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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reg de Cuir Jr 译者：朱溥仪 校对：Issac 来源：NECSUS 近年来，很少有纪录片导演像约书亚·奥本海默那样被广泛讨论。 2012年，他凭借《杀戮演绎》一炮而红，这是近期印象里最具影响力的长片处女作之一。 《杀戮演绎》 这部纪录片是关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动乱和国家发动的屠杀，以及这次暴力行为的现代残影。 奥本海默的第一部影片因其对不负责任的杀人犯的深度描绘，和他那种填补了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的、虚幻而可怖的重演方式引起了争议。 影片众多令人胆寒且难忘的场景之一，是满面春风的安瓦尔·刚果在他免受责罚谋杀了数以千计的无辜群众的地方跳起了欢快的吉格舞，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暗杀小组的前指挥人。 《杀戮演绎》 影片最后一个镜头是刚果在同一个地点，不受控制地乱扔东西，因自己无法倾吐的负罪感而感到窒息。 这部电影的美学成就似乎是不可否认的——尽管美学是一种道德功能，许多评论家认为奥本海默的作品是不负责任的甚至是危险的尝试。 有些人反感误导性的剪辑模式——好像电影，尤其是纪录片，不应该是误导和简化的艺术形式。当我们开始信仰戈达尔的格言——电影是每秒24帧的真理时，我们宁静的日子就已经结束了。 《杀戮演绎》 对这部电影最简单、最普遍的批评是，影片中的受害者失踪了。然而，这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在电影中，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在血腥暴君统治下遭受痛苦、之后还要继续遭受痛苦的人。 奥本海默通过他的后续作品《沉默之像》( 2014)弥补了这一被察觉到的缺陷，他说，这不仅仅是《杀戮演绎》的关联作品，实际上，这两部影片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导演在《沉默之像》中发现了他道德的关切对象，通过一个家庭中的安静的男人完成影片，他的哥哥是受害者之一，他需要寻找且面对杀害哥哥的凶手。 《沉默之像》 乍一看，《沉默之像》影片本身似乎是一次失误。然而，事实是，奥本海默在拍摄第一部影片时就已经积累了第二部影片的素材，因为在他揭开了当今印度尼西亚政治领导人的意识形态泥沼之后，不可能再回到犯罪现场展开后续拍摄行动。 当然，印度尼西亚在道德沦丧和凶残的国家建设方面并没有形成全球垄断，我们知道，美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是促成该国暴力行动的同谋，对那些被简单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采取了暴力。 《沉默之像》也可以说是存在于从《杀戮演绎》中醒来的噩梦，到日常现实的审问之间，在这个空间中，视觉慢慢地适应了更清晰的画面。 《沉默之像》 事实上，《沉默之像》的主角阿迪·鲁昆是一名验光师。这部电影反复出现的主题是，鲁昆检查那些犯下最严重罪行的人的视力，以尽可能微妙的方式为他们的罪行提供可见的证据，以免危及他的生命或他家人的生命。 这种观看的行为，这种动摇的视角，不仅成为电影本身伟大的隐喻，也成为观众遭遇未知暴行的自我反省的能指，这也许是第一次的自我反省。 正如哈伦·法罗基在他的电影《不灭的火》(1969)中著名的描述，关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又一次美国支持的东南亚大屠杀，「如果我们给你看照片……你会闭上眼睛。首先你会对照片闭上眼睛，然后你会对记忆闭上眼睛，接着你将对事实闭上眼睛，最后你将对整个历史背景闭上眼睛。」 《沉默之像》 这两部纪录片在各大电影节上发行放映，奥本海默的任务是跑遍世界，去尽可能多的电影节放映自己的电影。暂且不谈他电影的伦理与美学，2015年5月，我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与奥本海默共进午餐，讨论了他早年学电影的经历、当代纪录片的混杂转向，以及电影节组织的政治观点与实践。 *** de Cuir：你在哈佛大学学习电影制作，杜尚·马卡维耶夫是你的教授。他的作品为反传统的纪录片制作提供了有趣的案例。他对你有什么影响？ 奥本海默：他对我的影响很深刻也很长久。当我还是杜尚的学生时，我拍摄了我的第一部电影《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的全部历史》(1998)。 在这部影片中，你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它与杜尚作品之间的联系。杜尚是非虚构与虚构叙事并存的开拓者。他有种野性，他勇敢，他才华横溢，他是我成为导演的原因。 现在我们是好朋友。他就像我的家人。还记得两年前我在贝尔格莱德拍摄《杀戮演绎》(2012)，他讲了一个荒谬的故事，说我半夜来到他家，朝窗户上扔鹅卵石？胡说。这从来没发生过！ de Cuir：他可是非虚构和虚构叙事的开拓者呀！ 奥本海默：这叫做胡扯！ de Cuir：我们能谈谈哈佛大学的纪录片吗？从罗伯特·加德纳到马卡维耶夫，再到感官民族志实验室以及你的作品？我们能找到其中传承的脉络吗？ 奥本海默：我不知道。我在那里的时候，罗伯特·加德纳非常支持我的工作。他给了我一笔赠款，让我把毕业作品洗印出来。这样它就可以送去电影节了。那时参加电影节需要提供电影拷贝。 这部电影使用了许多不同的格式。有35mm的档案素材，16 mm胶片，超8毫米胶片，录像带。罗伯特·加德纳对非虚构类电影有一种诗意的态度，比如《极乐森林》( 1986 )。 感官民族志实验室要晚一点。我很喜欢吕西安·卡斯坦因-泰勒和维瑞娜·帕拉韦尔的《海中兽》( 2012 )，也很欣赏《香草》( 2009 )。哈佛是一个生长有趣的事物的地方，但我不确定我可以归纳出其中的连续性，因为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并不在场。 de Cuir：所以《杀戮演绎》不是你的电影节处女作？你带着你的毕业作品参加了电影节？ 奥本海默：是的，但那是一部短片，所以也没去太多地方。它在特柳赖德电影节首映，然后又去了其他电影节，但不是很多。我确实去了圣彼得堡和芝加哥。它获得了芝加哥电影节的最佳实验短片金雨果奖。 《杀戮演绎》是我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也是我的第一部纪录片。《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的全部历史》更多像是一个实验性的混合作品。 《杀戮演绎》 de Cuir：有些人会这么评价《杀戮演绎》，实验性质的混合作品。 奥本海默：是的，确实，但我早期作品中的叙述实际上是虚构的。同样，你也不会说《有机体的奥秘》( 马卡维耶夫，1971 )是一部纪录片。 de Cuir：说回特柳赖德电影节，因为《杀戮演绎》是在那首映的。特柳赖德对纪录片来说并不是电影节上的重要一站。对吗？ 奥本海默：嗯，它规模太小了，不是重要的一站。他们只放映20部电影，而且必须是北美首映。 《沉默之像》( 2014 )也是在那举行了北美首映（它的世界首映是在几天前的威尼斯）。特柳赖德上总有一些纪录片。它不像真假纪录片电影节那样是一个纪录片电影节。 de Cuir：你在特柳赖德上进行过秘密首映吗？他们提前公布首映吗？ 奥本海默：在特柳赖德，他们直到电影节开始的那天才会公开片单。真假纪录片电影节模仿了特柳赖德，但他们会提前宣布自己的计划。他们有所谓的秘密放映。记者们被要求不要报道这些影片，但其实来真假纪录片电影节的记者也不多。 人们甚至不能在谈话中提及秘密放映的标题。你应该说「我喜欢红色的秘密放映」，或者「你一定要看绿色的秘密放映」。 de Cuir：你如何看待这新一波的纪录片电影节，它们强调混合风格以及真与假的绝对二分？ 奥本海默：真假纪录片电影节，丹麦哥本哈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de Cuir：Art of the Real电影节最近在纽约市展开活动，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就是关注混合性。 奥本海默：是托姆·鲍尔斯（纪录片策展人，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在做这个吗？ de Cuir：我想林肯艺术中心正在做这件事。无论如何，他们对这种艺术风格感兴趣，虚构和非虚构之间不是那么简单的分割。 奥本海默：这很好。纪录片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就是严肃调查性新闻报道的减少。纪录片的一个优点是我们可以与世界互动。我们是被重要的问题吸引的。如果没有记者关注这些问题，纪录片人往往愿意挺身而出，填补空白。 我并不是责怪纪录片制作人，但有时这是以牺牲我们的艺术为代价的。这在观众中造成了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即纪录片是一种宣传性的新闻形式。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类电影节，对支持处于困难时期的作品非常重要，因为这些作品没有从宣传模式中受益。 这反过来有助于塑造观众的口味。会让他们认为纪录片比单纯的新闻宣传片更有趣、更复杂。 de Cuir：电影节观众是纪录片的唯一观众群吗？拥有这些电影节观众，对于纪录片来说有多重要？ 奥本海默：我认为纪录片在电影节之外也有自身的生命力。许多伟大至极的电影都没有在院线发行。很遗憾。这与放映方面临的挑战有关。但是这些电影努力进入在线平台，它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被观看，这很重要。 我通过Facebook收到了厄瓜多尔观众发来的信息，他们说看过我的电影，而我的电影从来没有在厄瓜多尔公开放映过。我的电影在厄瓜多尔的盗版视频商店里，我们从未在厄瓜多尔因电影赚到钱，但我很高兴厄瓜多尔观众能看到这些电影。 我还想说些关于真假纪录片电影节的事。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电影节之一。它在一个10万人的小镇（密苏里州，哥伦比亚镇）举行，却卖出了6万张票。太神奇了。而且这不是观众会前往的电影节。 de Cuir：那是一个大学城（位于哥伦比亚的密苏里大学）。 奥本海默：但那不是学生会去的大学社团活动。 de Cuir：他们不去吗？ 奥本海默：不，大学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人会去，但他们远不是主要观众。今年的电影节颁给阿迪·鲁昆（《沉默之像》的主角）一个奖。这是纪录片界唯一一个给电影主题颁发的奖项（真实生活基金）。 他们通过社区筹集了这笔奖金。我去了哥伦比亚所有的高中演讲。城里有三个。我还去了一个大教堂演讲。 我去的那一天，也就是电影节的那个星期天，那里已经空了一半，因为牧师们鼓励每个人去真假纪录片电影节看电影，而不是来教堂。他们不是一般的电影节观众。 这不是在批评其他电影节。我去世界各国的首都看我电影的首映。我去过800人的场馆，但只有300名观众。真假纪录片电影节的每次放映人都是坐满的，票都会卖光。而且我的电影都在超过1000个座位的影院里放映。感觉很特别。 de Cuir：如果你正在打造一个理想的纪录片电影节，它会是什么样子？ 奥本海默：真假纪录片电影节就是一个典范。还有一些大型电影节都做得很棒。柏林电影节和多伦多电影节对于他们带来的每一部纪录片都做好了销售工作。 柏林电影节的全景单元放映了《杀戮演绎》，获得了一个观众奖——对于一部如此黑暗的电影，这种可能是我从未想象过的，这证明了他们是如何培养观众的。这是观众的电影节。 最打动我的电影节会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展示作品。我认为那些会把纪录片带到它们平时去不了的地方的电影节，就是值得学习的电影节。 你会从那些电影节中学到东西。真假纪录片电影节就是其中之一。你学会了怎样才能激发一个社群去输出一种他们从未有过的表达。 de Cuir：很多纪录片电影节的附加活动怎么样？ 奥本海默：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电影节该做的事情，比如创投论坛。这是个好主意吗？可能在出现Skype和网络之前，这或许是个好主意，因为那时跟所有的评审顾问见面的费用很高，但许多评审顾问几乎都没钱投给电影。 有鉴于此，创投论坛应该重新考虑他们的规则。他们应该只邀请能够在论坛期间承诺三次讨论后给出35，000美元的评审顾问。而且在一次创投提案后，不应该进行公开讨论。就像电影节评审团一样，我们应该谨慎行事，确保那些有潜力的、重要的好电影不会被评审顾问公开淘汰——他们甚至只有几千美元的委托金！ 我认为谢菲尔德纪录片电影节中私人会议的模式可能更好。尽管如此，仍应保留一定数量的小组席位，或许是三分之一，提供给资金较少但大家都投票认为应该帮助的困难项目。项目被论坛接受的电影人、前两年曾经参加过论坛的人都可以参加投票。 de Cuir：电影节的经济模式与纪录片制作、发行、展映的经济模式相适应吗？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奥本海默：当你在电影节巡回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一部赢得很多奖项的电影，你就不会得到报酬。你就不能做其他任何事。这是个问题。 在真假纪录片电影节时，我走进房间看见桌上有一个写着我名字的信封。我打开它，里面有一张500美元的支票。我原以为这是个错误，但事实上这是导演的报酬。他们不仅邀请大家过来，还付钱给大家。我知道在许多国家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个问题。 当然电影节的经济生态不太乐观。我是说，把导演们都聚集在一起。我认为，观众是通过Skype提问还是在现场提问，这对他们来说没那么重要。 de Cuir：不过，Skype并不总是那么可靠。它失败了。 奥本海默：还有可能航班被取消了。Facetime和谷歌环聊似乎更可靠。每个电影节都可以使用笔记本电脑进行对谈，邀请每一位电影人加入。你将节省数千美元的飞航旅费、数千美元的酒店住宿费、数千美元的食物招待费，你的碳排放将低得多。 而且电影人还可以继续其他的工作。你甚至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做大师课。不是必须这样或必须那样。只是说你可以少邀请些嘉宾过来。 de Cuir：你曾经拒绝过电影节的邀请吗？理由是什么？ 奥本海默：伊朗的一个电影节邀请了我，我对此很小心。我打电话给莫森·玛克玛尓巴夫询问，因为我非常尊敬他。他说我应该在那里放映这部电影，因为文化抵制只会剥夺人们思考这部电影所提出的重要命题的机会。 我接受了这次邀请。有时，我不得不拒绝邀请，因为这可能会耽误其他地方更有影响力的首映式。 我曾拒绝了一个很有声望的电影节的邀请，因为他们想把《杀戮演绎》放在午夜场。那是电影生命的开始，我不希望它被定位成邪典电影。这部电影确实很狂暴的，但却也相当严肃。它不应该被视为安瓦尔·刚果在1965年午夜看的那种电影。 *** 自2015年5月的采访记录以来，奥本海默一直保持着相对低调的姿态。他最近一次引人注目的亮相是在2016年第73届威尼斯电影节上担任国际评审团成员。 他和同事们将最佳影片金狮奖颁给了拉夫·达兹的《离开的女人》，他是迅速上升到国际级导演地位的菲律宾导演，对各大电影节造成了冲击。 《离开的女人》 拉夫·达兹的最新作品涉及精英阶层的权力与特权，以及由此产生的暴力冲突，还有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隔海相望，这些因素使它接近于奥本海默的情感表达，以及奥本海默在纪录片中讨论的议题。 我继续和奥本海默共进午餐，讨论了电影节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研究。他最初对这个概念持怀疑态度，事实上他说，在我们的谈话之前，自己从未听说过这个概念。 经过进一步思考，他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领域，特别是电影节如何与当地政治、文化和经济发生互动。 的确，这些都是电影节研究的重要途径。在文献研究方面，围绕伦理学和混合美学的经典论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现实意义。奥本海默对于这些讨论的介入是意义深远的，也是未来国际纪录片发展中不可忽视的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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