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日军湖南厂窖南县大屠杀,三天杀三万人,日本华中方面军第11军算是创下了一个纪录,一个挑战人类暴力极限的纪录。屠杀绝不仅仅只在南京,从抚顺平顶山到湖南厂窖,从河北平阳到江苏镇江。尽管记忆惨痛,但我们必须牢记,不仅要记住南京,还要记住那许多已经快被淹没在历史雾霭中的屠城血案。 厂窖南县成为抗战华中战场的最前沿 自日军于1943年3月发起“江北歼灭战”(我方战史称为监利、华容作战)来,日本华中方面军已经在长江南岸夺得了华容、石首、弥陀寺等滩头阵地,形成了对重庆方向的一个突出部。厂窖所属的南县遂成为抗战华中战场的最前沿。 1943年5月5日,日本华中方面军第11军发起“江南歼灭战”(我方战史称为鄂西会战)。目的是打通长江航路,充分发掘内河航运潜力并顺势歼灭鄂西地区的国民党第六战区野战部队。在日本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拟定的作战计划书上清楚地写着:为达成作战目的,日军准备了三次钳形攻势,第一钳就指向南县。 5月5日,日军第3师团由藕池口附近向百弓嘴国民党军第10集团军第87军新23师阵地进攻;独立混成第17旅团由藕池口东向茅草街第29集团军第73军第15师阵地进攻;小柴支队由石首向团山寺第15师阵地进攻;户田支队由华容附近向三汊河第73军暂5师阵地进攻。守军当即进行了坚强的抵抗,两军激战。日军第17旅团步兵第90大队大队长舛尾芳治中佐被击毙,第40师团第234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安村修三少佐重伤。当晚,日军占领了长岭嘴、紫金渡、麻壕口等地。5月6日晨,守军第77师与第15师协力反击,与日军激战于梅田湖、芝麻坪、三汊河、黄石嘴、八股头之线。至7日晚,日军主突方向上的安乡首先为日军第17旅团及第3师团一部攻占。第73军与集团军及战区失去联系。第六战区为挽回颓势,8日曾组织第29集团军及第10集团军集中力量实施反击,但由于通信不畅,不少部队又失去掌握,在调整部署尚未完毕之际,日军又集中兵力向南县进攻。暂5师在日军夹击下苦战终日,伤亡极大,当夜突围至沅江地区收容。5月9日,日军占领南县。已经丧失战斗力的第29集团军第73军经厂窖、酉港向常德方向“转进”。 随着第73军万余溃兵涌入厂窖,这个面积50多平方公里由13个小垸组成的湖州大垸彻底暴露在日军追兵面前。 厂窖的上万普通百姓惨遭屠杀 1943的春天,为摆脱日军的追击堵截,第73军主力一万余人奉命向西、向南方向撤退。地扼洞庭湖西北水路交通要冲的厂窖大垸,成了国民党军西撤的重要通道。随军而来的还有沦陷区的两万多难民,准备经厂窖西渡汉寿的酉港,前往常德。 5月8日,日军独立混成第17旅团、小柴、户田、针谷支队各一部,计3000余人,汽艇60多艘,兵分多股向厂窖地区展开水陆合围。陆路两股日军,分别从南县、安乡出动,直抵厂窖大垸东、北各堤垸;水路两股日军,分别自岳阳港湖北太平口启航,进逼厂窖垸外的东西两侧水域,封锁水上交通和淞澧道各渡口,截断国民党军和难民西撤的退路。与此同时,日军战机从汉口、当阳等地起飞,分批至厂窖上空轮番轰炸。当时,云集在厂窖地区的万余名国民党官兵和两万多难民,加上本地的1.5万居民,绝大多数被日军合围在这个东西宽10多华里、南北长20多华里的陀螺形“口袋”中。 厂窖大垸中心地带的永固垸(现在的新春村所在地),是个仅有六七平方公里的小垸子。5月8日下午,听说日本鬼子沿东西河道向厂窖地区来了,住在东堤一线的上千名村民、外地难民和一小部分国民党溃兵,都以为永固垸离河道较远比较安全,便纷纷朝这里逃命。次日清早,数百日军从东堤一线扑向永固垸。戴吉禄禾场上,日军把120多名群众五花大绑,四周架起机枪,用刺刀逼迫人们成排跪下,要他们交出国民党溃兵和枪支,见无人作声,便大开杀戒。120多人仅3人生还。袁国清屋场70多人;肖吉成屋场约100人;罗菊东藕塘40多人;王锡坤麻地20多人……在日军的疯狂杀戮下,永固垸里尸横遍地,被杀村民、难民1500多人。外地难民的尸首无人认领,只得由当地幸存者挖坑集体掩埋,一个墓坑内埋有无名尸首上千具。 当陆路上的日军在厂窖垸里疯狂烧杀的时候,水路上的日军也在厂窖河中干着同样的勾当。三天之内,日军在北起太白洲,南至龚家港的厂窖东西两侧河段中,屠戮船民、难民6800多人,烧毁船只2500余艘。三面临水的厂窖大垸,水上交通发达。东北、西南两侧则有藕池河中支、淞澧洪道环流而过,另还有一条长约2公里、宽约400米的龚家港河横卧于垸内的东南地区。大批逃难的船只云集在此,通过厂窖大岛两侧大河向常德、益阳等安全河港逃亡,但很快被日军汽艇包围。5月9日清晨起,日军沿河炸船、烧船。先是飞机轰炸,继而武装汽艇沿河来回追捕,逼着大大小小的船只在沿岸一线停靠下来。他们先是上船搜索,掳掠财物,继而放火烧船。河中火光冲天,大火昼夜不熄。船民、难民哀嚎之声不绝于耳,数里可闻。 日军创造挑战人类暴力极限的纪录 三天杀三万,日本华中方面军第11军算是创下了一个纪录,一个挑战人类暴力极限的纪录。 一个月以后,国民党《阵中日报》的记者袁琴心来到厂窖,她看到的是“两岸烧焦的船,像晒鱼一般的摊摆着。”“厂窖河里的死尸,简直使船只不能通过。只要船身往河里一动,前后左右都翻出死尸来,腐烂的肉浆,会将船身四周粘着。草草掩埋的尸体,数十人或百余人共墓一穴,到处都有。现在经过,犹闻臭气,骸骨且有被雨水冲露在外面的,真是悲惨啊!” 抗战结束后,长沙《中央日报》记者李震一于1947年来到厂窖。实地采访后写下了《湖南西北角》一书,书中这样写道:“这是我国八年抗战稀有的惨案。事隔四年,河岸还有冤死者的白骨,河中还有烧余下来的船板。我到厂窖,秋风秋雨的重阳刚过,云愁雾惨,草木萧萧,听一个身杀七刀尚能幸存的再生者指画着当年悲剧的演出,觉芦岸浅汀之间,犹森森有鬼气。”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对南京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的松井石根(时任华中派遣军总司令)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被中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在南京制造了臭名昭著的“百人斩竞赛”的日向敏明亦被枪决。30万同胞的鲜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偿还,但至少首恶得到了他们应得的惩罚。 可是,厂窖却被遗忘了。指挥江南歼灭战的横山勇虽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但起诉状中并无厂窖屠杀事实,在厂窖直接行凶的4支日军部队的指挥官没有一位受到审判。也许是厂窖地处偏僻,知者甚少,也许是八年抗战,血流成海,惨案桩桩件件已经多到让人麻木。总之,1943年发生在鄂西北的这场惨案很快被埋进了历史的雾霭中,并且为大多数人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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