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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 译 这位所谓的左翼，既非弗洛伊德主义者，亦非马克思主义者；既非社会学家，亦非进步论者或第三世界主义者，当然，他也不是海德格尔主义者。他既不读布尔迪厄，也不读《费加罗报》，他是一位“非左（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的非左）非右”的尼采主义者。他从来都是不合时宜的（用尼采的话来说），从来都居于他时代的外部。他不是一个墨守成规者，这也足以使人将他归为左翼。然而，就他个人而言，在于1968年后在万塞纳大学任教期间，福柯本人实际上发自内心地将毛泽东主义者和左翼群体视为同道，甚至认为他们的激愤是相当有益的，但他认为毕竟他们的出现是次要现象。而在这些群体看来，福柯是个难捉摸的人。福柯的确狡猾。在选择了与左翼站在一起的时候，他又谨慎地避免暴露能使自己的不和适宜性与其追随者所持左派立场相区别的那种微妙差别。因为只有在左翼战士当中，只有通过《解放报》，他才能找到在他的个人战斗中可以依靠的同志。 我必须立即补充说明一下，从他这方面来说他是全心全意的，他从来都不是出于自己的文字事业的利益继而对其他观念做出让步的那种人。当然，每个作者多多少少都会公开地、娴熟地——或多多少少较真地——处理自己的职业利益。福柯也不例外，他从未否认自己的这种利益，并且以富于外交策略的手腕处理这些利益，但他的真理不容协商。他首先并且最终是为他的作品和观念而活的。他时不时地对我抱怨说，他的讲演出版的不够快，这让他非常失望。精校细刊地将他的《讲座》和《言与文》在他去世之后出版的人们如今让他在身后梦想成真了。 在右派那里，福柯总被疑心是公众之敌——但我们切不可信以为真。因为，福柯绝不是要对现代世界连同其面包、马戏和种种拟真现实一股脑地全部加以谴责，相反他只是——从来没有讥刺的意思——要把这个被构织的世界的全景展布出来。我难道没有证明这一点吗，每个历史学家所默默进行的工作难道不正是这项事业吗？恰恰是那种不以时间性为转移的明晰性使福柯这样的不合时宜精神与从不证明自身的反现代者区别开来（我认为，让·鲍德里亚就是一个反现代者）。 历史学家们可以欣喜地看到，福柯无时无刻不在努力地对所有方面和所有时代中那些绝对差异进行着深挖。但同时，福柯通过每个个案证明了，一切所谓根源都根在空无。每个人——或者说几乎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对此有朦胧感知，但我们往往选择遗忘，以便安然生活，或者只有坐在书桌前我们才能想到这一点。可是福柯从不选择忘记，当他从一个绝高的高度俯瞰世界的时候，他也将这个世界看做一个可能的战场，他看到，这个世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对他而言是没有合法性（légitimité）可言的。他刻苦工作，并不生活在永远义愤填膺或狂热好斗的状态之中，但却保持消息灵通，并时常出手，打击不可容忍的流弊。 吉斯卡尔·德斯坦上任伊始的种种新举措之一就是邀请屈指可数的几位大思想家——包括德罗米莉女士在内——在爱丽舍宫共进午餐。福柯回复说他可以参加，但条件是他可能会在午餐会上就所谓的“红毛衣”案的审理向总统提问，在这起案件里有一人被认定为有罪，而且可能被判死刑和被处决。吉斯卡尔拒绝了福柯的要求。福柯也没出现在爱丽舍宫的午餐会上。 倘若你可以对人的特殊类型进行归类的话，在福柯那里你就会看到一种“避免在世界之中发现意义的怀疑论的克制”，这是马克斯·韦伯的说法，他不无夸张地认为这是“一切时代里所有知识阶层所共有”的一种态度。要判断荷马、伊壁鸠鲁、莎士比亚、契诃夫或马克斯·韦伯各自头脑中的英雄是不可能的。与福柯交往——至少是作为朋友（与他做朋友比同他为敌好，因为当他面对那些出于臆想而反对他的人，或自觉思维严谨而应得远胜于福柯所享的声名的人时，他是会以尖刻的言辞加以回敬的）——的时候，你会体会到一种耐心周到、不强加判断的态度。在他的著作中，他探讨了最离奇的那些学说，却从不加一字判断。带着一个博物学家对大自然的创造所怀有的那种赞叹同情，福柯在人类多样性的全部范围内进行着采集，这种多样性里充满了任性、笨拙、荒谬、放纵以及狂热的冲动，但面对着这一切，福柯既不哭，也不笑。 他和《解放报》交往不断，有一次我就碰巧目睹过他们之间的电话交流。他早就认识玛丽-弗朗斯·加罗（Marie-France Garaud），这个女人素来被左派人士所厌恶，颇有权力，是爱丽舍宫的顾问。福柯在电话这头说反驳《解放报》的人说：“不！她的人格与其说是一个政客，不如说是个文学家！”这让通话者非常吃惊。然后他就挂了电话，朝我转过身来，无疑回想起了他的童年，说道“太糟糕了，我明天在法兰西学院有课，否则，你想想，我可以和玛丽-弗朗斯·加罗促膝长谈一个下午呢！”这难道不是人文主义的表现吗？ 这就是他在沃日拉尔路一尘不染的公寓里组织的沙龙生活所奉行的默契规则。在那里的晚间聚会上，来宾从不搬弄是非，那里的聚会只有他爽朗而幽默的阵阵笑声，而可怜的埃尔维·吉贝尔（Hervé Guibert）——当时已经是公认的作家，对他将要面临的早逝一无所知——则是聚会中很迷人的人物，从来不说恶毒挖苦的话。在那里，福柯没有狂热的拥趸和追随者，他对所有人都友善、忠诚、慷慨，只要他们不对他心怀妒恨并以友人身份平等相待。我想补充说的是，可怜的虚荣情绪总是让自负者把牙齿咬的咯咯作响，有意地漠然冷落全然不慕虚荣者——大人物身上也不免时常会有些这类小虚荣，然而，福柯钢铁般的自我却容不得一丝一毫这样的虚荣。他的沙龙精心组织又完全不依俗套，充满了平等气氛，在那里，你能享受一种平和，无须掩饰自己。我是沙龙常客，无论那里的来客是谁，福柯就曾不无责备地给我赠了一个“荣誉同志”（homosexueld’honneur）的称号：“像你这样一个人，心胸开阔而又有学识，可偏偏喜欢女人！” 但我在某一天早上的确见识了福柯本人的心胸开阔。我于法兰西学院任教期间，福柯总会请我共进晚餐，并让我在紧邻他公寓的工作室里留宿。在共处的时候，我们又恢复了尤里姆街时老朋友间的习惯，以绰号称呼对方：我称福柯为“Fouks”——狐狸。在这儿，我要事先提到一个小细节，读者很快就会理解它的意义。大家都知道尼采晚年精神崩溃以后写的那封充满激情而疯狂的信，这封信是写给柯西玛·冯·彪罗（Cosima von Bülow）——早就成了柯西玛·瓦格纳——的：“阿里阿德涅，我爱你！”尼采在信中署名狄俄尼索斯，他将自己视为酒神的化身。柯西玛·冯·彪罗，尼采最终的至爱！ 某日早上，约是早餐时分，我被隔壁传来的汤匙声和两个欢快的交谈声吵醒，一个声音是福柯的，另一个则是新鲜的女声。我好奇而尴尬地敲门，咳嗽了一下，进到屋内，看到两人——福柯和有着一张聪慧面庞的年轻漂亮的女士——刚刚起床。他们穿着奢华的日式晨衣（kimonos，或者是yukatas和服式便衣），那是福柯从东京带回来的，而且是情侣装。他们邀请我坐下，我们友好地聊了一会儿。这位不知名的女士说一口毫无瑕疵的法语，甚至没有一点外国的口音。过了一会儿，她就离开了。门刚一关上，福柯就转身——像个骄傲的孔雀，难掩对自己罪过的炫耀之情——冲我说：“我们共度一宵；我亲了她的嘴！”他还告诉我他们已经考虑结婚，他有个唯一的条件，就是想姓妻子的姓：“我要称自己为米歇尔·冯·彪罗！”可是这在德国法律是不允许的。你简直想象不来这个尼采主义者有多么惋惜！ 有关这位风雅卓绝又性如烈火的先生——他多次展现了自己的勇气（一天，在突尼斯海滩，他闯入着火的咖啡馆不顾煤气瓶爆炸的危险救出了老板）——身上的其他方面，其他人已经讲过了，而且比我讲得更好。我令人惋惜的已故友人，生前任“第二局”官员的乔治·维尔（GeorgesVille）曾说过，知识分子通常不害怕危险；他们所惧怕的是争斗。（在维尔的尤里姆街时期，有段时间，福柯曾是他的柏拉图主义的爱人，有一次福柯曾对我这样说维尔：“他身上有一种忧郁式的幽默，生得如此漂亮，他注定要为此受罪的！”）可是，福柯不怕争斗，“相反，他浑身上下总是充满勇气”；勇气，那是一个勇敢的身体。这个评论让我们看到，要更加审慎地对事物进行命名。没有人剥削工人的劳动，人们剥削的是他的身体；没有人对公民进行训练，使之接受军事纪律：人们训练的是他们的身体，以便使他们自己能控制自己的身体；监狱体系所囚禁的也是身体。 这位被诅咒的朋友仿佛古时被活剥皮的人那样极其敏感。他是性偏见的牺牲品，但靠着自己的骄傲，决定直面他的压迫者，我行我素。在他还是青年的时候，就深以做周围人群的牺牲品为耻。他大概是在1954年哽咽着说出这番话的。 在那个遥远的时代，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居住着300多名男青年，而同性恋是不可见的，全然被禁止的。唯有福柯，在他要离开那里的时候，将真相展示给了有限的几个追随者和钦慕者。他那时正年轻，痛苦而具有攻击性地生活着，这一切都源于自己的差异，源于对他人和自身的蔑视。他极大程度地将对自己的排斥内化在身体内，以至于在1954年的某一天，他恨恨地跟我谈起“歇斯底里大喜剧”——他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他有时会在他漠然视之的压迫者——那些对压迫他并不自觉的压迫者——面前公开地发作，对这些人爆出一连串报复性的蔑视嘲讽。即使是法国共产党，在实施这种排斥方面也不遑多让，1954年我们支部内的几件内部丑闻让我们看清楚了这种偏见让我们许多同志遭受了多少痛苦。 虽然可能有点“八卦”，但有必要提一下一段回忆，它有助于说明1954年时这种禁忌的程度。我们四个高师学生组成的小团体当时搞了一出戏，我在剧中间接地提到了福柯，福柯在知道了我们的这戏演的不错之后做了决定：虽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出柜”（Sortir du placard），也是要迫使我们睁眼看到。柯克托——当时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刚刚当选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而我们在《人道报》上发表了一篇暗含反讽的赞扬文章。福柯直接将那篇文章交给柯克托之后，突然说道：“她（Elle）完全疯了（folle）。我们问她：‘大师，您今年夏天怎么度过您的假期？。’她卖弄风情地答复说：‘我不会离开巴黎：我得等裁缝试样’”。听了这话，我从后脊梁打了一个冷战，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亲耳听到这个阴性代词的“她”被用作一种来自地下社会的秘密隐语，这使我们再也不可能看不到我们当中就有着不少被诅咒者。法语folle并不仅仅是fou（疯狂）的阴性形式，而且也是这个秘密社会的一个“术语”，如今，身属这个秘密社会的福柯再也不掩盖他作为“新入会者”的身份了——这是一个普鲁斯特在《索多姆和戈摩尔》中描绘过的充满流言蜚语的社会。 当我再次与福柯相遇，已经是二十多年后了，那是在法兰西学院。那时，他不再含讥带讽地说话，也不再传播流言。他身上再也没有歇斯底里的影子。他已经成了——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一个没有问题的体面的男同（pede）”。他告诉我说，自己年轻时，最初有那么一段任性的“捞鱼”时期，那也是当时的时髦。“你一生中和多少女人睡过觉？”他问我，然后自己说道，“至于我，最初我在头一年有二百个男人”。一位知情人让我确信，这个说法绝对是夸大其词的，这种夸张手法见于《旧约》。随之而来的是充满激情和痛苦的交往（liaison），这种交往对福柯来说，人数不少；继而则是一段持久的爱情，他与达尼埃尔·德菲尔建立了几十年的生活伴侣关系，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相互感情。 但他也曾告诉过我，他在文科高中时期经历了最大的激情，但它与他青年期的同性恋无关；而是来自他吞下的那些药片——药片是他从身为外科医生的父亲那里搞到的，而他之所以吞下它们，为的是要搞清楚这些药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变人的思维，想要知道以不同的方式去思考是否可能。“妈妈，鱼在想什么？”某一天他盯着有金鱼游弋其中的鱼缸问她的母亲。鱼的思维、药物、烈性药、疯狂……所有这些都证明了我们规范性的思维方式并非是唯一可能的思维方式。还有许多激发哲学使命感的方式。 就同性恋和福柯本人的遭遇而言，它们显然“影响”或者说甚至在他内心中生成了一种特殊的敏感，这种敏感也为他的研究赋予了形式并决定了他的某些研究对象。迪迪埃·埃里蓬曾对我指出，在福柯本人的生命里，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发现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也都是权力的技术。后来，他也要揭示有关“性”的现代“话语”将同性恋表述为个人身份同一性的一种关键构成，这种身份同一性是个人必须接受和承认的，因为科学已经如此言说了，而且有关它的知识已经对所有个人的“真实”身份施加了权力。福柯的大部分思想精力因而都投入到了反抗性知识所强加的规范性和抵抗这种真理“话语”所滋生的权力效果的战斗之中。 福柯一直保持着对药物、鸦片和LSD致幻剂的偏好，但仅在间隔几月的短时期内满足这种爱好，他对写作与工作的兴趣以及来自教学的快感足以使他克服任何滥用。每年在完成了柏克利的讲座课程之后（他在美国很愉快，他爱这个国家），他就会去享受一段LSD致幻剂之旅（这一度几乎对他来说是灾难性的），并去旧金山的同性恋聚居区的男同性恋桑拿房放浪形骸。他就是因此而死的。今天，在法兰西学院他的办公室里，你还可以看到墙上用图钉钉着一幅宣传那种桑拿房的欢乐的海报。尽管当时福柯已经患病，但他从未将那幅海报取下。 他不惧怕死亡，他在一次有关自杀的对话（作为一个出色的独行侠，他携带着两把剑，其中一并短剑是用来自杀的）中对朋友们的如是言道，随后的事实也证明自杀并非是愚人船。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全部都被他用来写作和重写有关古代世界中的爱的两本书——他履行了他曾自己许下的诺言。他有时候会让我帮着对他的一些译文进行检查，还会向我抱怨持续的咳嗽和经常发生的低烧。出于礼貌，他请我为他在我妻子那里寻求一些建议，我的妻子是一位医生，但她也爱莫能助。“你的医生们无疑认为你得了艾滋病”，我开玩笑地说（相互拿对方的性偏好打趣，是我们俩友谊的某种仪式）。他笑着回答说：“他们的确是这么认为的。我可以从他们问我的问题中猜到”。读者们可能很难相信，1984年2月，一场发烧和咳嗽已经让他对此确信无疑了。当时，艾滋病是一种如此遥远、如此不为人知的祸害，以至于这种病被人们当做某种神话，或许还当做想象的臆造。 纯粹出于好奇，我问他：“说实话，艾滋病真地存在，还是仅仅是一种道德告诫的传说？”经过片刻思考，福柯回答说：“好的，你听着，我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读过一些有关它的东西：是的，它的确存在，并非传说。美国医生已经对此有深入的研究了。”他接着三言两语简要地给我讲了一些技术方面的细节。我对自己说，“毕竟他是一位医学史专家”。有关美国的“同性恋癌症”的一些消息已经见于报章，但这种灾难的真实性当时仍然受人质疑。 回想起来，他对我提出的蠢问题所给出的冷静回答让我难于呼吸。他自己肯定预见到了那一天是迟早要来的，也一定思考过他给我的答复，指望我还能记得他的那种答复。此后，我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焦虑之中，这种焦虑转化成了伴有车轮声的福柯转危为安的玩笑，最终爆发为对他的死的幻觉。［最近一次有感福柯健康状况的报告不容乐观。此前两天，萨尔佩特里埃（Salpêtrière）医院的医生已经告诉我妻子说，他们已经对福柯束手无策了。我当时在高速路上，正离开巴黎，我发现后面有一辆马力足、行驶很快的车要超过我的车，那是辆体量很大的绿车，有着不常见的呈方形的车尾。当它超过我的车的时候，我发现是福柯在驾驶。他向我转过尖削的脸庞，薄薄的嘴唇挂着一丝微笑。我踩下油门加速行驶，以便追上他，但旋即有提起脚来，因为我意识到了这个视觉的幻觉性质，幻觉是绝不同于有着自身根据的真实感知的。我明白了这个幻觉的寓意：福柯正在去我们所有人都要去的地方，他在理智方面远胜于我。那辆车在前方消失了或不再存在了，我拿不准应该怎么说。整件事只持续了一分多钟。后来我把这事告诉给帕塞隆，他指出了我没能想到的一点：那辆车奇特的尾部是灵车特有的——一种幻觉，还是一场白日梦？这个视觉场景类似觉醒之前的那些梦，传送着别出心裁的寓意，在醒来前的那一刻，人们总是半梦半醒的。］这个幻觉就出现在1984年的6月25日星期一他去世的那天，直到几个小时之后我才接到了日本学者莫里斯·平基（Maurice Pinguet）从东京打来的电话，东京的广播已经公布了福柯去世的消息。 这就是这位纠错员、这位永远在出击的——既非乌托邦的亦非虚无主义的，既非保守的亦非革命的——改良者的生与死。我能否再对他的良好判断力说句话呢？他的有关理解力的哲学构成了历史之中反向的理性一极。我还应该提及他眼光的敏锐，他无情地洞穿本质的迷雾，看到了种种独异事物的任意性质。这个优雅的人物，踩着镇定和清晰的步伐，勇敢、不屈，他锋芒凌厉而不反讽嘲笑（因为反讽嘲笑意味着用假声发音）。他十分清楚他在自己周围激起的敌意和嫉妒；他是庸人的透彻的精神分析师。 他无拘无束地展现了他的自我的全部力量，而正是出于这同一原则，他也拒绝沉溺于关于他的自我的精神分析虚饰之中。他毅然决然地犯罪（peccafortiter，就像路德曾说的那样）又直截了当地向他的自我坦白。当其行为不端之时，他不去掩盖事实（他看重道德；不要成为他自己眼中的下流胚——这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为了清理自己的良知，他会觉得有必要向某个可信赖的朋友（福柯认为或想当然地认为了解我们的圈子里一切最新流言和八卦的人）进行忏悔。 此外，他敏感、易受爱的激情的影响，与其他所有人一样，也有着家庭生活，也要面对家庭生活的琐碎和对它们的恐惧。他圆滑的手腕和他的慷慨大度也证实了那些忠诚的爱情关系和友谊是既牢固又充满激情。在对话中，他语速很快，让他的存在被人感知，但又不是在谋求支配。对所有人他都热情周到、开诚布公，从不扮作教皇说话，也不降尊纡贵。那些为他工作的人（男人，同样还有女人）都说，他对待他们既平等又和蔼。“我和我的秘书相处融洽”，福柯告诉我说。“我们坐在同一辆车中的时候，盯着一个路人瞧，我和她都对这同一个男人产生了幻想”。这种日常的平等主义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福柯总是真实地面对他的自我，表里如一，不受各种圈子奉为圭臬的那些俗套的态度的束缚，以至于他常常会让与之交谈的人们摸不着头脑，让他们好奇他们面对的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福柯很少听音乐，但热衷绘画（他对马奈的喜爱众所周知），而且他对文学有明确的品味。1955年前后，福柯就认为，法国有两个文学阵营，其中的一个阵营被许多人认为已成边缘，由布莱希特、萨特、圣琼·佩斯等人组成，另一个被普遍认为处于优势的阵营由贝克特、布朗肖、巴塔耶和夏尔等人组成。福柯的文学感受是敏锐的。我至今还记得，某天早上，他从他的书桌旁跳了起来，就像是弹跳玩偶匣中的玩偶，双眼圆睁，手里拿着一本打开的书：“嗨，韦内，你难道没发现文学具有某种比其他事物更优越的东西吗？我认为，《俄狄浦斯王》结尾时失明了的俄狄浦斯的长篇演说……”他一时竟找不到合适的词语继续说下去。 就他本人的著作，他经常重申一个主题：“在何种原则的名义下，你或我才会去主张某种行动方案呢？你千万不要惑于现在，当你能察觉现在的时候，它已然是成为了逝去的过去；不如干脆去认识你想要的是什么以及你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我常常想念他，此时我心中萦绕着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写的那首有关晨星（也是昏星，弗雷格以来的现代逻辑学家没人不知道这一点）的几行诗句，就像是一段祈祷文： 古老的星辰 你给我以奇特勇气： 不与曙光同辉 只在其中闪耀，孤独地。 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吸引了大量听众，再现了当年柏格森讲座的盛况。大厅满都是人。人们或坐或站，甚至还有人斜躺着，当座无虚席时，人们就站在过道的阶梯上。还会有一些著名人士前来旁听，其中有演剧界人士以及斯大林的前秘书之一。讲座全程录音（他讲座的卡带在黑市上居为奇货）。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也会到场，并肩而坐，安静地思考我们听到的东西。 就在所有听众前方，一位英俊、苗条、身材修长的年轻演员尽情伸展地斜躺在讲台脚下的地板上，仰面望着这位教师，一只手撑着头。这个寓意画式的形象一下子把其他听众和讲演者分割了开来，仿佛证明着讲演厅里听众们的乌合性质。他这夸耀的在场方式暗示他对演讲者的思想是赞成的，而他那优雅的姿态的理由则来自“我们俩才是正确的一方”，这一姿态又能把他和演讲者归为一类，使“他们俩”区别于到场的其他众人。 福柯注意到了，但任其随便，只不过用了一句话婉拒了摄影。 巴黎麦秸街离法兰西学院很近。而但丁（他对一切都充满了激情和兴趣，他是最完整的永垂不朽的人类单子）在《天堂》中为因把哲学真理与信仰启示相对立而于1277年被巴黎大主教判为异端的布拉邦的西基尔留出了一席之地，但丁是这么写到他的： 那是西基尔的永恒的光， 他在巴黎麦秸街讲演的时候， 用三段论法推论出真理，引起了憎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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