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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幼平 近年来洞穴考古的收获非常引人瞩目。去年有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今年初评又入围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广西隆安娅怀洞和福建明溪南山洞穴遗址群三项重要的洞穴遗址。这些工作与收获，清楚显示出中国考古学研究深入发展的新趋势。学术目标明确，计划周密，田野考古操作规范，尤其是多学科合作综合研究理念的深入实践等新特点，为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可以看到，伴随着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新进展，在探寻中国境内现代人出现、农业起源等史前考古重大课题之际，洞穴遗址发掘与探查往往成为首选，并取得多项新进展。 现代人起源研究的新证据 这些新发现之中，最令人关注的是2016~2017年发掘的通天洞遗址，发现典型的勒瓦娄哇-莫斯特类型的石器组合。这一新发现，将分布在中国西北至东北地区相关发现完整地连接起来，清楚展示莫斯特技术的分布范围已经达到东亚北部，与华北石片石器工业分布区紧密相邻，意味着莫斯特文化的主人也曾扩散到这一地区。这一新发现有助解开长期困惑我国古人类与旧石器考古学者之谜，即为什么从广东韶关马坝人到河北泥河湾盆地的许家窑人，乃至刚刚公布研究成果的河南灵井许昌人等都具有或多或少的尼安德特人形态特征。答案就在于新发现的莫斯特文化在东亚北部地区的分布态势，很清楚地说明中国境内远古人类与原认为距离非常遥远的尼安德特人等西方古人类群体之间，实际上有很方便的文化与基因交流的通道。 娅怀洞遗址发现距今4万年前后的石片石器组合，不但反映了在砾石工业长期流行的岭南地区，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与人类行为的多样性，同时也清楚展现出中国南、北方旧石器文化与人类迁徙交流的特点。从娅怀洞第一期开始，石片石器就一直流行。这些石器是典型的简单石核技术的剥片产品，与长期流行于华北地区的同类技术完全一致，而丝毫不见来自同时代旧大陆西方的影响痕迹。在华南，特别是岭南地区石片石器组合的突然出现与持续流行，亦无法用生态适应来简单解释，而更应视作有东亚地区晚更新世南北方人群或技术交流的因素存在。这种人群与技术交流的方向为探讨东亚地区现代人出现与发展问题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新视角。 旧、新石器时代过渡与农业起源的新发现 岭南地区洞穴考古另一重大进展是旧、新石器时代过渡与农业起源研究的新收获。通过对娅怀洞第二期和第三期堆积的取样分析，均发现有稻属植硅体，显示在这两个阶段，娅怀洞的远古居民可能就已经开始采集利用野生稻资源，为稻作农业起源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新线索。南山遗址水稻、粟、黍等植物遗存的发现也为该地区的水稻种植，及以小米为代表的旱作农业在东南沿海到岭南地区的出现与传播路线等课题研究提供重要证据。西北边疆地区的通天洞遗址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小麦与大麦籽粒的发现，则为研究这两种农作物在我国出现时间提供了直接证据，说明该洞穴青铜时代居民可能曾对小麦与大麦的引入与传播做出过贡献。 从狩猎采集向农业社会发展，也就是旧、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新近发掘的牛坡洞遗址，清楚地展示了云贵高原地区这一演进过程的复杂性。牛坡洞史前居民最早进入该洞约在距今15000年前后。然后在距今万年前后直到历史时期，又有多个阶段先后来此居住或从事不同活动。这些活动记录了早期人类适应云贵高原地区环境，从早期的狩猎采集逐渐过渡到农业社会的连续过程。细小石器与骨、角质工具制作技术、洞穴墓葬的埋葬习俗等特点反映出该地区史前居民及其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娴熟的骨、角器制作技术与蹲踞葬俗等显示着华南及东南亚史前文化的影响；精美的细小石器的制作技术则更清楚地指明有华北的石片石器工业传统向西南地区传播扩散的趋向。 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多样性 南山遗址群等新发现也展示出新石器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南山遗址由4个洞穴与山顶的露天分布区构成。规范的田野考古发掘与多学科的采样与研究结果揭示出南山遗址古代居民经历了从洞穴向山顶露天遗址的发展。这一过程从新石器时代一直持续到青铜时代，反映了闽西北山区的古代居民适应当地特殊环境，与大河平原地区史前人群不同的发展路径与文化多样性特点。南山遗址丰富多彩的发现还展示该遗址与东南沿海及东南亚乃至太平洋岛屿区史前居民的文化关系，为探讨南岛语族的起源与发展等课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证据。 区域考古学文化发展的标尺 中国境内石灰岩分布广泛，岩溶作用在华南到北方的广大地区形成数量众多、形状各异，适合古人类居住的洞穴和岩厦。这些冬暖夏凉、可以遮风避雨的天然庇护所，是更新世以来古人类喜欢居住和从事各种活动的之处。在同一洞穴之内往往可以发现深达数米甚至数十米厚的堆积，保留着数万年来乃至更为久远的古人类文化遗存。由于洞穴遗址沿用时代漫长的特点，从娅怀洞、通天洞到牛坡洞与南山等洞穴遗址的发掘与发现，都为探讨区域文化发展系列，复原早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等课题提供更完整的宝贵资料。尤为难得的是以剥蚀地貌为主的西北干旱地区，通天洞遗址连续剖面的揭露，从距今40000多年的莫斯特文化开始，持续到细石器文化、青铜文化及早期铁器时代的“四叠层”的新发现，更为探讨新疆地区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到历史时期文化发展过程提供了可靠的地层证据与对比标尺。 小 结 现代人的出现与农业起源等问题既是世界史前考古的核心课题，也是公众关心的热点。近年来洞穴考古的新发现为上述课题探讨与对公众关注焦点的回应，都做出了十分重要的新贡献。史前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与区域文化发展序列的建立，更是考古学者经久不衰的研究重点。从牛坡洞到通天洞、娅怀洞与南山遗址群，都为这些重要课题的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新证据,也清楚地展示出中国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及其与国际考古学研究课题的接轨。尤其是通天洞、娅怀洞等遗址发现关于现代人出现与农业起源研究的新证据，不但对中国及东亚地区考古研究非常关键，也会对世界史前史产生重要影响。 徐良高 近两年，两周考古获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一系列具有突破性和填补空白价值的新发现，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两周历史的新认识。 西周都城聚落考古进一步深化 近几年来，在聚落考古思路的指导下，利用多学科手段，考古学家对西周王朝的都城——丰镐、周原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初步建立起地理信息系统，掌握了基本的聚落布局框架，发掘了一批重要遗存。在周原，水网系统的基本探明为研究遗址的聚落布局提供了框架，使我们对当时“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的优越地理环境有了真切的感受。通过对凤雏建筑群中第三号、第六号基址及其附近墓葬群和疑似城墙遗迹的发掘，结合过去发掘的凤雏甲组建筑基址，为研究凤雏建筑基址群的结构布局、功能性质以及周原遗址的性质、是否存在城墙等重要问题提供了关键资料。在丰镐，通过全面勘探，对遗址的四至和水系有了更准确的了解，在丰京南部的勘探与发掘，弥补了过去考古工作的空白，尤其是大原村南西周制陶作坊的精细化发掘，为研究都城内手工业生产状况提供了契机。 西周诸侯国考古获得新突破 周王朝推行“封建诸侯以屏周室”的统治政策，在周边重要战略地点分封了诸多同姓或异姓诸侯国。过去，我们对东方、北方的诸侯封国发现较多，如晋、燕、黎、邢、卫、齐、鲁等等。近两年来，在周的西方和南方的多处重要考古发现弥补了这些地域考古工作的不足和传统文献记载的缺失，使我们对周王朝在西北方和南方的疆域范围、分封制度、宗法礼乐制度和周王朝对相关重要资源的控制情况有了新的认识。 周人兴于西北，败于西北，对西北的有效控制或失控决定了周王朝统治的成败。十余年前，早期秦文化考古所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使我们对周王朝是如何经营西方以及以周文化为基本特征的秦人是如何与以寺洼文化为特征的西戎文化相处共存的历史，有了较清楚的认识，不过，一直以来，考古学界对周文化在西北的情况都知之甚少，文献记载不多，考古发现更少。 2017年，宁夏彭阳姚河塬遗址的发现使我们对周王朝的西北疆域和周文化在西北发展状况的认识有了突破性进展。考古发现的西周早期诸侯级墓葬区、铸铜与制陶作坊、路网、壕沟、墙体以及刻有文字的卜骨卜甲等都显示姚河塬遗址应为周王朝分封于西北边疆地区的某重要采邑或诸侯国的都邑之所在，为我们了解周王朝在西北的疆域范围、政治地理格局和周王朝与西北戎狄族群的相处模式提供了难得一见的资料。李伯谦先生将姚河塬遗址称之为“周人经略西北地区的前哨基地”，恰如其分。如果考虑到西周时期马的大量使用和文献中周王对马政的重视，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周人这一前哨基地应与周人获取西北方的重要战略资源——马有密切的关系。 南方是周王朝另一类重要战略资源——铜、锡等的主要来源地，也是西周诸侯封国集中的地区，有所谓“汉阳诸姬”。近年来，围绕曾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使我们对周之南方的认识有了长足进步。一个几乎失载于文献的西周重要封国——曾，通过考古发现的叶家山、郭家庙、文峰塔和擂鼓墩等一系列墓地，展现了从西周初期分封到战国被灭，除中间有小部分缺环的几乎完整的曾国通史，成为从考古学研究两周时期诸侯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史的典型样本之一。 近两年京山苏家垄两周之际曾国高等级墓葬、居址和冶铜遗址的发现，丰富、完善了这部由考古发现书写的曾国通史，填补了诸多空白。尤其是考古发现的大面积冶炼遗存、铜锭及厚重的青铜器等，展现了曾国青铜器从冶炼、生产到流通的诸多环节。结合墓地出土的曾伯桼铜器群铭文与传世曾伯桼青铜簠上 “金道锡行”的记载，我们清楚地看到周王朝如何通过曾国，管理、控制随枣走廊与南方，进而控制淮夷并掌控铜、锡资源的历史。 两周之际重要考古发现为探讨平王东迁前后周之西部地区政治地理格局变迁与族群关系提供了重要史料 从西周到东周，随着犬戎的入侵和周王室的东迁，盛极一时的都城——周原、丰镐被完全废弃，世家大族云集的京畿地区一片荒凉。迄今我们尚未在周原、丰镐遗址及其附近发现能确定为王室东迁后仍然存在的春秋早期周文化遗存，虽然文献中有“周遗民”的记载。那么，东周时期，周人的势力和文化影响真的就随着平王的东迁而完全离开关中及其以西地区了吗？并非如此！一系列新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探索两周之际周王朝西部地区的政治地理格局和风谲云诡的政治斗争提供了重要资料。 新发现的陕西澄城刘家洼春秋早期居址和墓葬，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器、金器等，显示墓地主人及其家族拥有很高的社会等级和地位。从刘家洼遗址往东和东南，接连分布着从两周之际到东周时期的梁代村芮国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等重要遗存。这些遗存显示，犬戎入侵京畿后，这些地处京畿东部区域的贵族家族或诸侯国并未消失，反而是兴盛起来了，原因何在？ 同样，在京畿的西方有属于周文化系统的秦的兴起。考古新发现也显示，在西北侧地带，春秋早期也仍然有高等级周文化世家大族的存在，如甘肃宁县石家发现的7鼎6簋墓和7鼎8簋春秋墓葬群，墓内随葬品虽然有一些北方草原文化与秦文化因素，但主体仍为周文化。 如果我们结合西周早期遗存，如甘肃灵台百草坡墓地、宁夏彭阳姚河塬遗址等的发现和相关文献、金文所记载的周王朝与西北戎狄如犬戎、猃狁等的关系以及周文化在西北的进退这一历史背景来分析，那么这些文化遗存的主人是谁？它们跟周王室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与西北的戎狄族群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周王室东迁以后，它们为何能继续活动于西部？两周之际，不同的族群在西北大地上演了怎样的纵横捭阖的政治戏码？秦人为何能兴起于西方？等等。考古新发现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传统文献所缺少的史料。 一系列东周考古新发现为认识群雄并争的东周时代及其社会变迁提供了具象化史料 例如，曲阜鲁故城考古使我们对以周礼正统继承者自居的鲁文化和鲁国宫殿、都城的结构特征有了准确的了解。郑韩故城见证了郑国这个最早公开向周王权威发起挑战的诸侯国，如何强盛一时，最后又怎样被三家分晋而来的韩国所灭的群雄争霸的东周历史。近两年，北城门遗址的发掘确认了具有重要军事交通价值的“渠门”的位置及其形制结构，对研究郑韩故城的结构布局具有重要价值。三号车马坑的发掘，不仅帮助我们确定其墓主为春秋晚期一代郑公，而且彰显了当时郑国国力之强盛。 特别是近两年发现的襄汾陶寺北墓地，为一处延续时间约500年的大型高等级贵族墓地，包括墓葬1283座、车马坑3座，从两周之际延续到战国时期，前后历经春秋时期晋国“邦墓”和战国时期魏国某世袭贵族家族墓地两大阶段，为我们考察晋国乃至东周时期社会组织、文化面貌及其变迁提供了一个理想案例。 从“尊王攘夷”，强调“夷夏之辨”到强调“夷夏之变”，融为一体，东周时代的另一条主线无疑是华夏与四夷的互动、融合。 徐阳陆浑戎贵族墓地和张家川马家塬戎人墓地的发现已经让我们得以一窥这种互动、融合的历史过程，近两年河北行唐故郡墓地的发掘又提供了一批代表性史料，弥补了相关文献的严重不足，成为我们研究以鲜虞部族为代表的北狄族群的文化特征、迁徙过程、中山国历史以及戎狄文化华夏化过程等的重要资料。 另外，四川成都双元村蜀国贵族墓地、山东滕州大韩村东周贵族墓地、常州春秋土墩墓等重要考古发现，也都使我们对当地文化的特征、社会状况及其与华夏文化的互动、融合关系有了更为客观、准确的认识。 近两年两周考古的成果无疑是令人瞩目的，但如果以完善两周考古学体系，构建两周历史新叙述为目标的话，我们的工作尚处于初级阶段。至今，还没有一座两周城址的聚落布局已经清楚，西周王陵尚无线索，对重要遗存的精细化发掘尚处于探索阶段；已经发现的两周时期家族、诸侯国遗存和周边四夷、方国遗存仅仅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大量的这类遗存有待我们去发现，许多缺环有待补充；即使是已发现的诸侯国遗存，也存在考古工作不平衡的问题，墓葬多而遗址少；缺乏从考古学角度对两周社会变迁及其原因的深入探讨也是明显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关键节点，如两周之际等。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期盼着两周考古的新进展。 杭 侃 今年宋元明清段共有8个项目入选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名单，接近全部26项入围项目的三分之一，最后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吉林安图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和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也接近三分之一，显示出宋元明清时期的考古，在遗址的多样性和内涵的丰富性上都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鲁迅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并认为“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江西是道教传播的重要地区，遗留有一大批与道教相关的文物。樟树道教画像石墓的墓主，其家“世为大族”，生前为道教领袖，死后被皇帝救封为“灵宝大师”，地位甚高。高安的一座南宋墓葬中，也出土了许多道教文物。至于墓葬中具有道教色彩的铜镜、路引、地券、堆塑瓶、陶俑、柏木人等，更是所在皆是，可以说江西宋代以来就浸润在道教的氛围里。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作为道教正一派的祖庭，它在北宋政和三年被佞道的宋徽宗赐名为“上清正一宫”，“时宫中学道者常数百人”。从“观”升为“宫”，并为后来的元明清统治者所重视，仅明朝276年中，由朝延赐银或监修上清宫就有七次，所以，遗址出土具有黄绿琉璃构件、龙纹瓦当等显示皇家建筑规制的遗物，采用北方官式建筑的手法，自然在情理之中。过去我们发掘过佛教的寺院遗址，但是发掘如此高等级的道教宫观遗址还是第一次。 重庆奉节南宋白帝城东控荆楚，西扼巴蜀，遗址所在地历来为兵家所必争，在白帝山、鸡公山、马岭为主范围内，建造了两汉至宋明时期多座城址，曾为东汉巴东郡治、唐夔州州治、宋夔州路治所在地。尤其在南宋晚期的宋蒙战争中，白帝城是西线战场的最后一道防线，设有重兵防御。因此，如何在不同时期的城防遗址中辨认出“城连城、城中城、城外城”南宋城防体系，就成为考古工作的重点。发掘工作除了基本厘清白帝城山城防御体系面貌，还发现一些宋蒙（元）战争火药武器实物。火器的发明和使用，对战争进程影响甚大，蒙元统治者也曾经想仿效“王睿楼船下扬州”的作法，从长江上游突破夔门天险再顺流而下，但是，南宋建立起的山城防御体系成功遏制了蒙古军队的进攻势头，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宋代武器的改进和火器的使用，能够有效地控制江面。 南宋小朝廷曾经梦想着有“王师北定中原日”的那一天，为“愤激三军之心，不绝中原之望”，南宋皇帝死后采用“攒宫”之制薄葬。南宋帝陵在南宋灭亡之后，惨遭杨琏真伽等人的破坏，学者们对南宋六陵的看法不一。兰若寺墓地由风水环境、墓园、坟寺等组成，布局完整，功能分区明确。兰若寺墓园建于南宋晚期，占地至少12000平方米，超过湖州风车口南宋墓（推测为宋孝宗生父赵子偁的“秀园”），更远远超过宁波东钱湖、余姚史氏家族墓等南宋时期权倾一时的重臣墓园，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南宋时期规模最大、格局最完整的高等级墓地。在宋六陵已遭毁坏、布局不清的现状下，兰若寺墓地也可视为目前研究南宋帝陵制度最重要的参考资料，应当给予整体保护。 辽宁康平辽代契丹贵族墓群共计清理辽代大型砖室墓3座，中小型石室墓6座，出土陶瓷、金银、铜、铁、玉石、玛瑙、琥珀、玻璃器等随葬品400余件。在2017年全国主要考古发现众多的情况下，辽宁康平辽代契丹贵族墓群能够入围终评已属不易，出土的两件具有磁州窰系风格、绘有细狗撵兔等浓郁游牧民族色彩的瓷瓶尤其引人注目，由此引发的关于辽代陶瓷和制瓷业人员流动等相关问题还刚刚开始。辽宁康平辽代契丹贵族墓群的发掘系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发掘的过程中注意了家族墓地的调查、科技手段的介入，公众考古的宣传，表明近年来考古界整体水平的提高和学科意识的增强。 吉林安图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的发掘揭露出完整的建筑布局、主要单体建筑的形制与功能，遗址出土出汉白玉材质玉册残块上有“癸丑”“金”“於”等字样，可以确认建筑群的皇家属性。建筑轴线的南向延长线正对长白山主峰，结合文献，发掘者认为这里就是金世宗效仿中原皇帝封禅泰山之举建造的神庙，这是中原地区以外首次通过考古发掘揭露的国家山祭遗存，山祭的实质是国家对于领土主权的认定，有趣的是，清代从康熙开始，也对长白山进行祭祀。这组建筑群曾经被学术界称为宝马城，认为是渤海朝贡道上的重要驿站，或比定为渤海中京显德府下辖的兴州。历史时期考古中，文献与考古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者讨论的话题，其实他们是历史研究的两翼。 崇礼金代太子城城址南北400米、东西350米，城外有城壕，辟南门和西门各一座，城内钻探共发现建筑基址28座，其中南北中轴线上有3组，建筑构件中有大量勾纹方砖、素面条砖上戳印“内”“宫”“官”字，白釉瓷器中发现多件印有“尚食局”款铭文的高档瓷器，发掘者认为有可能是一处金代皇帝的行宫遗址。宿白先生在论及秦碣石宫的主要发现的时候曾经说，作为一处重要的行宫遗址，沿途等距离的还应该有其它的发现。崇礼金代太子城城址的发现，也让我们期待还有新的金代行宫遗址的发现。 江苏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的考古发现可以用震撼来形容，发掘面积约13000平方米，出土以龙泉青瓷为主的遗物150余吨，表明这里是元代一处极为重要的瓷器仓储。元朝政府对于海外贸易采取了非常务实的态度，《元典章》里曾经记载皇帝的旨意：“咱每这田地里无用的伞、摩合罗、瓷器、家事、帘子博换他每中用的物件来。”但是，这种瓷器贸易到底是如何组织的？产品又将销往何处？这一重大发现给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增添了重要的内容，结合历年来的重要发现，我们已经非常有必要对作为“六国码头”的太仓进行整体的考古工作规划了。 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出水了三万多件文物，其中包括铭刻年号的金册以及有“西王赏功”字样的金币、银币，可以确认彭山江口一带是当年张献忠与清朝武装开展惨烈战斗，大量金银遭到沉没的主要地点之一。从出水的江口实物来看，涉及了明末清初广阔的社会层面。深入的研究还刚开始，发掘工作开启的浅水滩涂的考古工作，也为今后内河水下考古工作积累了经验。这一发现在入围的时候成为“沉银遗址”，正式公布的时候称为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这一更改也说明评审专家对于今后的工作有更多的期许。 编辑：陈 梅  《中国文物报》2018年4月17日第8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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