能和胃，中焦为阴阳交通之枢纽，故以高粱引阳气下行；秫米与半夏都能熬出粘的汤汁，具有“滑”的性质。流水千里已外者，其性主动，其性趋下，扬之万遍（《金匮要略》称为“甘澜水”），则其水性更灵活，其流畅而无阻滞；煎煮的燃料与药效有没有关系？苇是管状空心之物，具有“通”的性质，所以可以之煎药而加强药效。正是因为中国医学对于失眠的病理解释是“阴阳之气不通”，因此半夏秫米汤各药物的组合，能纠正体内“阴阳之气不通”的病态，共奏引阳入阴之功，故能治不眠之证。如果不了解中医对药物发挥功用的原理的认识，是不可能理解半夏秫米汤的组成和制作方法的。 （12）豕膏 《灵枢·痈疽篇第八十一》中说：“痈发于嗌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为脓，脓不泻，塞咽，半日死。其化为脓者，泻则合豕膏冷食，三日而已。……发于腋下赤坚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砭石，欲细而长，疏砭之，涂以豕膏，六日已，勿裹之。” 豕膏，即猪油。猪在五畜之中最惰而肥，五行中属水而气凉。猪脂为猪之余气所生，故其性凉。猪油味甘而能补虚，为油脂而有润燥之性，性凉而有解毒之功，可用治脏腑枯涩，大便不利，燥咳，皮肤皲裂等病证。咽部急性化脓性感染，如果脓泻后，再加用猪油冷食。这主要是借猪油的润滑之性，载脓液下行，使邪由下而出，同时取猪油之甘凉之性，缓咽中之不适。腋下生米疽，用砭石刺破脓头后，继用猪油涂敷局部，同时使脓头透气，从而引流通畅，是取猪脂油润寒凉之性，围箍收束火毒，使火毒从溃口而出。 （13）蔆翘草根饮 《灵枢·痈疽篇第八十一》中说：“发于胁，名曰败疵，败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痈脓。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剉蔆翘草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煮之，竭为取三升则强饮，厚衣坐于釜上，冷汗出至足，已。” 本条论用蔆翘草根治疗胁痈。李杲说：“胁者，肝之部也，如人多郁怒，故患此疮。”郁气化火毒，气血壅滞成脓，故成胁痈。 马莳认为，蔆翘即连翘，“蔆翘草根各一升”是指用连翘及其草根各一升。但张志聪认为，蔆乃水草（菱角），翘即连翘。究竟哪一种说法为是，尚存疑。考虑到《神农本草经》菱未入药，且无发汗的作用，所以以马莳之说较为可靠。 连翘，《神农本草经》谓其“味苦平，主寒热，鼠瘘，瘰疬，痈肿，恶创，瘿瘤，结热，蛊毒。”后世因其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疏散风热之力著，有“疮家圣药”之誉。连翘若在秋季果实初熟尚带绿色时采收，除去杂质，蒸熟，晒干，习称“青翘”；青翘色青入肝，可兼平肝气。果实熟透时采收，晒干，除去杂质，习称“老翘”。老翘色黄入脾，可兼清脾热。古时也有用连翘之根者，名“翘根”、“连轺”，《神农本草经》说其“主治下热气，益阴精，令人面悦好，明目，久服轻身耐老。” 连翘味淡微苦，故其性凉；质轻而气香，故而升浮而有宣散之力。连翘根系发达，性与连翘相近，通络散结之力更强。二者合用，治疗痈脓，有清热解毒、散结消痈之效，重用时汗出病解。尤其是用青翘，更切中胁痈的病机。李时珍说，“连翘状似人心，两片合成，其中有仁甚香，乃少阴心经、厥阴包络气分主药也。诸痛痒疮皆属心火，故为十二经疮家圣药，而兼治手足少阳手阳明三经气分之热也。”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连翘解”说：“连翘形圆而尖，其状似心，故善清心热。……为其气薄体轻，具有透表作用；壳内有房，房中有粒状小心，捻碎嗅之辛香有油，是以借此芳香之力可解郁热；因含油质，故发汗时较他药柔和而绵长也。” 无庸讳言，尽管《黄帝内经》十三首充分体现药学理论，但这些理论并没有在原文中得到充分发挥，相反，是后世医家根据中医药理理论，结合个人的理解，才得以揭示内经用药之秘。 3、《神农本草经》的药理阐释雏形《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中药专书，它总结了汉代以前的本草学成就，被认为是第一部中药学专著。其上卷为药物理论，初步涉及了有毒无毒、君臣佐使、七情合和、四气五味等属于中医临床药理学范畴的内容。其中性味药理是依据反映药物内在性质的性、味来解释药物的作用机理，是古代中医药学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对后世本草学理论发展影响很大。继陶隐居《本草经集注》之后，历代医家特别是主流本草，多效法其逐条注释、阐发，使中药药性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 《神农本草经》对中医药理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对四气五味理论十分重视，不但在序例里有总结性的阐述，而且还为绝大部分药物标定了性味。 2.对药物的生长环境和地域十分重视。全书虽对每种药物的描述极为简略，但每种药物必标明其味（酸苦甘辛咸）和性（寒热温凉），并说明其生长地域和环境。如对朱砂的描述：“丹沙味甘微寒。治身体五脏百病。养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杀精魅邪恶鬼。久服通神明不老。能化为汞。生山谷。”再如对菖蒲的描述：“菖蒲味辛温。主治风寒湿痹，咳逆上气，开心孔，补五脏，通九窍，明耳目，出音声。久服轻身，不忘，不迷惑，延年。一名昌阳。生池泽。” 但是，气味和生境到底是如何影响药物功用和疗效的，《神农本草经》没有进一步的阐述，体现了当时的临床药理还处于很不成熟的状态。《神农本草经》的序例和正文中更没有谈到药物的形态辨认等与中药功用密切相关的物种特征。 高晓山《中药药性论》认为，《神农本草经》的体例成为后世本草的基本模式。三品（上品、中品、下品）分类是最早的按功能、效用分类药物方法。《神农本草经》明确提出君臣佐便、七情配合、四气五味、有毒无毒、采收真伪、制剂、剂量、服药制度、药性运用规律等一系列药性理论纲领和运用，为后世药性理论的奠基著作，至今仍是最重要的经典著作，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 客观的说，《神农本草经》除了初步涉及中药药理的相关概念外，并没有进一步的论述，其对中医药理学的贡献还是很小的。 第二节 唐和五代时期：对药性理论的进一步阐释及法象探索1、陶弘景开药效推药性、物性证药性先河《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以降，中医药理学缓慢的发展着。 陶弘景(456年～536年)，中国南朝齐、梁时期的道教思想家、医药家、炼丹家、文学家，帮助修订《本草集注》。他的思想结合老庄哲学和葛洪的神仙道教，杂有儒家和佛教观点。陶弘景对历算、地理、医药等都有一定研究，曾整理古代的《神农本草经》，并增收魏晋间名医所用新药，成《本草经集注》七卷，共载药物730种，并首创沿用至今的药物分类方法，以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实分类，对本草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本草经集注》原书已佚，仅在敦煌发现残本。但其内容为历代本草书籍收载，得以流传。 陶弘景是目前已知的最早讨论具体药物药理的医家。从陶氏的少数药物“气”(性)成因的论说中，依然可以窥见古代早期判断药性的主要途径。他讨论药物的功用的方法有： 1、从药物效应反推药性温凉寒热：如陶氏对“丹参”的药性，是从服用该药后的效应来推断。他认为“丹参”一药，“时人服多眼赤，故应性热”。多服眼赤，是该药物性热引起的副作用。但《神农本草经》记载该药之性为“微寒”，所以陶氏认为：“今云微寒，恐为谬矣[U1] ”。考丹参一药的功效，《神农本草经》记载为：“主心腹邪气，肠鸣幽幽如走水，寒热积聚，破癥除瘕，止烦满，益气”；《名医别录》记载为：“养血，去心腹痼疾，结气，腰脊强，脚痹，除风邪留热。久服利人。”从《神农本草经》记载的该药主治来看，确实很难测知该药之性的寒热。《名医别录》所载之效，只有“除风邪留热”可以视为药性微寒的证据。撇开丹参究竟是性凉还是性热而言，陶弘景从久服丹参之后的效应，推断该药性热，为后世判断药性开一大法门。 陶弘景所处的时代，炼丹、服石之风颇为流行。“玉屑”在当时就被养生家们用来服用。《神农本草经》说玉屑“平”。陶氏对此提出异议：“虽曰性平，而服玉者亦多乃发热，如寒食散状[U2] 。”同样是根据服用玉屑的效应来推断该药实际上是具有“寒食散”一样的热性。因此，陶氏告诫说：“金玉既天地重宝，不比馀石，若未深解节度，勿轻用之。” 陶氏推定药性的主要依据是观察临床治疗效果。例如，陶氏指出：“生漆毒烈，人以鸡子和服之去虫，犹有啮肠胃者。畏漆人乃致死[U3] 。”因为《神农本草经》记载干漆能“去蛔虫”，所以有人用鸡蛋与生漆同服，结果对肠胃产生伤害，禀赋对漆过敏的人甚至可以导致死亡。陶氏客观地记载了生漆应用后的这些不良后果，认定“生漆毒烈”。再如“蒜”条，陶氏说：“性热，主中冷。”也是通过蒜能治中冷之病，确定其性热。 2、以物性映证药性：这一方法，不是依据药物入腹后的效应，而是根据药物表现于外的各种特性进行推导。陶氏较多地运用了这种方法。例如“酒”，陶氏说：“大寒凝海，惟酒不冰，明其性热独冠群物。药家多须，以行其势。人饮之，使体弊神昏，是其有毒故也。昔三人晨行触雾，一人健，一人病，一人死。健者饮酒，病者食粥，死者空腹。此酒势辟恶，胜于食。”这里采用了三种思维方式来推导药物的性质与功用：①根据物理性质（酒的凝固点较低）推导其内性（属于热）。我国古代很早就发现，酒精浓度越高，凝固点越低。因此，古人曾有意识地将一般的酒冷冻，然后取其中未凝冻的部分(酒精浓度更高)，制成所谓“冻酒”。此酒记载见《梁四公记》，说是高昌国所献，乃“入风谷冻成者，终年不坏”，可见其酒精浓度之高。冻酒出现于陶弘景所在的时代，可见当时的人们己经关注到酒凝固点比较低的特性，并将其作为解释酒性热的原因。②根据用药反应（体弊神昏）推导其毒性。③根据回顾性对照试验（三人晨行触雾，一人饮酒，一人食粥，一人空腹，结局不同）推导其功用。 用物理特性解释药性的例子还有凝水石。凝水石，《神农本草经》载其性寒，《名医别录》载其性大寒，所治疾病多为热性。陶弘景解释说：“此石末置水中，夏月能为冰者佳”。提示本品具有很强的寒性。凝水石为盐类矿物，其粉末置于水中，超过一定的浓度就会析出结晶。这一现象被认为是能使水结成冰。在古本草中，许多盐(卤石)类也都具有这一特性。此类物质(如芒硝、玄明粉、食盐等)可以清热，所以都属于寒性物。 与凝水石能令水为冰特性相反的例子是“矾石”。“矾石”是早期本草中热性矿物的代表药。《神农本草经》载矾石性大热，《名医别录》载其“生温、熟热”。陶弘景认为：“生矾石内水中令水不冰，如此则生亦大热。”这里根据矾石溶液的凝固点降低，从而判断矾石性温热。 在古人用来解释药性的自然现象中，实际上一部分是发生了化学化应。如“石灰”，陶氏说：“以水沃之，即热蒸而解末矣。性至烈，人以度酒，饮之则腹痛下痢。”生石灰遇水后，热气蒸腾，分解为粉末。这一现象在古人看来，是性极热的表现，因此陶氏认为石灰的药性非常强烈。 “冬灰”也是如此。陶氏说：“此即今洗衣黄灰尔，烧诸篙、黎，积聚炼作之，性亦烈，又荻灰尤烈。欲销黑痣、玩赘，取此三种灰和水蒸以点之即去，不可广用，烂人皮肉。”“冬灰”是将各种篙草、黎草烧成灰，含有非常强烈的碱性，可以用来洗涤衣物。同时也可以用来腐蚀肌肤，点去痣疵，因此陶氏判断此物“性亦烈”。后世还根据“冬灰”或“草木灰”的烈性能洗脱颜色的现象，在制作天然颜料等方面有进一步的发挥。 药物的形体特性，也能用来解释药性。陶氏在“莼”条载说：“性寒，又云冷补，下气，杂鳢鱼作羹，亦逐水而性滑，服食家不可多啖。”这里提到的“性滑”，一语双关。“莼”之体性柔滑，尤其是食用口感极滑，因此其性也被认为滑利。所以陶氏告诫“服食家不可多啖”。 3、凭色定性：古代本草药物中，受五行学说的影响，有一药分五色之例(如五芝、五色石脂、五色符等)。但这类药物很少有实用价值，故虽见载于古本草，却很少有人实际运用。然而《本草经集注》记载了几味药，分成白、赤二色，却影响极大。例如“茯苓”，陶弘景云：“白色者补，赤色者利，世用甚多。”类似茯苓分赤白的例子还有术、芍药。陶弘景云：“术乃有两种：白术，叶大，有毛而作桠，根甜而少膏，可作丸散用。赤术，叶细无桠，根小，苦而多膏，可作煎用。”“赤术”即后世的苍术。“芍药”条下，陶弘景说：“茅山最好，白而长大。余处亦有而多赤，赤者小利，俗方以止痛，乃不减当归。”既言“赤者小利”，显然也包含有白补赤利区别。 4、以生熟、干柔定药性：以药物的生熟区分药性，首见于《名医别录》。陶弘景论药性，也涉及到药物的生熟。例如“柿”，陶弘景云：“柿有数种，云今乌柿，火熏者，性热……日干者性冷……生柿弥冷”。经过炮制之后，药物其性转温，是多见的药性转换法。陶氏此说，又添一例。 此外，陶氏提到：“干苔性热，柔苔甚冷也。”何谓干苔，何谓柔苔？陶弘景并没有交代得很清楚。有可能干苔乃干燥之后的海苔，柔苔乃新鲜湿柔的海苔。陶氏认为海苔之干、柔不同，药性不同，但后世响应者稀。 综上所述，陶弘景作为第一位单味药“气”(性)成因的探讨者，在许多方面为后世开拓了思路。陶氏以后至唐末五代，诸家本草在陶氏所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对药性理论进行了阐发。 2、诸本草对药性的阐发及法象药理萌芽陶弘景之后，至于隋唐五代之间，诸家本草继续对药性理论加以阐发，并在若干方面有新的突破。为了叙述方便，以下按内容主题为序，介绍诸家本草对药性的阐发。 唐代《新修本草·孔志约序》（657-659年）有一段关于药性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运阴阳以播物；含灵之所保曰命，资亭育以尽年。……窃以动植形生，因方舛性；春秋节变，感气殊功。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乖于采摘，乃物是而时非。名实既爽，寒温多谬。” 这段话提示：药物的性质和功用与产地、采收季节、物种真伪紧密相关。结合前代多见的炮制改变药性的记载，可见至隋唐之时对药物性效的认识，至少涉及四大方面：①生熟异性，②因方舛性，③感气殊功，④名实既爽，寒温多谬。 这里蕴含的天地化育万物的思想，万物保养生命的思想，是中医药理学的重要理论源头，但并未深入探讨药物起效用的机理。 唐代药学家陈藏器（约687—757年）著《本草拾遗》著10卷，兼顾药学理论和实际应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序例1卷，相当于药物总论，归纳了十种药之“大体”，后世称之为“十剂”，其中涉及中药药理理论。此“十剂”内容为：“诸药有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此十种者，是药之大体……至如宣可去壅，即姜、橘之属是也；通可去滞，即通草、防己之属是也；补可去弱，即人参、羊肉之属是也；泄可去闭，即葶苈、大黄之属是也；轻可去实，即麻黄、葛根之属是也；重可去怯，即磁石、铁粉之属是也。涩可去脱，即牡蛎、龙骨之属是也；滑可去著，即冬葵、榆皮之属是也；燥可去湿，即桑白皮、赤小豆之属是也；湿可去枯，即紫石英、白石英之属是也。只如此体，皆有所属。”其中的轻、重、涩、滑、燥、湿既是功能，也与药物的体性有关，后世多将其功能与体性联系起来阐释其生效之理。 “涩”本指口尝所得的一种味道，即“味涩”，关于“味涩”的记载很早，如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槟榔”条即有味涩的记载。陈藏器开始将具有收涩之性的药物，称为“性涩”，并将味涩与性涩联系起来。如《唐本草》“枫香脂”条下，记载其树皮“主水肿，下水气”。陈藏器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枫皮本性涩，止水痢”，“水煎止下痢为最”，从而指出《唐本草》说该药能治水肿必然是错误的，因为“水肿非涩药所疗”。 既然“涩”可称之为“性”，自然与之相反的“滑”也可以称之为性。《本草拾遗》“牛角牛思”条下载：醍醐“性滑，以物盛之皆透，惟鸡子壳及葫芦盛之不出。”古人正是利用此物的滑透之性，用于“通润骨髓”，说“可为摩药”。“摩药”也就是体外涂摩之药，多用治痈疽肿毒。同书“水银”条下说：“性滑重，直入肉，宜慎之。”这里所说的滑、重各为一性。合而称之，则为滑利重坠，用以形容水银滑利、无孔不入的特性。正因为水银这一特性，所以它会有入肉之腐蚀之弊，用之宜慎。 陈藏器还指出，同种属的药材其性味基本一致。如《唐本草》首先记载了姜黄一药，谓姜黄性大寒，陈藏器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姜黄真者，是经种三年已上老姜”。既然如此，该药就具有“气味辛辣”的特点，因此陈氏断言姜黄“性热不冷，本经(指《唐本草》)云寒，误也!”此例中陈氏说姜黄是老姜，并不完全正确，但两者确实同属姜科植物，气味应该一致，所以陈藏器的推断应该是对的。 在关于药物与地区的关系方面，唐代陈藏器首次表达了这么一个观点：五方之气能损人，天生万物以与人。意思是各地气有不同，皆可伤人。但各地也多生治病之物。陈氏举例说： “今岭南多毒，足解毒药之物，即金蛇、白药之属是也；湖多气，足破气之物，即姜、橘、吴茱萸之属是也；寒温不节，足疗温之药，即柴胡、麻黄之属是也；凉气多风，足理风之物，即防风、独活之属是也；湿气多痹，足主痹之物，即鱼、鳖、螺、蚬之属是也；阴气多血，足主血之物，即地锦、石血之属是也；岭气多瘴，足主瘴之物，即常山、盐麸、涪醋之属是也；石气多毒，足主毒之物，即犀角、麝香、羚羊角之属是也；水气多痢，足主痢之物，即黄连、黄檗之属是也；野气多蛊，足主蛊之物，蘘荷、茜根之属是也；沙气多狐，足主短狐之物，即鸟鸀瑦、鸂鶒之属是也。大略如此，各随所生。中央气交，兼有诸病，故医人之疗，亦随方之能，若易地而居，即致乖舛矣。”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陈藏器的上述说法，颇有“一方出一方之病，而产一方之药”的意思，其中蕴含的道理是十分深刻的。 唐代孙思邈对药物起效机理开始涉及，如论流水的功用，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法象药理的影子： “江水，流泉远涉，顺势归海，不逆上流，用以治头，必归于下。故治五劳七伤羸弱之病，煎药宜以陈芦、劳水，取其水不强、火不盛也。无江水则以千里东流水代之，如泾、渭之类。”[《本草纲目》“千里水、东流水、甘烂水”条下转引] 直到五代时期，后蜀之主孟昶命翰林学士韩保升等在《新修本草》基础上重新增补扩大而成《蜀本草》（公元935-960年）时，才开始对中医药理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探索。《蜀本草》开启了用“法象”释药的先例： “凡天地万物皆有阴阳，大小各有色类，（寻究其理，）并有法象。故羽毛之类，皆生于阳而属于阴；鳞介之类，皆生于阴而属于阳。所以空青法木，故色青而主肝；丹砂法火，故色赤而主心；云母法金，故色白而主肺；雌黄法土，故色黄而主脾；慈石法水，故色黑而主肾。余皆以此例推之。”[转引自《本草纲目》] 这段话实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以后被历代中医药学家广为引用，“法象”一词从此成为中医药理学的重要词汇。《古今医统大全·历世圣贤名医姓氏》对韩氏评价甚高：“韩保升精医，详察药品，释本草甚功。所以深知药性，施药辄神效。”可惜该书原本已经散佚，使我们无法窥其全貌，其部分内容是从《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的引文中才能见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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