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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百科全书《夜航船》是一部自始至终闪烁着智慧火花的书，张岱倾慕“大经济、大学问”之人，他从古代典籍中采撷了大量的典型。同时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智慧也大加赞赏，甚至对动物的一些保护习性也作为智慧来褒扬，如“四灵部”下“飞禽类”特设“禽智”一条，表达了通达平等的思想，这显然是晚明市民思潮给予张岱心灵的自由和解放。 《夜航船》：且待小僧伸伸脚
夜航船，却也是现实的一种境遇，打开一本书，就如点亮一盏灯，是天文地理，是人伦政事，是礼乐兵刑，是日用植物，是九流四灵，是荒唐方术，四百年前的百科全书，各种大类小类条目便纷纷闯入夜的世界，却在这传递信物夜间航行的船上，却不知何处可以伸脚。本来是平稳地安放，本来是屈膝勾踝，却不小心伸出脚去，不是空空如也，是一堵墙壁，阻隔而阻挡，只能再缩放回来，恢复那屈膝勾踝的状态，恢复那平稳安放的位置，而在不小心伸出而缩回的间隔了，那一本书却也无故地翻覆过来，仿佛听见“啪”的一声，在寂静的夜里，重重地合上。 不能伸脚，是墙壁的阻隔，不能畅读，是词条的陌生。何为纳音五行？什么叫焚香祝天？哪里是戴天之仇？商羊鼓舞是何征兆？20大类、125个小类、4000多条目，其实智者寥寥，汗颜之中，其实合上仿佛是一种承认的无知，也仿佛自己就是那“夜航船”上被人贻笑大方的士子。士子高谈阔论，仿佛知晓一切，可是却不知澹台灭明是两个人，也自负以为尧舜是一个人，如此，便被人耻笑。只是耻笑之人却是一个僧人，士子和僧人，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执着于功名，一个厌倦于俗物，他们的对立，并非只是做人的志向不同，却还有对基本的知识的知与未知。而在这对立的关系里，在夜航船上，士子却是毫无顾忌，而僧人则是“拳足而寝”——缩了脚，自是一种谦卑，可是听到士子的破绽，也只能一笑了之，而一笑了之之后，却也可以放松自己：“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从拳足而寝到伸脚畅睡，僧人自然是胜利者，只是这胜利和失败对于无知者来说，也是“无知者无畏”。入世的世子如此，出世的僧人如斯，高下立判，其实对于同为知识分子的古剑陶庵老人张岱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讽刺？“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为什么难以对付，就是因为那些自命为知识分子的学者根本不懂得所谓的学问，自说自话，却又无知者无畏，所以在张岱来说，是必须扭转这一种尴尬，是必须消除这一种耻笑。这是知识分子自救的态度，而对于张岱来说，这种自救也有着充分的自信，“余因想吾八越，惟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厨，而其无益于文理考校，与彼目不识丁之人无以异也。”不仅喜好读书，还游历山川，不仅烂熟古文，还习为手艺，不管书本知识，还是实践能力，都可以悠闲地像僧人一样，伸出脚去。在《自为墓志铭》中，他也说道：“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 精舍美婢、娈童鲜衣、美食骏马、华灯烟火、梨园鼓吹、古董花鸟，几乎样样精通，所以张岱平生写下了“鼎味一脔，则在尝之者之舌下讨取消息也”的美食专著《老饕集》，写下了“使世知茶理之微如此，人毋得浪言茗战也”的品茗专著《茶史》，写下了“夫《易》，如药也，能生人，亦能杀人”的《大易用》，当然也写下了“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阙勿书”的伟大著作《石匮书》，也或者只有这样，才能为士子挽回一点知识分子的尊严，所以张岱的出发点一方面是对于那个高谈阔论的士子的讽刺，“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橱，而其无益于文理考校，与彼目不识丁之人无以异也。”另一方面则是重书天下学问的典范，“余所记载，皆眼前极肤浅之事，吾辈聊且记取，但勿使僧人伸脚则亦已矣。” 所以这学问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是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是人伦政事，礼乐科举，是草木花卉，鬼神怪异，分门别类，又记以各类典故出处，一部百科全书，只为像他那样，“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而实际上，张岱编目释文，引经据典，并非只是一种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夜航船中最难对付的是天下学问，而学问两字，解而析之，却是学而问之，也就是说，不光是照搬那些书籍中的相关条目和传说，不是没有自我观点的简单复制，而是需要一种质疑态度，一种怀疑精神。 怀疑什么，自然最常见的是对一些说法进行辨析，比如“土著”一条，“言着土地而有常居者，非流寓迁徙之人也。今人误读为注。”“土著”的“著”字在张岱看来，是“着”的意识，是依附，是固守，所以不应读成“注”。而在整本书里，张岱还在“考古部”里专门辟出“辨疑”小类，在“禹陵”中说：“大禹东巡，崩于会稽。现存陵寝，岂有差讹？且史载夏启封其少子无馀于会稽，号曰‘於越’，以奉禹祀，则又确确可据。今杨升庵争禹穴在四川，则荒诞极矣。升庵言石泉县之石纽村，石穴深杳，人迹不到，得石碑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书，取以为证。盖大禹生于四川，所言禹穴者，生禹之穴，非葬禹之穴也。此言可辨千古之疑。”用石碑上的“禹穴”作为证据说大禹的陵寝不在会稽，在张岱看来，是一种谬误。还有对于“共和”的阐述，“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女儿乡”说：“吴败越，句践与夫人入吴，至此产女而名。今误传范蠡进西施于吴，与之通而生女，殊为可笑。” 这是一种可贵的怀疑精神，或者这样的“辨疑”作风更像是在做学问，更能达到“学问之富”的境地，也更能畅通地伸伸脚。但是或者是囿于知识类解析条目的限制，在《夜航船》里这种带有怀疑精神的条目也是简而略之，甚至并没有真正可以驳倒的证据，大多也是自我观点的陈述。所以在诸多条目中，张岱都是一种知识体系的整理和归纳，所以都成为“眼前极肤浅之事”，而让人有些欣喜感觉的是那些有故事性的条目，在《烛奸》中，有许多类似于短篇小说的故事，如“验火烧尸”中说：“张举，为句章令。有妻杀其夫，因放火烧阜：询称夫死于火，其弟讼之。举乃取猪二口，一杀一活，积薪焚之，察死者口中无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验夫口，果无灰，以此鞫之，妻乃服罪。”“折芦辨盗”中说：“ 刘宰为泰兴令。民有亡金钗者，唯二仆妇在，讯之，莫肯承。宰命各持芦去，曰：“不盗者，明日芦自若；果盗，明旦则芦长二寸。”明旦视之，则一自若，一去芦二寸矣。讦之，盗遂服。”“井中死人”中说：“张昇知润州，有报井中死人者，一妇人往视曰：“吾夫也。”昇令其亲邻验之，井深莫可辨。昇曰：“众不能辨，妇人何遂知其为夫？”即付所司鞫之，果其妇与奸夫所谋者。” 不管是“豕立人啼”、“生死报知”、“魑魅争光”、“上陵磨剑”的鬼神之事，还是“人变为龙”、“妇女生须”、“男人生子”、“童子暴长”的怪异之事，都是对于“眼前极肤浅之事”的一个很好的补充，但是似乎张岱也陷于自己编订的体例所限，并不能详细记叙。而因为是兼收各种学问，也使得整部书杂糅，一方面是带着怀疑态度进行辨疑，而另一方面则博而才之，比如关于天象的各种条目里，缺少的是一种怀疑态度，“岁星”中说：“所居之国为福，所对之国为凶。福主丰稔，凶主饥荒。一曰：岁星所在之国，有称兵伐之者必败。”“德星”中说：“颍川陈定、荀淑，俱率子弟宴集一堂。太史奏德星聚颖，分百里内必有贤人会合。”陨星如雨，一定是“国破君王”，五色云出现，一定是“出入将相”，商羊鼓舞一定是“大雨之兆”，而“御史雨”则是冤狱之兆。 而在“物类相感”中，一方面张岱收录各种生活中的常识，这些常识作为“学问”的一部分，是某种经验主义，但也透出一种科学精神，比如“磁石引针。琥珀摄芥。”比如“撒盐人火，炭不爆。”比如“石灰可藏铁器。”比如“干洗头，以蒿本、白芷等分为末，夜壕头上，次早梳之，垢秽自去。”比如，“手油以盐洗之，可代肥皂。”各种动植物、人体、自然现象中的规律摸索，自然成了一种可以指导实践的科学知识，但是在这条目中，也有各种先验论的记载，“猫子生，值天德月德者，无不成。”“夜半鸡啼，则有忧事。”“白蚁虫，是日必吉辰。”“凡见蛇交，则有喜。”而在“符咒”条目中，这种“知识体系”却越来越无遮拦，在治脚麻的方法中，只要口称木瓜：“还我木瓜钱，急急如律令！”一口气念七遍，脚麻即止。而一切疾患只要念上“咒枣法”便可以痊愈，那“咒枣法”如下：口念“金木水火土，五行助力，六甲同威，天罡大神，收入枣心，枣入肠中，六腑安宁，万病俱息。急速求荣！”然后用枣一个，念咒一遍，吸罡气一口入枣中。或者是对于民间“偏方”的收录，但是这种杂糅也使得“学问”变得有些盲目。 实际上，对于张岱来说，编写《夜航船》并非只是为“士人”挽回面子，并非是为了不被耻笑，而是寄托着自己某种失意的情怀，少年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到最后却并没有因为这主动知识的掌握可以悠闲伸伸脚，而是面临着一种现实的困境，在《自为墓志铭》中说：“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半生之前，是精舍美婢、娈童鲜衣、美食骏马、华灯烟火、梨园鼓吹、古董花鸟“样样精通”，张岱是有着极大的抱负，但是半生之后，这种抱负却成了梦幻，面对国破家亡的现实，理想已经无处寻觅，在恍如隔世的生活中自喟自叹，而回首一生，在“七不可解”的人生遭遇中，对自我的评价也不免陷入自相矛盾的迷惘里：“故称之以富贵人可，称之以贫贱人亦可；称之以智慧人可，称之以愚蠢人亦可；称之以强项人可，称之以柔弱人亦可；称之以卞急人可，称之以懒散人亦可。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 富贵而为贫贱，智慧而为愚蠢，强项而为柔弱，“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到最后竟自我贬低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在这一起一落的过程里，张岱似乎永远只能在“无所归止”的忧郁中度过余生，所以只能发出“空学陶潜，枉希梅福”的感叹，有学问何用？“必也寻三外野人，方晓我之衷曲”无非也是一种自我安慰。所以在《夜航船》里，张岱有“名臣”条目，不管是“麒麟阁十一人”，还是“云台二十八将”，不管是“十八学士”，还是“凌烟阁二十四人”，都为国家民族做出过贡献，实际上也寄托着张岱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但是在这半生的遭遇中，张岱在“名臣”之后也附有“奸佞大臣”，虽然附录，却是洋洋洒洒，收录其中的奸佞大臣从“夏帝启元年，有扈氏无道，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征之，大战于甘，灭之”到秦李斯赵高、汉田蚡江充、唐武太后杨再思张后程元振等，一直到明代奸臣，只是从洪武到崇祯，明朝所列的42位奸臣却不像前朝那样记录具体事例，只是简单列出人名，而似乎这种隐蔽的方式也是张岱的一声叹息，一种无奈。 “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学问不是知识的单纯积累，不是烂熟于胸的典故，不是极肤浅之事的记录，学问还需要一种际遇，一种精神，只是在这“真如隔世”的幻境中，在黑夜中前行的“夜航船”里，无论是士子还是僧人，也只能“拳足而寝”，因为前面有壁垒，有无法逾越的国破家亡的遭遇，有“劳碌半生，皆成梦幻”的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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