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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衡派引起了学术界较多的关注，有关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凡学衡派思想学术所涉及的领域目前大都有相关研究成果问世。但学衡派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却少有人注意。或有人提及，但不够全面和细致，这在一程度上影响了研究者对学衡派认识的深入，因此对于学衡派从准备、成立到发展、解体的过程做一细致的考察大有必要。本文所做的正是这个工作，笔者根据所发掘的史料对学衡派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同时对学衡派解体的原因进行了人分析。一些地方借鉴了现有的学术成果，已在文中注出。希望本文的写作能够深化对于学衡派的研究，同时对民国早期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也有所裨益。
一 学衡派的缘起可追溯到1915年吴宓、汤用彤等人在清华学堂成立天人学会。吴宓（1894－1978），字雨僧，陕西泾阳人。1911年入清华学堂。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湖北黄梅人，与吴宓同年入清华学堂。二人义气相投，成为挚友。1915年冬，吴宓、汤用彤、黄华等人发起成立了天人学会，学会名称由汤用彤所起，会员一度达30余人之多。吴宓后来《吴宓诗集》中追述天人学会之往事，附列了天人学会的会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学衡派后来的思想主张，在此都可以找出端倪。会章的内容为：“原则有五：（一）行事必本道德；（二）人之价值以良心之厚薄定之；（三）谋生糊口以外，须为国家社会尽力，处处作完善及真实之牺牲；（四）持躬涉世，不计毁誉，成败利害，惟以吾心之真是非为权衡；（五）扶正人心，为改良群治之根本。险诈、圆滑、奔竞、浮华、残刻、偏私，皆今日恶习之最甚者，务宜攫抑净尽。其宗旨有七：（一）敦交谊；（二）励道德；（三）练才识；（四）谋公益。其终极之宗旨：（一）造成淳美之风俗，使社会人人知尚气节廉耻；（二）造成平正通实之学说，折衷新旧，发挥固有之文明，以学术道理，运用凡百事项；（三）普及社会教育，使人人晓然于一己之天职及行事之正谊。义务有四：（一）会员当求为有益于世之人，故先期一己有任事之才具。宜各就其地位及性之所近，殚精学业，练习治事，异途同归，以道德良心为指针；（二）会员当相互切磋，毋隐毋忌，相互扶助，必敬必诚；（三）会员当恪守本会会章，及其他规约，躬行实践，并汲引同志，导人于善。又在必需时，量力筹集会费”。 天人学会的会章中，已经初步显露了后来学衡派文化运思的思路，即以砥砺个人道德为起点，进而服务于社会，益国益群，以达改良群治的目地。同时还显现出对于传统的珍重以及中西会通的愿望。 1917年吴宓赴美留学，次年汤用彤赴美。后二人均转入哈佛大学。在哈佛，吴、汤二人结识了后来成为学衡派发起人之一的梅光迪，是为学衡派成立的一大机缘。梅光迪（1890－1945），字迪生，一字觐庄，安徽宣城人。1911年考取清华官费留学，先入威斯康辛大学，后转入西北大学。1915年毕业后又入哈佛大学学习，师从白璧德，专攻西洋文学。梅光迪与胡适有同乡之谊，赴美前即有交往。赴美初期，二人交谊甚笃，书信往来颇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文化理念上的差异逐渐明显，双方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由探讨而争论乃至攻击，二人逐渐疏远到后来完全对立。梅光迪虽然身处异国，但对中国传统文化仍然情有独钟，他极其推崇孔子，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谈到“迪近日稍读哲学之书，以孔子与他人较，益信孔子之大，以为此老实为古今中外第一人。” 这样，他与心仪西方文明的胡适之间就有了根本性的分歧。而胡适发起的文学革命则促使二人走向对立。1915年，胡适开始致力于中国语文改革的工作。梅光迪为此与胡适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正是梅光迪猛烈的批评，才使胡适清晰了文学改革的思路，坚定了文学改革的信心，胡适后来的回忆中称此为“逼上梁山”：“梅君与我为文学改革引起了一场辩论；也就是因为他对我改革观念的强烈反对，才把我‘逼上梁山’的” 1917年，胡适因在国内倡导文学革命而“暴得大名”。而梅光迪则下决心维护自己的文化理想，反对新文学运动。他于是在留学生中“‘招兵买马’，到处搜求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 吴宓即为此时梅光迪搜求而得之同道之一。 在叙述梅、吴交谊之前，有必要先介绍后来成为他们精神导师的美国学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白璧德为美国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长期在哈佛任教，讲授法国文学。白氏毕其一生著述不辍，宣扬新人文主义。他对西方近代文明持怀疑的态度，认为这种文明由于物质主义的横行而导致了人们道德精神的失落，对西方近代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浪漫主义思潮恰是致乱之源，故此白璧德一生都在对浪漫主义进行着不停歇的批判。他救世的目光则投向了传统，投向了东西方的古典文化。他不但钟情于西方的希腊、罗马文明和中世纪的宗教文明，而且对东方的佛教和儒家思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东西方文化共同蕴含的道德精神是人类文明精髓所在，弘扬这一精神，是拯救人类文明的不二法门。他的学说中对于东方历史与传统的肯定，对于中国文化在人类未来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及深切的期望对梅光迪、吴宓这样来自东方，对传统怀有深厚感情的学生产生了极大的亲合力和吸引力。以梅光迪开其端，先后有一批中国学生膺服新人文主义，师从白璧德加以研习。1933年，《大公报》在纪念白璧德逝世的文章中追述了白璧德中国弟子的大致情形：“先生之中国弟子，以（一）梅光迪君从学最早且久，受知亦最深。其后有（二）吴宓（三）汤用彤（四）张歆海（五）楼光来（六）林语堂（七）梁实秋（八）郭斌龢君等等，不及遍举。就中如（六）林语堂君，则虽尝从先生受课，而极不赞成先生之学说。（七）梁实秋君，曾屡为文称述先生之人文主义，又编印《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一书，为欲知白璧德先生学说大纲者之最好读物。而要以（二）吴宓（三）郭斌龢君，为最笃信师说，且致力宣扬者。门弟子以外，如（九）胡先骕君，尝译述先生之著作，又曾面谒先生，亲承教晦。如（十）吴芳吉君（十一）缪鉞君等，或没或存，皆读先生书，间接受先生之影响，其名更多不胜举云。” 这些人中，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汤用彤是学衡派的核心成员，吴芳吉、郭斌龢是《学衡》杂志的重要的撰稿人。其他人也多与学衡派过从甚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符合梅光迪、吴宓等人尊重传统、保守传统的愿望，很容易为他们所认同。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种来自西方的系统化、理论化的表达，由于“崇西”心理在当时中国学人中已经非常普遍，与尊崇西学的胡适等人对战，必须同样尊奉另一种西方学说，才能在理论上与胡适等人取得对等的地位，获得论战的资格。职是之故，以维护故国文化传统、与新文化运动派诸人对决为职志的梅光迪等人便选择了新人文主义作为表达他们的文化理想、文化主张的理论利器。 梅光迪与吴宓相识是在1918年，他已师从白璧德研习新人文主义三年之久，而国内的新文化运动也已进行得如火如荼，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激烈的批判深深地刺激着梅光迪，他更为急切地寻求同道，联手反对新文化运动。1918年8月，在同学的介绍下，梅光迪访问了吴宓。梅光迪“慷慨流涕，极言我中国文化之可宝贵，历代圣贤、儒者思想之高深，中国旧礼俗、旧制度之优点，今彼胡适等所言所行之可痛恨。昔伍员自诩‘我能覆楚’，申包胥曰：‘我必复之’。我辈今者但当勉为中国文化之申包胥而已。”吴宓“十分感动，即表示：宓当勉力追随，愿效驰驱，如诸葛武侯之对刘先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与梅光迪的会面成为吴宓一生命运的转折点。吴宓接受了梅光迪“反对陈独秀、胡适新诗、白话文学、新文化运动之主张”， 梅光迪引见吴宓拜会了白璧德，吴宓对白璧德的学说大为服膺，奉其为师，此后“受其教，读其书，明其学，传其业”， 成为白璧德最为忠实的弟子。学衡派最终得以成立，梅光迪、吴宓的相识实开其端。他们共同约定的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志向以及对于新人文主义的尊崇，在理论和行动层面确定了日后学衡派发展的方向。 二 1919年梅光迪回国，先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1920年秋，应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梅光迪在美国西北大学同学刘伯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副校长兼大学文理科主任。刘伯明（1887－1923），名经庶，字伯明，以字行，江苏南京人。1911年赴美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金陵大学、南京高师任教。他与梅光迪志同道合，决定以南高师为“聚集同志知友，发展理想事业之地”。 梅光迪于是于1921年5月修书邀吴宓前来南高师担任英语及英国文学教授。吴宓接到梅光迪的信后，决定立即回国，以践前约。1921年6月，吴宓启程回国，9月抵东南大学。梅吴二人聚首南京。 早在1920年秋，梅光迪等人与中华书局商定编辑一杂志，名为《学衡》。吴宓回国后，《学衡》杂志很快便正式创办。《学衡》杂志社有社员若干人，他们围绕《学衡》杂志形成了一个学术团体，这就是所谓的“学衡派”。其实学衡派这个称号并不是《学衡》杂志社社员的自称，而是别人加于他们头上的，后来就成为约定俗成的称呼。吴宓等人自称为《学衡》社员。大约在1921年11月，《学衡》杂志社社员第一次召开会议，这应当被看做是学衡派正式出现的标志。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衡》社社员除了吴宓、梅光迪、刘伯明外，还有以下诸人： 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江苏丹徒人。晚清时受教于缪荃孙。1902初随缪荃孙赴日本考察，为时三个月。自1915年起，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多年任史地部主任及历史系主任。当时为南京高师历史系教授。柳诒徵对于国学有极深的造诣，为一代史学大师。 胡先骕（1895－1968），字步曾，江西新建人。1913年赴美留学。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学习森林植物学，1916年获植物学硕士后回国。时任南京高师生物系主任。胡先骕擅长旧体诗的写作，其诗作曾受到晚清著名诗人陈三立的肯定。他对胡适等人倡导的新文学运动对传统文学的批判极为反感，屡屡撰文抨击。同时他也受到了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 邵祖平，江西南昌人，时为南京高师附属中学教员。亦擅作旧体诗。 吴宓的回忆中虽未提到汤用彤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毫无疑问，此时正在南京的汤用彤也是《学衡》社员之一。他不仅积极为《学衡》撰稿，并且长期地担任着《学衡》的编辑工作。 以上几位都是《学衡》杂志重要的作者，是学衡派的核心成员，都为《学衡》杂志撰写了大量有影响的论文。其他《学衡》杂志社的社员还有：马承堃（字宗霍）、萧纯锦（字叔絅）、徐则陵（字养秋）。以上数人南京高师教师，他们虽列名《学衡》杂志社，但除了在杂志创办的初期在《学衡》上发表了为数不多的文章外，此后与《学衡》几无任何联系，因此只能算做学衡派的一般成员。 除了以上参加这次会议的社员外，当时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一部分学生也加入了《学衡》作者的队伍。主要有缪凤林、景昌极、赵思伯、浦江清、孙雨延、陆维钊等人。其中对《学衡》贡献最大的是缪凤林和景昌极。二人可谓是《学衡》最重要的作者。缪凤林（1898－1959），字赞虞，浙江富阳人。景昌极（1903－1982），字幼南，江苏泰州人。二人均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此二人经柳诒徵多年精心培植，文史哲俱为精通，1922年南高师毕业后，又入南京支那内学院师从欧阳竟无研究佛学。1923年二人经吴宓推荐，同往东北大学任教。自《学衡》创刊起，缪、景二人就抱以极大的热情，撰述不辍，《学衡》的作者中，缪、景二人撰稿最多。 《学衡》社社员第一次会议议定了以下事项：公举吴宓为“集稿员”。杂志栏目分为通论、述学、文苑、杂俎等门，各门之主任编辑为：通论梅光迪，述学马承堃，文苑胡先骕，杂俎邵祖平。以后又由吴宓起草《学衡》杂志简章，经大家讨论通过，从第二期起，刊登于各期卷首。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宗旨 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 （二）体裁及办法 （甲）本杂志于国学则主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而后来学者，得其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轨，不至望洋兴叹，劳而无功，或盲肆攻击，专图毁弃，而自以为得也。（乙）本杂志于西学则主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至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 （丙）本杂志行文则力求明畅雅洁，既不敢堆积饣豆饣丁，古字连篇，甘为学究，尤不敢故尚奇诡，妄矜创造，总期以吾国文字，表西来之思想，既达且雅，以见文字之效用，实系于作者之才力。苟能运用得宜，则吾国文字，自可适时达意，固无须更张其一定之文法，摧残其优美之形质也” 。 这一简章阐明了学衡派始终孜孜以求的理想所在：首先，这一简章表明他们努力使《学衡》杂志成为一个学术杂志，从《学衡》的文章数量看，学术著述是主要的内容，而且其中不乏佳作。然而使学衡派引人注目之处却不在此，而是对新文化运动派的批判，这是值得令人深思的事。其二，他们对于传统表现出了更多的珍视，并且试图通过他们的努力使传统文化发扬广大。其三，他们希望通过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会通中西文化而建成新文化。其四，学衡派之面世主要受了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的刺激，故此学衡派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文学，批判新文化运动派的文学主张，这是《学衡》杂志贯彻始终的基调。由于学衡派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批判的姿态，他们远没有做到“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他们激烈与偏执给时人与后人的印象都很深刻。 这个简章的最后，还写明吴宓为《学衡》杂志的总编辑兼干事，表明吴宓是《学衡》杂志的中心人物。在此后的十一年中，吴宓在内外环境对他都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苦苦支撑，为《学衡》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某种程度上说，《学衡》几乎成为他个人的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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