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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宋制礼与真宗托祖
宋代立国，继承了后周“包举天下，混一宇内”，以致太平的大志，和“先南后北”，渐次统一的方略，从而结束了五代军阀割据，王朝短暂的局面。唐祚沦亡虽不久远，但晚唐的混乱已经导致了新一轮的“礼崩乐坏”。宋代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仍然需由制礼入手。故《宋史》志第五十一《礼一·吉礼一》开首即言： “五代之衰乱甚矣，其礼文仪注往往多草创，不能备一代之典。宋太祖兴兵间，受周禅，收揽权纲，一以法度振起故弊。” 此卷缕述了宋代制礼的曲折经过，可供参考。按照西周“慎终追远，敬天法祖”的文化设计，本有“天子七庙，诸侯五庙”之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6 也就是说天子袷禘，需要追封六代血胤先祖。祖庙在数量上所以有所差别，原因之一是等级使然，原因之二便是《尚书·咸有一德》所言“七世之庙，可以观德。”意味着身为天子，必定是祖上血胤分明，德泽久远，故尔天命有归。但后世朝廷改姓易代，往往起于乱世之中，以庶民之身君临天下，难以追溯久远，故在汉初就已作出变通。如后晋天福二年议宗庙之制，御史中丞张昭远奏议就曾以刘邦为例，认为“（汉）高祖父太上皇执嘉无社稷功，不立庙号，高帝自为高祖。”“周武虽祀七世，追为王号者，但四世而已。故自东汉以来，有国之初，多崇四庙，从周制也。况商因夏礼，汉习秦仪，无劳博访之文，宜约已成之制。请依隋、唐有国之初，创立四庙，”7他给宋太祖提出的也是类似建议。所以宋朝立国，迳以四庙为追崇祖先之制，这样就必须上溯四代血胤先祖，这就是宋廷奉祀僖、顺、翼、宣四祖的原由。8 五代诸帝“你方唱罢我登场”，“礼文仪注往往多草创”，但都把宗庙祖陵的事情放到开国典仪的重要项目加以研讨，诸般议论可参《旧五代史·志四·礼志上》。宋初立国，赵匡胤、赵光义哥俩儿应当也不例外。《宋朝事实》虽也列明宋太祖登基之建隆元年（960年）就曾追尊三世祖以皇帝称号。但是为何又出现了“自国初加上四祖陵名，钦陵、康陵、定陵，并幽州。安陵旧在京城东南隅，及改卜葬安陵后，三陵尚未修奉”9的情况呢？敬请读者留意，此处“并幽州”三字至为关键，只是“幽州”早已为后晋石敬塘割让给契丹了，10无法寻访，正所谓“虽鞭之长，不及马腹”。 但是当时赵氏兄弟攻取幽燕的“恢复”的情结尚浓，《涑水纪闻》言： “开宝九年，群臣请上太祖尊号曰应天广运一统太平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上曰：‘幽燕未定，何谓一统？’遂却其奏。”11 宋太宗曾两次北伐，第一次是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灭北汉以后，未及休整战力即令转兵北向，意欲一举夺取幽州。六月，亲率10万大军出镇州（治真定，今河北正定）北进，突破辽军在沙河（今河北涿州北拒马河）的阻截，进围幽州。及至，辽守城军苦战待援。辽南院大王耶律斜轸于城北示弱诱伏，引宋军北进，以分其攻势；旋与北院大王耶律休哥援兵夹击，大败宋军于高梁河（史称“高粱河之战”）。宋军退保定州（治安喜，今河北定州）、关南（今河北高阳东）、镇州。第二次是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年），在宋辽战争中，宋举兵三路攻辽，进行战略决战。其间曹彬10万军曾经占据涿州，仅旬余即迫于粮草不济而退兵。后曹彬未及中、西路会师，又孤军冒进，往攻涿州。时值酷暑，遭到耶律休哥沿途阻击，推进艰难。复抵涿州，士气已疲乏不堪。此刻萧太后已率军进抵涿州东，形成对宋军钳击之势。曹彬见势不利，引军冒雨南撤。耶律休哥率精骑驰追。五月初三，于岐沟关大败宋军，史称“岐沟关之战”。所谓“岐沟之蹶，终宋不振”，此后北宋始终未再有武力恢复之举。值得指出的是，这两次战役中，涿州都成为重要战场。随着宋军失败，宋、契丹的边界也相对固定在白沟河一带。即便赵光义曾有在幽州寻访先人族墓的计划，也不得不无限期搁置下来。 回到前述赵恒在景德元年的两条诏书的发布日期，会发现著名的宋辽“澶渊之盟”正横亘其间。八月“癸酉，辽主与太后大举南下”，连下数城，攻打瀛州，在寇准力主之下，十一月赵恒率军北上亲征，十二月订立“澶渊之盟”，在维持边界现状的前提下，从此结成了“两国兄弟邦”，但也断送了他恢复幽燕的雄心壮志。《左传》有“天子之事，唯祀与戎”之语，据说和议成立後，“上（宋真宗）既罢兵，垂意典礼”，12 此后他即弃戎从祀，开始计议“天书降神”。我在《“天书降神”新议——试论北宋与契丹的文化竞争》13一文中分析了这一过程，故不赘。 与本文论题相关的一点，就是他在“降神”中另外托祖。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月八日，真宗曾称他梦见了景德中所睹“神人”传玉玺之命云： “先令汝祖赵某授汝天书，将见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翌日夜，复梦神人传天尊言：‘吾坐西，当斜设六位。’即于延恩殿设道场候迎。五鼓后天尊至，冠服如元始天尊像。六人秉圭，其中四人仙衣，二人通天冠，绛纱袍。真宗再拜于阶下。天尊与六人皆就座。真宗再拜于西阶。命设榻，召真宗坐，令饮碧玉汤。天尊语：‘吾，人皇九子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黄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电，梦天人，生于寿丘、后唐时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既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14 又在戊午日，宣称有“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于延恩殿，于是赵桓正式宣称，宋室为“轩辕黄帝之后”。并一再敕封所降之神为“圣祖天尊皇帝”。今辑入《全宋文》15第七册卷二六四、二六五、二六六诸卷之宋真宗表、告中，就屡次对这位子虚乌有的“赵氏之祖”充满着虔敬之颂词。《宋史·王钦若传》还说：钦若任景灵使时曾“阅《道藏》，得赵氏神仙事迹四十人，绘于廊庑。”这实际上是着手将赵氏祖先神话虚拟泛化，从而绕开了清苑二墓的真伪问题。此后整个礼仪制度的设计重心，也由“法祖”转为“敬天”，“神道设教”亦由此而兴。这倒是关系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转折，以其逸出本文主旨，另文不提。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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